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与东南亚国家的电影交流：影视进程与前景

谭慧 何媛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电影作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列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如何在“一带一路”布局中找到中国电影新的传播路径，让中国优秀影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较好的传播，发挥文化优势，带动区域交流合作，是当前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强度和广度。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和东帝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全球电影新格局的背景下，回顾、梳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电影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无疑会为中国电影自身民族形象的塑造及今后中华文化借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道路指明方向。

中国电影正式迈出国门的第一站即是“南洋”^[1]，据记载，这种电影海外传播活动“始自民国十二三年间”^[2]，即1923年至1924年间。最早输出的是时装爱情片，如明星影片公司的《玉梨魂》、大中华百合公司的影片《采茶女》等，均在南洋群岛供不应求。之后，天一公司摄制的古装历史片《白蛇传》在南洋大出风头，利市三倍。国内制片公司趁此机会又向南洋输出了《珍珠塔》《三笑》等由弹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以迎合当地华侨的口味。接着又相继输出了《盘丝洞》《月老离婚》《王氏四侠》《火烧红莲寺》等古装神怪片、喜剧爱情片及武侠打斗片。资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一共有150家电影院，而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却有四十家华人经营的电影院”^[3]。1940年邵氏父子在新加坡设制片厂，到1941年元旦，《星洲日报》刊发邵氏的整版广告称：“1941年，我们在星马、印尼、泰国、安南，已经拥有了139间戏院。”^[4]（“星马”即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安南”今称“越南”）

此外，中国也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电影合作。1937年，越南诞生的第一部本土投资、表演和使用越南语的电影《魔鬼的田野》，就是与中国南方电影公司合作，在香港拍摄而成的。虽然该片在中越文化的深度交流方面并无探索，但作为越南第一部有声电影，依然在越南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早期中国电影在东南亚受到追捧与当地华人华侨息息相关。当时南洋的大量华侨为生活远走他乡，渴望来自故乡的声音，期盼看到熟悉的面孔。再者，当时的南洋诸国对中国电影审查宽松，如“安南菲列滨（电影审查）比较好得多，暹罗除掉侮辱佛教的影片加以取缔外，其余都无问题”^[5]（“菲列滨”今称“菲律宾”，“暹罗”今称“泰国”）。看中国电影使华人华侨的思乡情绪得以释放，也使中国文化在当地得到传承。

在这一阶段，东南亚多数国家尚处于殖民阶段或刚刚获得独立不久，本国电影业暂未正式起步，中国电影在东南亚成为仅次于西方电影的外国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必须走出去”“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等外交决策与方针，奠定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往来的基础。1950年，国务院颁布《国产影片输出暂行办法》，在税收和外汇结算等多个方面给予出口影片以优惠政策，鼓励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同年，我国向印度尼西亚输出了《中华儿女》《赵一曼》等影片。1951年年初，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6]成立，设置专门负责电影输入与输出的部门，同时在印度尼西亚等国设立了驻外代表处或常驻代表。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精神的指导下，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以交流为主，商业属性淡化，电影“铁盒大使”的作用凸显。1956年，中国选送的《在和平建设的岗位上》《农业合作化高潮》等多部纪录片参加印度尼西亚日惹电影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火热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

此阶段香港电影在东南亚市场的放映交流也风生水起。两地电影人之间的合作非常频繁。自50年代中期起，《马来亚之恋》《槟城艳》等越来越多的香港影片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故事背景，或在新马两地拍摄外景。参演明星秦剑、谢贤、南红等成为红遍东南亚的人气偶像。在菲律宾，合拍影片《蛇女思凡》《香港假期》等分别制作菲语、汉语（其中又有普通话和粤语版本）版本在中菲两国公映。在越南，香港制片人伍华在河内投资设厂，先后拍摄了《艺术与幸福》《范公菊金》等影片，被称为“开创越南电影事业的功臣”^[7]。

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还未散去，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的电影业发展总体较为缓慢，但在中国市场上仍可见到东南亚电影的身影。越南出产的第一部故事片《同一条江》（1959）在次年即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后在中国内地公映。在香港，50年代末，商人陆运涛与邵逸夫先后携新加坡资本北上开拓电影事业，他们分别成立的电懋、邵氏影片公司迅速发展为香港最具行业影响力的电影公司。

1967年东盟成立，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加之中国国内处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总体上看，中国与东南亚的电影交流进入低潮期。

