杜莹杰 高超
在京派电视剧的创作与传播中,北京地缘文化景观起着关键性作用,为其叙事内容的建设和精神意蕴的表达提供了基础支撑。北京地缘文化景观在京派电视剧中不仅仅充当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承担着重要的叙事任务,是京派电视剧类型建构的核心元素,在传播中华文化品格、展现民族精神风貌,以及对抗当下欧美影视强势风潮侵袭方面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形象地标,具有其他城市无法取代的地位和价值,其城市形象和精神内涵的生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任何关于北京城市形象文化想象的艺术作品都离不开对其文化身份的确认和编码。电视剧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集叙事和视听艺术于一身,为这一独特的文化想象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可能性,是北京地缘文化展现的重要艺术载体。而京派电视剧又将独特的地域特性作为艺术底色勾勒着北京的形象。不管是独一无二的明清宫殿、百转千回的胡同民巷、广博开阔的天安门广场,还是热闹纷繁的地坛庙会、现代奇特的奥运鸟巢等,这些著名的地标元素从地理品性层面建构着北京城市形象;惊心动魄的王朝更迭、精明智慧的商贾往来、幽默雅致的市民生活、时尚前卫的男女情感等叙事元素从文化内容层面建构着北京城市形象。
京派电视剧类型发端源于北京地缘文化基础,与此同时也受到地缘文化定位的限制。京派电视剧随着时代的发展正在试图不断突破地缘定位,继而形成全新的审美效果,在文化底色上逐渐彰显出新的活力。不可否认,京派电视剧类型的创新首先得益于题材选择的多样性,多样性的前提来源于北京城市文化强大的包容性,这种多样性与包容性的背后依然凸显出的是北京地缘文化底色的多元与厚重。无论是《京华烟云》中有关民国历史背景的宏大壮阔,还是《大宅门》中有关医药世家的传奇动荡,抑或是《五月槐花香》中古玩行当的诡谲神秘,《天下第一楼》中老北京风云变幻的生意难经,以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日常百态,都能在不同题材的故事外衣下将北京城市文化容纳其中,京派电视剧文化身份的基础潜质直接决定了这种在题材创作层面的多元选择。京派电视剧题材类型大小皆有,既有家国同构的大气,又有胡同里弄的家长里短;既有乱世风云变幻,也有当代市井百态,文化意象的多义性增加了该类型容量的延展性,因此在叙事内容层面也显得更为丰富。宏伟壮阔的京城建筑、瞬息万变的历史景象、京腔京韵的人文展现、热情活泼的胡同生活,共同构建了北京城市文化意象,也构成了京派电视剧基本的叙事图景。
就历史维度而言,京派电视剧既存在以《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为代表的清宫正史系列电视剧,同样也可戏言描绘,如以《宰相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岚》等为代表的清宫戏说剧;作为民国军阀混战的大舞台和新中国的首都,京派电视剧中众多的年代题材叙事都与北京息息相关,这个见证时代风云并承载了无数集体记忆的城市一直是年代叙事不可取代的空间背景,如《战北平》《北平战与和》《狼烟北平》等以抗战和城市解放为叙事内容的战争题材剧;改革开放以来,京派电视剧中北京城市意象又成为现代都市叙事的基础载体,这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北京爷》《空镜子》等剧中都有所体现;还有展现北京城市精神与世界发生碰撞、交流的一批剧目,如《北京人在纽约》《别了,温哥华》等。因此,京派电视剧中的北京城市地缘文化结构是集传统历史与当下现实生活于一身的共时性本土想象。在全球化浪潮中,北京城市形象所附着的文化身份更彰显出吸纳与包容欧美及其他区域文化的整体话语系统特质。北京地缘文化结构以一种东方式兼容并包的文化姿态,为京派电视剧跨文化传播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知可感的自信与魅力基础。
在影视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影视行业受到影视产业氛围的影响,许多作品为实现最大经济效益出现模仿、抄袭等负面问题。作为以地域文化属性为基本标志的电视剧艺术产品,京派电视剧价值取向的正确与否,正逐步成为其全球有效传播及海外市场影响力扩张的重要参考标准。
