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的全球化进程及前景

杨乘虎

中国影视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命题。文化是由一个个文化参与主体和文化构建客体组合而成的，如何从“讲好故事”这样一种跨文化的媒介产品着手，由影视文化叙事出发来推动和影响世界文化格局，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符合期待视野的、愈加深远的文化影响力，成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课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将“故事”的讲述建立在产业基础之上，这时“故事”扮演的角色是影视产业的主要产品。面对新的时代发展环境，探索中国影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我们进行纵向观察，在历史层面上厘清影视产业观念认知上存在的问题，而且还需要我们进行横向对比，正确判断和把握“故事”的语境问题。

“语境”就是影视文化在讲述故事时，与不同的故事叙事主体、客体在进行类比、对比、正比和反比过程中所建构的文化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重要场合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这让讲述故事的视野和格局有了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责任、使命和担当。在将“故事”与“国家”这个叙事元素进行结合的过程中，放眼全球范围，尤其是在影视业发达的欧美及部分亚洲国家，我们能够关注到不同层面有关“国家故事”的多元表达。在这些“国家故事”当中，我们应当聚焦的是他们的“故事”到底表达了什么，以及这些“故事”确立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取向是什么。

美国故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博爱。在这种价值观的支撑之下，他们大力提倡个体的成功和某些商业意味浓厚的英雄的诞生。与美国的电视剧题材总在追逐日常中的离奇不一样的是，美国电影永远在塑造救世英雄的形象，无论是在太空中、在战场上，还是在家庭中。英雄叙事一直是美国故事最主要的叙事模式。

在欧洲国家，尤其是在英国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又有着独特的表达。英国在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及君主立宪制的文化限制下，其影视文化更希望表达的是一种文明的传统。英国自诩代表了欧洲最重要的、最精致化的文明时尚观，这种文明时尚观又来自于英国对其文学的优越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近年来产出的影视IP，更多来源于英国的文学著作，比如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英国的“国家故事”用本国的文学富矿来支撑影视文化创作，展示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再将视线转向亚洲，韩国“国家故事”的表达方式是在过去十几年间，利用其包括各种“包装”在内的极具时尚性的韩剧、韩综（综艺节目）打开了韩国文化对外输出的大门。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能够感受到我国的电视综艺节目、电视剧作等影视内容受韩国的影响很大。韩国是一个对大韩民族具有高度自我认同的国家，它在影视文化中展示的是一种精致、时尚的生活面貌和文化样态。相关数据显示，在韩剧、韩综（综艺节目）被中国观众广泛接受的时间内，中国赴韩国旅游观光的游客数是不断上升的。不难看出，韩国的影视文化输出在推动本国衍生产业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最后回到对中国影视文化的探讨上。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影视文化迭代中，比较突出的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直到今天的多元化类型迭出的新生代一路走来，我们的“大片情节”不断加深，“大片”层出不穷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这其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比较显著的。在“世界故事”的格局当中，“中国故事”自身独特的气质和特点是什么，是我们一直在打量、追寻和聚焦的问题所在。中国是一个宏大的概念集群，世界关注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路径很多，但包括影视文化在内的哪条路径、哪张面孔、哪个景观能够真实、立体、全面地代表中国、表达中国、诠释中国？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判断能够回答的。那么，在我们影视文化领域中“国家故事”讲述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以《战争2》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从《战狼》到《战狼2》，从5.5亿元到56.8亿元，“战狼”系列票房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高度的质疑。《战狼2》的主题“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那么战争题材在别国银幕上呈现的又是什么呢？《拯救大兵瑞恩》是生命对生命的救赎；《血战钢锯岭》是“美国雷锋”式的精神传达；《敦刻尔克》并没有关注在战争中谁是胜利者或谁是失败者，聚焦的是在战争中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的精神思索。反观《战狼2》所呈现的是在坚船利炮的悦目动效表面下，精神价值提升和贡献的失焦，甚至是缺失。21世纪初至今的十多年来，中国电影票房在国内市场出现大幅飙升，但绝大部分的国产影片在国际票房中的占比始终在10%左右徘徊，明显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内香”的国产片观影景观。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说与我们故事讲述的方式方法、理念策略没有关系。

从历史语境中检视，在世界看中国的时候，会将我们的电影以及其他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归结为“propaganda”（宣传），被认为是一种“dirty communication”（劣质的交流）。极强灌输式甚至填鸭式的宣传策略在我们的影视生产和传播中是存在的。一方面，这与我们过去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有关，过去我们主要通过推送、展映、赠送等方式来实施我们的国际传播；另一方面，从产业层面来看，沿着我们的历史潮流，顺流而下、逆流而上的影视文化对外传播通道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国家电影“走出去”在各大影视节、主题展映上虽然有一定的体量，但真正能够进入全球观众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些文化活动并不在产业的范畴里、不在市场的运行中、不在院线的运营内。市场导向的影视文化消费，是带动和转变公众接受视野、文化体验的重要环节。观众通过影视文化的出口能够直接与相对应国家的想象建立联系，然而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路径中，这个环节通道被淡化、消解，甚至是切割了。(www.xing528.com)