60年代末，东南亚民族运动爆发、排华浪潮兴起，华语片市场顿然收缩。在马来西亚，政府建立专门放映本土电影的戏院，并设立特殊部门统一管理进口影片，被认定为宣传大中华意识的影片一律禁止，1976年便有十多部香港影片因此被禁。在印度尼西亚，70年代后期政府逐年压缩配额抵制电影进口，使得外国影片从1972年的766部缩减至1978年的100部，港片输入严重受创。在新加坡，政府提高电影进口税，并开始实施电影审查制度，该制度实施的第一年就有44部影片在新加坡被禁，这也大大影响了港片的输入。

在此期间，唯一与中国内地保持电影交流的是越南。70年代前期有9部反映越南人民生活的电影经译制后在中国内地公映，即《森林之火》《前方在召唤》《战斗在继续》《阿福》《回故乡之路》《琛姑娘的松林》《山村女教师》《小火车站》《火》。这些影片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增进中越人民传统友谊起到了积极作用。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在内地电影缺席的情况下，香港电影继续在东南亚为中国电影保有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处理与外国的党政关系时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论亲疏，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关系得到缓和。

此一阶段，中国积极参与新、缅、菲等国的电影节展。在1982菲律宾举办的首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影片《梅花巾》获最高荣誉金鹰奖。^[8]在1983年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中国选送不同类型共9部影片参展，其中5部获得大奖。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多次合作举办电影周。1985年，我国与泰国互办国家电影周；1986年，“中国电影周”落户菲律宾。1987年，新加坡“中国电影节”影展放映了《末代皇后》《血战台儿庄》等10部影片；次年，又有《红高粱》《棋王》等8部影片亮相新加坡“中国西安电影周”活动。此外，中国电影通过平面媒体、线下活动等渠道走进东南亚观众的视野，仅在新加坡一地，80年代的中国电影就有上映影片有奖问答、明星首映登台活动、影迷影评等宣传方式。

中国与东南亚电影人积极开展对话合作。我国电影代表团先后多次出访菲律宾、缅甸、柬埔寨等国家，并接待了对方电影界人士。中国电影人也通过一部部作品为东南亚观众所熟知，1983年，《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原野》先后在新加坡上映，^[9]以刘晓庆为代表的电影明星逐渐在当地打响知名度。同时，香港延续着与东南亚良好的交往关系。80年代，港台流行乐风靡亚洲，香港艺人与东南亚演艺明星频繁互动，由此带动了电影领域的合作，如马来西亚歌手阿牛参与香港电影《风尘十三姨》的拍摄；马来西亚女星杨紫琼常年在香港发展。此外，还有香港演员梁朝伟主演越南影片《三轮车夫》、钟丽缇主演泰国影片《晚娘》等。影视资源的流动与跨区域合作，深化了中国与东南亚在电影方面的友好关系。

尽管社会改革的背景决定了当时中国对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电影交流的政治诉求远远大于商业诉求^[10]，但双方在商业市场上仍做出了一定的努力：1982年，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了菲律宾影片《女仆》；1983年，长春电影译制厂译制了泰国电影《翠彩》，菲律宾电影《飞蛾》《金牌》；1989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又译制了泰国的《婉丽》等影片。经过十年低谷期后，这份成绩单显得格外珍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开始注意摈弃意识形态分歧，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搁置争议，以务实且极有诚意的态度开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这一时期，举办中国电影展/周的东南亚国家不断增多，展映活动的种类更加丰富。同时，电影领域的人员交流、行业互访渐成常态。香港电影行业在东南亚的发展也迎来新的高峰。功夫巨星成龙塑造的银幕形象在东南亚红极一时；泰国、菲律宾的城市影像也为《喋血街头》《安乐战场》等影片增添了观赏意味。在这一时期，香港与东南亚的电影合作还突破了表层的异域景观呈现，开始挖掘更深层次的文本意义。《阿飞正传》中，张国荣扮演的旭仔玩世不恭，心中却始终放不下关于身世的迷惑，最后他抛下一切只身前往菲律宾寻找生母。片中的南洋异地，成了旭仔重生的起点。《花样年华》中，苏丽珍（张曼玉饰）多年后去到新加坡寻找周慕云（梁朝伟饰），电话通而不语，在这陌生的环境中，苏丽珍将内心的情感封存并永远留在异乡。在影片结尾，周慕云同样将心中的秘密永远封缄在柬埔寨吴哥窟的一个树洞中。此处的东南亚土地，成为一段中式感情的最终归宿。

东南亚电影在中国方面，1992年，越南电影代表团积极参加首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次年，又增加了印尼电影代表团来华交流访问；1994年，在第三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首次增设的金鸡国际影展版块即有越南影片参展。中国于1993年创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吸引了东南亚国家的广泛关注，第二届即有优秀的泰国影片参与到电影节金爵奖的角逐当中。

