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 梁君健
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用“三分法”将电影分为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片，三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显而易见的“鸿沟”：主旋律往往不商业也不艺术，商业片往往不艺术也不主旋律，艺术片往往不主旋律也不商业。直到《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作品出现，才使三者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了。于是，人们开始用一个新概念来表述这种现象——“新主流电影”。但是，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新？“新主流”与主旋律是什么关系？“新主流”与老主流如何相关？“新主流”创作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新主流”会向何处去？所有这些问题，都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中国电影的创作提出了现实考题，需要我们来解答。
新主流电影之“新”，新在既不同于教化功能过于明显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业功能至上甚至唯一的主流商业电影，其核心特点是为主流市场所接受、所认可、所欢迎，既是大众电影，同时又是鲜明地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主流价值观的电影。新主流，完成的是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融合，是类似好莱坞主流电影那样的价值观与商业性的融合。新主流电影，也就是未来中国的主流电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载体，也是国家意志与民众需求的精神汇聚。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产业改革以来，主旋律电影在泛情化和商业化上呈现出来的困境，以及以“小时代”系列为代表的商业电影在价值观上的混乱，都迫使整个电影行业对于“主流”及其陈述方式进行新的思考。正是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中国合伙人》《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战狼2》《红海行动》《无问西东》《厉害了，我的国》等一系列被认为体现了“新主流电影”特征的“标杆”影片。这些影片票房都在5亿元以上，《战狼2》甚至创造了56亿元的惊人票房纪录，证明了它们都是真正市场上的主流电影。但同时，它们又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主流精神，主流媒体、电影观众、新媒体的舆论走向达成了最大程度上的一致，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作品既“好看”也体现了“正能量”。口碑、票房、执政者愿望，通过这些作品达成了相对的一致性，这也让“新主流电影”的口号在市场化条件下，有了真正的实践性成果作为支撑。
这些影片最核心的一点是，不再用主旋律去包装商业性，也不再用商业性去改装主旋律——这恰恰是先前许多创作普遍采用的策略，创作者自觉地意识到：如果是被观众认同的主旋律，其本身就有商业性；而如果是能够影响到观众情感的商业性，其本身就可能体现出主旋律。换句话说，新主流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好看”的故事、大众的类型来表现主流观众认同、接受、心向往之的主旋律。正是在这一点上，新主流电影有了重大突破。
考察这些新主流电影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体现了以下共同特征：
第一，题材。从题材上看，新主流电影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更倾向于选择以“敌我冲突”为基础的“正取向”的正剧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个体通过努力，表现事件从逆境到顺境的转折，最终勇者胜、强者胜、正义代表方胜、中国胜。所以，这批作品大多数是军事斗争题材的作品，即便是《中国合伙人》这样的创业故事，也“建构”了蛮横的美国人作为“假想敌”，最终战而胜之。这与过去许多主旋律作品的悲情化、泛情化策略很不相同。新主流电影几乎都是以“我”之胜利、“敌”之失败为结局，满足了观众对于正剧的“正义感”认同的需求。克敌制胜、扬眉吐气，是主流电影的共同心理需要。“嗨起来”“燃起来”，几乎成为这类电影的共同审美体验。在客观上，这也与人们对大国崛起的认同、对英雄和超级英雄的崇拜和向往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
第二，人物塑造。在人物塑造上，新主流电影更倾向于选择具有个体局限性甚至弱点的普通身份的主人公。这些影片的人物大都是基层官兵、普通青年人，而不是主旋律作品中常见的领袖伟人或者道德楷模。无论是《战狼》中的冷锋还是《湄公河行动》中的高刚、方兴武，无论是《中国合伙人》中的成东青们还是《无问西东》中的沈光耀们，这些人物都是从个体的“低起点”开始的，他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性弱点”，甚至还受到主流体制的排斥，但是最终他们都选择了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道义的担当。这种来自个体的选择过程，使这些人物形象立体丰满，增强了与大众的接近性，也强化了艺术表达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具有一种从低起点到高潮的代入感。许多时候，这些人物从个人奋斗到道义担当的选择和转变，甚至能够创造让观众“泪流满面”的感染效果。