在外国观众眼中，包括外国影视剧作中呈现的中国是什么样貌形象，同样也是我们在影视文化交流传播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在外国诸多的影视作品中，展现更多的是古老的中国、神秘的中国。而现代化、科技化的中国在他们的影视剧接受视野中会选择什么样的理解，则是我们当下需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人海战术”的视觉呈现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是“peerless”（无与伦比的）、“amazing”（令人惊异的），西方媒体的原文是“shock”（震惊的）。这种表演带有鲜明的中国非传统文化特色，其实是我们在特别的时代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认知，它所带来的是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迥然不同的感性认知，而这种认知差异正是我们需要探索和研究的。一项外国观众最喜爱的中国电影题材数据统计显示，外国观众最喜欢观看的中国影片类型是武侠片，其次是动作片和历史片。基于这种接受偏好的取悦和迎合，是我们所常见的国产片“走出去”的创作模式。近年来，国内演播的电视剧中，《人民的名义》《我的前半生》《甄嬛传》《那时花开》等作品制作相当精良、主旨精湛，深受好评。但是同样有大量架空历史的影视剧作，其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表达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国的电视综艺节目领域，欧美模式、日韩模式占据荧屏多年，中国原创几乎无从寻迹。2017年，备受赞誉的中国文化综艺节目《朗读者》上线，该节目展示和传播的是中国书写文化以及朗读文化，但节目的符号化包装所运用的元素是鹅毛笔，演播室舞美设计是西方的罗马式宫廷建筑，这种形象和符号表达的是西方思维下构建的艺术殿堂。同样地，文化类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通过一轮轮的答题，产生的年度总冠军武亦姝所展现的“学霸”形象，更多的是源自西方益智类节目中的一种胜利者姿态，而并非国人心目中想象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才女”形象。在人物设置、形象塑造方面，我国的综艺节目是需要深刻反思的。中国化的故事表达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两种极端化的状态：一是中国故事的泛化，类型、题材、体裁等的扎堆、同质化表达，创意缺失；二是中国故事的窄化，追寻的是单一的价值取向，一味宣传主流或是一味宣扬市场营利，价值的综合性、多元性是缺失的。同时，泛娱乐化语境中的影视创作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如影视剧作的“小品化”“漫画化”现象，语言直白的“段子”充斥着视听感官，如开心麻花创作团队近年来的电影《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等有很高观影愉悦度的作品就是如此。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用“好莱坞”的标准规范自身的影视文化生产，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叙事观念的引荐上，国产电影的风格、样态越来越具有美式影片的特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影视创作以成为“好莱坞”标准的影片而欣喜。这种逻辑的潜台词是：美国的即是世界的。纵观影视发展的路径，这种参照、模仿和学习借鉴不失为一种必要方法。然而，当中国的影视体量如今天航空母舰般庞大时，其远洋航行的目标不应该还在追寻着美国的模式。

中国本土影视文化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化、负面化、模糊化以及封闭化等诸多问题，让当下我们对“中国故事”的影视化呈现有了更多反思。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而影视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理念、路径和方法都需要升级迭代；同样，故事中的价值内涵和判断取舍也需要遵循新的法则。在新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格局下，和全球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与新的全球形势变化相对应的，是中国将要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展现自身的大国形象，包括政治、经济维度价值释放，如“G20”会议、“金砖”会议、“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这些举措正是我们在向全世界分享中国式的发展经验和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这对于全球治理和发展是一种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在后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迈进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故事的表达必当赋予新的内涵，要从以往的“中国元素”“中国符号”等片面化的展示，转变为“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气派”这些成系统、见规模、有理论的积极呈现。

对“中国”概念的全新阐释，不仅是作为一个空间或地点的存在，也是包括个体作为元叙事的“中国面孔”和“中国形象”的存在，同时也是以“中国故事原型”丰富和拓展世界影视故事格局的存在。我们的治理经验、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价值特色都应当是我们的“中国故事”中应当包含的内容因素。除个体生命经验、群体认知经验之外，我们还要站在世界的角度审视人类的发展，无论是大数据时代、新媒体时代、智能化时代，还是后全球化时代、后现代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今后的生存和发展主题，同样需要我们赋予它新的内涵和价值。我们提倡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只有将这种实力呈现得像水一样柔软、润物细无声的时候，这种文化传播才是最高级的、艺术的。“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中国故事”作为影视文化的表达和传播，既要人夸“颜色好”，又要在世界范围内留下它代表价值多元性和文化包容性的“清气满乾坤”。中国影视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产业力量助推，但绝不能做市场的奴隶，如此才能在世界影视文化格局中把中国的特色旗帜鲜明地亮出来。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员、首届白杨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全国广播影视“十佳”理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