独树一帜的北京城市叙事和精神内涵表达是京派电视剧类型影像的核心,其传播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想象更是类型影像呈现的主旨要义。面对如今全球化影视大潮下影视产业的创作趋势,北京城市文化是否还应该始终作为影视交际的重要媒介,是决定京派电视剧存在与转型的关键问题。在京派电视剧题材选择的有关研究中,学者们通常根据电视剧创作的时代背景和表现内容将京派电视剧的题材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北京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及解放初期这一历史阶段为故事发生背景的家族剧;一类是表现当代北京人生活和情感历程的都市情感剧。[2]从题材选择可以看出,京派电视剧遵循北京城市文化意象搭建起的京派电视剧基本叙事图景,创作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整体趋向,在原有类型叙事的范式中寻求叙事突破,以期为京派电视剧的文化格局拓展带来新的契机。“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本身就在不断赋予北京这座城市意象新的现代性要素。要探讨某部影视作品赋予城市的现代性内涵,除了要厘清附着在主要人物身上的现实生活外,还要回到现实生活本身,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的文化视野常常会赋予城市现代性不同的内涵。”[3]在观众好奇心和猎奇感盛行的前提下,京派电视剧的创新发展最先表现为题材类型的多元杂糅。
京派电视剧通常以清宫叙事、民国叙事、年代叙事、现代都市叙事四大题材为主要呈现形式,彰显了电视剧艺术与城市精神文化的有效契合。北京城市地缘文化背景为京派电视剧的价值取向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品格和民族特色,从而完成了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思想的内涵书写。北京以平和、包容、隐忍内敛的姿态彰显着古都的城市文化特性,同时也展示出与时俱进的时代魅力,其文化特质稳定中不乏变化,因此有关北京城的影像故事自然也应将同样的叙事理念作为逻辑基础。京派电视剧随着类型杂糅的深入,从时空背景到叙事逻辑再到情节内容也随之会出现相应调整,由此京派电视剧在题材选择上开始倾向于表现上班族、白领或者都市创业等内容题材,如《北京青年》《我的青春谁做主》等一系列展现都市年轻人日常生活状态的作品,可谓京派电视剧在选题范围与选题形式上的新突破。同样,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繁盛,京派电视剧成为促成国际交流的文艺作品,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人在纽约》,就曾引起了海外华人的情感共鸣。京派电视剧以承载历史传统、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高姿态,成为传播主流文化的先锋阵地。
地域文化特性直接影响着京派电视剧艺术品位的定位与成型。在时代环境影响下的北京城市文化创新精神,也使得京派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形式在当下影视产业激烈竞争大潮中极具竞争力。在北京城市精神文化概貌之下,接地气的题材选择,贴近时代、民生的主题诉求,独具品格的价值取向,鲜明有效的传播优势,使得京派电视剧创作与传播浑然一体,既能够抓住本土观众的心,又能够激发世界观众欣赏“北京韵味”影像叙事的品剧热情和内心共鸣。
京派电视剧在满足本土观众观赏消费之余,更以积极的姿态影响世界。东方意蕴的皇城形象、饱含情调的平民生活、积极厚重的都市情境作为北京地缘文化景观中京派电视剧的文化意象,成为京派电视剧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积极影响力的主要类型元素。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北京迅速国际化的同时,京派电视剧也随之也走上了国际化传播之路,如在《北京人在纽约》《别了,温哥华》等跨城市、跨文化题材中的“北京人”群像刻画,从对人本体的关注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北京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可见,京派电视剧承载的是北京人抑或中国人在时代变迁中的集体式理想。同时北京城市的古典与现代都以崭新的姿态进行影视审美演绎,如《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剧中故宫的形象在全球传播过程中衍生出全新的影视造型艺术价值,为全球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想象空间。古典文化的现代延伸同样为北京城市文化在京派电视剧的全球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现代都市题材的京派电视剧中一些标志性地标建筑也随即成为展示现代科技成果的空间场景,如《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青年》等家喻户晓的剧目中的鸟巢、央视演播大厦等著名城市场景,成为京派电视剧必备的造型元素。(www.xing528.com)
