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全球化和后全球化的进程与前景

周春霞

在从“电影产业”黄金十年向“电影创作”黄金十年的转型过程中，《战狼2》无疑在2017年一直不温不火的电影市场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不仅是因为其骄人的票房成绩（4小时破亿元，3天破6亿元，85小时破10亿元，不到两周超过《美人鱼》的票房纪录），更是因为影片在制作、叙事、场面、人设等方面引起的热议。2017年8月9日，豆瓣上对《战狼2》的评论就达到了6572条。网络上针对此片的评论一度呈现两极化趋势：一方指出影片的叙事全无逻辑、打戏太多、好莱坞翻版、女主可有可无等问题；另一方却认为《战狼2》真实可信、良心之作，更有专家学者认为它是一个类型加强版的新主流大片，并且开创了一种亚类型。^[2]联系近两年口碑不错的《战狼》（2015）和《湄公河行动》（2016），将主流价值与商业化高度融合的“新主流大片”正在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一种重要类型。本文认为，《湄公河行动》《战狼》《战狼2》《建军大业》等影片正在形成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文化症候。这些新主流大片力图回应从全球化一路高歌猛进到被认为是“全球化终结”的后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提供资本主义危机之外的替代性路径，粗略地勾勒了一幅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地图。新主流影片获得了相当的关注，在国家形象建构方面也获得了空前的突破。这些影片力图从三个维度上建构起国家形象：从历时维度上展现新中国建设历程与强国形象；从共时维度上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结构内部处理好部分与整体，即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虽然存在诸多问题，新主流大片却为今后中国电影发展指出了方向。

新主流大片是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化、类型化相融合的产物。^[3]近几年来，无论是《战狼》（2015）《战狼2》（2017）“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口号，还是《湄公河行动》（2016）跨境办案为中国公民伸张正义的行动，都力图塑造强大的国家形象。颇有意味的是，不论是《建国大业》启用明星出演的策略，还是《建军大业》用“小鲜肉”们出演，都显示的是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与历史记忆之间断裂的现象。社会转型的历史图景在影像中得以符号化表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冷战岁月、意识形态的对峙使得亚非拉国家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图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影像空间从亚非拉转向了欧美发达国家及其生活景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论断，虽然是对殖民主义时期的景观呈现，但运用于全球化时期却也恰如其分。在超越了单纯的麦克卢汉“地球村”的技术决定论阶段之后，吉登斯从时空观的角度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结合起来，指出时空延展形成了一个“无他者”的世界，但是也存在着“普泛性危机”。对全球化理论加以批判的理论来自詹姆逊，他在全球化过程中发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和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全球化的过程是现代化的渗透过程，或者说是同质化的过程，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形成截然相反的观点。但是到2016年，英国脱欧与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退潮，以及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虽然警惕民族主义兴起的声音时有响起，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正将进入一个多中心、多引擎、多条道路和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时代。^[4]

所以，与《中国合伙人》《致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泰囧》不同的是，《湄公河行动》《战狼2》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文化地图。这些新主流大片挣脱了西方现代性关于“中心”与“边缘”、“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更加多元、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中寻求自身的定位与文化形象。《湄公河行动》中，面对伤害中国船员的犯罪团伙，中国公安人员越境办案，雷厉风行，展示了大国风范。《战狼2》延续《战狼》的人物关系，讲述了因违纪脱下军装的冷锋，为寻找杀害女友龙小云的仇人，深入非洲，却不料卷入非洲叛乱，本来可以安全撤离的他，为营救同胞及非洲朋友，主动返回，与雇佣军展开一场恶战，最终胜利返回的故事。与《战狼》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我国西南边境不同，《战狼2》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非洲，这一方面满足了视觉文化时代观众热衷于欣赏奇观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全球化时代的异域风情。

事实上，正是通过巧妙的空间想象，影片无意中完成了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战狼2》等新主流大片的意义也许不仅在于塑造了“中国式超级英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后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形象。而《战狼2》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不是简单的单面向的，而是多维度地构建了一个文化坐标。这种多维度主要表现在历时、共时、系统内部等方面。

从历时的角度塑造国家形象。与同时期上映的《建军大业》相比，《战狼2》没有更多地展示历史内容，但是其潜台词却无形中将自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展现了出来。冷锋在与雇佣军肉搏战时，作为雇佣军的“老爹”对于冷锋的傲慢态度一目了然，甚至对冷锋说：“你们是劣等民族，这一点，你得习惯。”这句台词一方面显示出雇佣军对中华民族的傲慢态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种傲慢来自中国历史上给人的印象。身材矮小的中国人与高大健壮的外国人以命相搏的画面在影像中并不少见。从20世纪就不断塑造的霍元甲、陈真，到最近的“叶问”系列，事实上都是在力图打破中华民族曾经被人冠以的“东亚病夫”称号。所以，当冷锋在与雇佣军肉搏战取得胜利之后说出“那是从前”的时候，一个不同于近代史一向被人所轻蔑的中华民族的形象赫然挺立起来。