总体而言，9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电影交流全面深入，为两地在新世纪的交流协作奠定了基石。

21世纪伊始，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空前提高。2015年，伴随《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正式刊发，中国电影在东南亚的传播，呈现出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新态势。(www.xing528.com)

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在双边政策层面拓展电影交流的通道，进一步推进电影合作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实施后，东南亚多国与中国达成了一系列电影合作意向。201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宣布将展开中马在电影方面的长期战略合作。在2016年中国—东盟电影合作论坛上，中国与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影视合作意向书。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备忘录。

频繁开展电影节/展层面的交流互访，使更多优秀影片进入两地观众视野。这一时期，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互办了国家电影展，我国影片多次参加东南亚地区电影节并获奖；同时，在多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缅甸、越南、新加坡等电影代表团带来的《流逝的岁月》《神秘的雪》《小孩不笨2》等影片，受到中国观众的好评。在“一带一路”的引领下，中国于2014年创办了“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来自东南亚的影片占据了相当的放映比例。

商业电影成绩斐然，东南亚重新成为中国电影在海外传播的有力阵地。近十年来，中国电影在东南亚国家多次打入年度票房榜前十名，甚至击败好莱坞巨作夺取票房冠军。此外，中国系列电影逐渐培养出一批忠实的海外观众，“叶问”系列（5部）、“窃听风云”系列（3部）等在东南亚多国均有引进且票房领先。同时，进入东南亚的中国电影类型更加多元，目前，以《窃听风云》等为代表的犯罪悬疑片，以《泰囧》等为代表的喜剧片，都获得了东南亚市场的票房肯定。

总之，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进入了繁荣的新时期，中国在国际传播视域中的民族形象愈加清晰，电影的软实力作用愈加凸显。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诸国是一衣带水、文化同源的友好邻邦，新世纪新形势下，在这个“朋友圈”里放什么电影，怎么放电影，放给谁看，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近水楼台，借力打力。东南亚地区生活着海外最多的华人华侨，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中华文化对东南亚华人文化圈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华人社区的带动效应，利用语言交流的便利、血缘纽带的亲近、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价值观念的相似，有效降低中国电影在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实现中国电影的自然“溢出”。

趋同存异，借船出海。努力寻求两地在人文层面的共同点，寻求内容上的平衡与形式上的调和。同时，中国电影也要巧妙地保持民族特色，善于转化目标市场的“异质文化”，将当地观众喜爱的元素作为外壳，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从而借助“外壳”已有的受众基础，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拓展类型，打造明星。一方面，中国电影应继续丰富类型，全面出击；另一方面，要重视打造明星效应。今天，有甄子丹、成龙等明星参与的电影往往都在东南亚各国票房榜上排名前列。借势“一带一路”政策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频繁的电影合作，拓展影片类型与打造新的明星效应将有利于实现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多赢局面。

开放多元，落地生根。在不断优化电影本体内容的同时，我们更应当充分把握现有渠道并优化格局，使中国电影在东南亚的传播更加开放多元。“走出去”的中国电影还要扎根当地，与当地院线放映网络和发行公司开展良好合作，借助当地院线与发行商对本国市场的了解，更加准确、便捷地进行宣传与上映。

“国之交在于民之亲”。电影的传播可以带动其他消费需求，刺激旅游、饮食、服饰等文化消费的兴趣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由此，以电影为媒介，可以将中国文化渗透到东南亚社会的各个层面，培养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从而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谭慧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何媛系北京电影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1] “以‘南洋’来指代现在的东南亚地区始见于清代文献，按照字面的意思，是指‘南方的海洋’”。李亚男.从“南洋”到“东南亚”——东南亚地区名称变迁与中国地区政策的调整[J].天津大学学报，2014（6）.

[2] 冯沛龄.老上海电影期刊经典·电影月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250.

[3] 萨杜尔.世界电影史[M].徐昭，冯承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558.

[4] 武云溥.四大王道和三大桎梏：邵逸夫电影帝国的兴衰[J/OL].（2014-01-16）[2017-07-04].http：//news.mtime.com/2014/01/14/1522998-2.html.

[5] 冯沛龄.老上海电影期刊经典·电影月报[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132.

[6] 原名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后改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1958年始改用现名，即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7] 罗卡，法兰宾.香港电影跨文化观[M].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5.

[8] 《中国电影年鉴》编辑部.中国电影年鉴1982[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355.

[9] 《原野》女主角刘晓庆[N].联合早报，1983-08-29（16）.

[10] 范志忠，吴鑫丰.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中国电影[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