新世纪伊始,国际视野中的电视剧创作不再仅仅只关注国内市场和本地观众,更要求将市场拓展到海外市场,成为全球化的消费品。京派电视剧作为以地缘特性为分类标准的电视剧类型,地缘文化自信成为文化沟通的一个重要标准,如《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亚洲和非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热播便成为外交政治中的热议话题。同时,随着我国许多城市完成国际化都市的转型,“京腔京韵”不再仅仅是电视剧地域类型划分标准中鲜明的“标签”,电视剧创作中更强调地缘叙事上的多元与交融等特性,如《双城生活》中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地缘景观交织共同完成叙事背景书写;近年来讲述清宫宫斗秘史的相关作品也打开了京派电视剧叙事新局面,如《后宫·甄嬛传》热播,并被引入美剧市场,让西方世界对中国封建宫廷文化的了解得以延伸,再次激起他们对东方传统探寻的好奇心。“在故事内涵的建构方面,中国电视剧经历的是一个逐渐走出‘独白’,走向更高层次‘对话’与‘复调’的过程,值得强调的是,真正的‘复调’精神绝非众声喧哗却莫衷一是,而是以世界观的差异性、广阔性、包容性为基调,最终发出富有人文主义情怀的悠扬和声。”[4]京派电视剧登陆海外市场,成为传播国家形象的文化“名片”,有利于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跨文化传播的艺术形式或多或少都会遭遇“文化折扣”的问题,在文化输出过程中,扩大北京城市文化精神综合影响力是京派电视剧对外传播的必经之路,更是京派电视剧肩负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使命身份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京派电视剧优秀剧目,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共进步的“接地气”特质,如《嘿,老头!》这部剧讲述了发生在至亲之间的诸多平凡感人又温暖美好的故事,该剧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世界性话题有效嫁接,实现了新的艺术成功;《大猫儿追爱记》再度将北京青年人的职场爱情与生活作为叙事线索,集中体现了新式的北京青年生活和北京地域文化,可谓京派电视剧在现代都市爱情类型叙事层面的新突破。
其实,作为叙事背景的地域文化是电视剧最为自由和灵动的因素,既可以承担实实在在的叙事任务,又可以灵活地表达主题意念和生活体验,使地域性和艺术性在自然观和社会观表达中形成共融。北京城市文化精神是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其不仅指宏观层面的城市形象,还包括北京城市整体呈现出的“精气神”,以及北京都市发展势态和充满生活趣味的百姓生活气质,而这些生动鲜活的世俗写照,在电视剧叙事过程中实现了对生活的真实摹写和与城市景观建构的艺术真实共存的使命,给观众带来颇具质感的地域审美享受。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剧也寄托了普通大众对北京城市的独特情感认同和审美感受。京派电视剧通过对北京城市精神文化逻辑的宏观建构,以及对类型故事形态的整体把握,从文化意向性角度明确阐释了北京城市文化与电视剧影像呈现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使之形成独有的文化竞争力和意义价值体系。这种对城市文化的影像书写既是本土化的也是世界性的,更是京派电视剧与时俱进过程中对外有效传播的内在动力。
[作者杜莹杰系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中文系副教授;高超系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讲师]
[1]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派电视剧审美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7YTB018)、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中国电视剧民族寓言叙事与跨文化研究”(项目编号:CUC16B07)的阶段性成果。
[2] 李文丽.浅谈京派电视剧的题材[J].大众文艺,2013(9).
[3] 陈友军.略论电视剧中的当代北京城市意象[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4).
[4] 张育华.纵观30年中国电视剧的叙事流变[M]//周建新.新世纪中国影视研究景观.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20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