颇有意味的是，《战狼2》虽然主要表现的是冷锋营救中国侨民和非洲朋友的过程，但是影片的开头曾经强调，只要进入中国大使馆，就安全了。非洲的起义军是不会伤害中国人的，因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获得合法政权就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一点在影片的结尾又再一次得到强调。当一行人乘坐汽车来到码头的时候，冷锋正用胳膊当旗杆，撑起五星红旗，对方看到了五星红旗，才决定对他们放行。于是，在激烈的孤胆英雄深入敌人腹地营救工厂工人，经历了生死历险之后，还是象征中国的五星红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于是，影片完成了对于孤胆英雄与国家形象双重建构的缝合，也引出了中国与非洲不同寻常的国家关系。

事实上，在中国当代史上，中国与非洲的确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寻求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其他可能，中国同亚非拉等国家积极建立友好关系，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联盟。影片中，非洲小男孩一直称冷锋为“干爹”，其中的潜台词便是中国与非洲有着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欧美国家而被日渐遗忘。鉴于这种历史关系，冷锋回去营救中国工厂的工人与非洲小男孩的妈妈才符合叙事逻辑。

所以影片从历时性的角度，勾连出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在国际上的诸多形象：近代被动挨打的“东亚病夫”形象、毛泽东时代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独立自主形象以及当前经济崛起之后拥有强大自信的国家形象。影片的前景虽然是一个个人主义式的超级英雄，但是纵深里却始终站着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

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无疑意味着一种双重互动：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中国当前文化形成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加入世界的大合唱，中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中国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运动的终结，相反，却可能意味着中国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到了。因而，如何在后全球化时代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塑造何种形象，是新主流大片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于是，新主流大片在影像空间上不再单纯把欧美国家生活景观作为唯一的取景地，在《湄公河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不惧邪恶势力/国家敌对势力跨境办案的勇武的中国公安；《战狼2》将取景地放在了非洲，使得非洲成为各国展示自己力量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非洲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雇佣军同中国的敌对关系、雇佣军与非洲的经济关系得以充分展现。

自《战狼》开始，在设置敌对势力时，吴京都采用了“雇佣军”这一代表邪恶的形象。这一创意被很多人诟病，指出“雇佣军”的人物设置存在问题。郭松民在微信公众号“保马”上就以《战狼2：中国，拔剑四顾心茫然？》（2017年8月4日）为题，指出了影片在诸多裂隙中凸显了中国在国内国际政治格局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但是，也许这正是吴京系列影片的独特之处。

与《湄公河行动》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不同，《战狼2》虽然也有撤侨的历史事实作为支撑，但是其虚构成分大于对历史真实的还原。所以，《湄公河行动》利剑出鞘，指向三国的犯罪团伙以及政府的不作为。“战狼”系列影片虚构了一个“雇佣军”的团体，这个团体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却可以为了经济利益为任何势力卖命。《战狼2》中，雇佣军原本是被“红军”雇佣来的，但是当更大的利益摆在前面的时候，他们干掉了“红军”的头目，扶植了一个傀儡式的头目。

所以，雇佣军在“战狼”系列影片中的意义在于，影片并没有指明敌对势力是哪个政治集团或国家，但是，它又可以指代任何与中国的目标相悖的势力集团。这和“战狼”系列的宣传口号“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思想一脉相承，即可以指代任何敌对势力。

《战狼》《战狼2》《湄公河行动》等新主流大片在生产时面临着双重“影响的焦虑”，一重焦虑是，当代中国文艺史上众多“红色经典”或主旋律影片为人们提供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无数典型，无论是“十七年时期”的只身入虎穴的杨子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还是新时期的泥腿子英雄李云龙，都成为一代人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然而，这类极具革命英雄主义的英雄在当代却面临着接受上的难题，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在忠实原著与人性化处理之间举步维艰，完全忠实于原著的改编观众并不买账，而过多人性化处理与增加感情戏的处理方式也落得“红色”变“黄色”的批评。官方对于红色经典改编的要求也使得创作者们的空间被挤压。(www.xing528.com)

另一重“影响的焦虑”是全球化时代以来被观众广为接受的好莱坞大片带来的。这些好莱坞大片往往以个人主义式的孤胆英雄为影片的主要表现对象，这些孤胆英雄因对抗体制、拯救人类、传递普适主义的价值观，一度获得观众认可。但是，影像空间中无所不能的英雄却不断被现实生活的真相所否定。《战狼2》中当冷锋质问女主人公“你们的政府在哪里”的时候，美国政府多年来所宣传与树立的人民强大后盾的国家形象一时间土崩瓦解。而在现实中，当中国留学生章莹颖失踪多日，美国警方仍然无所作为等现实事件出现时，网友也在网上质问那些FBI的工作人员在哪里。

面对着双重焦虑，《湄公河行动》《战狼2》既不像红色经典作品一样，以牺牲个人成就国家作为创作原则，也不像好莱坞大片那样，以个人主义对抗体制式的英雄为噱头。这些新主流大片巧妙地将英雄形象与国家形象的塑造结合起来：国家是个人的强大后盾，而个人努力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湄公河行动》中的高刚、方新武等当代英雄的勇武精干与国家/公安部的英明决断是个人与国家形象的双重建构，《战狼2》则是冷锋在前线作战，后方有强大部队的支持。

《湄公河行动》与《战狼2》等新主流大片并不排斥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湄公河行动》用了很大篇幅表现高刚、方新武与糯康团伙作战的场面，对方新武的卧底生活也用很长的时间展现。《战狼2》更是冷锋作为现代军人的一次才能展示。但是这种英雄行为并没有让人反感的最主要原因也许在于解构英雄之后留下的空白一直无法得到填充。所以这类“军事动作片”正好满足了人们对于英雄的想象。如果对华语“动作片”作一谱系学考察，新时期以来，以成龙为代表的警匪动作片以及成龙杂耍式的武打风格给人们带来了严肃武侠片之外的审美风格，之后甄子丹的“叶问”系列激起了民族主义激情与拳拳到肉的真实美学，然而，“武术终为肉身之术，肉身与枪炮较量，往往成为影片历史悲情的来源……赤手空拳强化了武术身体表演的真实性与超越性，身体的搏斗搁置了前现代的刀剑与现代的枪炮，搁置了技术上中西/古今的较量，而创造出一个暂时自足的空间，这一空间里只有身体的比较，而弱化了现代技术的位置，使得民族主义寓意得以安放”^[5]。

所以，新主流大片吸引观众的地方，正在于其正确处理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前景强调英雄主义的同时，影片中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与支持。正因为如此，新主流大片中的英雄，既不是集体主义群像而不识个人面目的“高大上”式英雄，也不是好莱坞个人主义式孤胆英雄，而是当今后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英雄。

综上所述，新主流大片国家形象建构在历时维度上遭遇尴尬，《建军大业》等影片就暴露了这方面问题。而《战狼2》通过重置空间想象解决了全球化时代危机，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非洲，从而勾连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的世界景观，使国家形象呈现出整体性与统一性，使断裂的当代中国史看到了连续的可能，实现了与历史的对话。但可惜的是，这一点并未引起太多人重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在共时维度上，通过寓言式的影像传达了在国际上中国应该承担的角色与地位，使国家形象呈现出责任感与使命感，并且将个人主义式的孤胆英雄与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集体主义英雄结合起来，使得国家形象呈现出高度认同感。

当前，从哲学层面与国际关系层面上来说，关于全球化、后全球化、逆全球化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全球化终结”的言论，还是后全球化时代开启的预言，抑或是对逆全球化现象的否认，都在指向一种新的趋势，即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谋求多种文化共同和谐发展正在成为很多国家的共识。在此背景之下，新主流大片应运而生、应势而动，终于将多年来一直处于分裂的主旋律、商业大片融为一体，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历史、国家与个人三个维度上塑造了一个为观众所普遍认可的国家形象，也塑造出代表后全球化时代的英雄形象。虽然《战狼2》开头的强拆画面令国家形象遭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构，但是却给我们规划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正像有的影评所指出的那样：《建军大业》指向历史，而《战狼2》却指向未来。影片中于谦扮演的商人，从义无反顾投入移民大军，到在危难时本能地依靠中国政府的行为，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身份认同的悖论，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国家形象建构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留下了缺口。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

[1] 本论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7WXB001）的阶段成果。

[2] 陈旭光.新主流大片《战狼2》：“类型加强”、国家形象建构与“中国梦”表达[N].中国电影报，2018-08-09.

[3] 张卫，等.界定·流变·策略——关于新主流大片的研讨[J].当代电影，2017（1）.

[4] 李怀亮.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传播[J].现代传播，2017（2）.

[5] 唐宏峰.叶问故事：被观看与被化解的民族激情[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