第三，创作方式。这些作品都走上了大制作的情节剧或类型片道路。它们不仅有一波三折的故事、饱满的戏剧冲突、曲终雅奏的高潮模式，许多作品甚至还采用了动作类型片那种紧迫任务驱动的强动作模式，配以好莱坞式的缝合电影语法和对观影者具有强烈控制力的镜头组合、画面构成。《战狼2》《湄公河行动》等都是远远超过常规国产电影平均数的3000-4000个镜头的剪辑组合，流畅的叙事、煽情的手段、精良的制作，这些按照大众电影规律所形成的电影语言风格和叙事风格，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比较完美的呈现。大众叙述的高完成度是新主流电影形成美学效果的必要保障。
第四，主题表达。这些作品都鲜明地体现了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并不是传统主旋律意义上的“概念化”人物，他们大多有自己的性格逻辑、成长逻辑，他们是用不同的“个体”方式介入到故事中来的。然而，这些作品通过特定的故事和情境设定，让这些主人公不仅仅是“个体”，更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民族尊严和荣誉的捍卫者，他们的个体性被赋予了某种民族的普遍性和正义的普遍性。以《战狼》为例，冷锋是一位不守规矩的被除名的退役特种兵，但是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而他身后就是那个“强大的祖国”。换句话说，这些影片在主题表达上完成了个体与国家不可分割的观念传达。每个人都是中国，中国就是每个人。它们是从个人出发，进入到主流价值的整体性的。恰恰是通过叙事所完成的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的想象性融合，将无数“孤立”的观众缝合到了个体和国家水乳交融的意识形态共同体中。
说得再简洁一些，新主流电影的特点就是：正剧题材、精良制作、低起点人物、个体视角、国族情怀和认同想象。这六大关键词，既是新主流电影区别于传统主旋律的地方，也是其与一般商业电影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是它们叫好又叫座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以此为核心的英雄主义、理性主义，完成了对主流价值的传达，也使主流价值观找到了与普通观众沟通的桥梁，满足了观众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身份认同和艺术满足，在精致和封闭的故事体验中获得了一种荣誉感、使命感和尊严感。新主流电影为大众搭建了遮风避雨的“集体想象”空间。在这一点上，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更是用直接的方式，让虚构故事中枪炮轰鸣的“撤侨”事件得到了新闻故事的现实互文本支撑，强国梦与美好生活共同构成了新主流电影的主流价值共享大厦。(www.xing528.com)
新主流电影成为市场主流的现实，使得人们对这一发展态势有了更大的期待。这种期待，不仅是因为电影有了与主流市场和主流价值观相适应的主流文化产品，更重要的是，电影也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引导价值观、创造社会共识、强化方向感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中国的新主流电影，还只是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从目前新主流电影发展的现状来看，至少存在如下比较突出的局限性：
第一，题材的局限性。目前的新主流电影，在题材上与当下中国人面对的现实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错位。有的是历史故事，如《智取威虎山》是由红色经典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无问西东》以民国和改革开放之前为主要故事背景；更多的影片则是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故事，是中国军人、军队、国家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使这些作品绕开了对当下中国内在现实性的关注，回避了对现实关系和现实矛盾的艺术表述。虽然《战狼2》一开头用了“拆迁”作为引子，但整体来看，这些作品从题材到类型化的方式都是“非现实的”，甚至是“超现实的”，哪怕它们所依据的是“也门撤侨”的新闻，影片采用的是类型片的假定性修辞。这种“回避现实”的局限性，使得这些作品在建构共享价值观的时候，缺乏生活的丰富性和视野的当代感。
第二，主题的狭隘性。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基本主题都是爱国主义。这些作品相对于过去的主旋律作品来说，在主题阐述上有了明显变化，它们都强调了国家与个体的关系。“每个中国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中国海军接你回家”这些流行台词的背后，隐含的是新的国家意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保护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是国家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理由。“国家爱人人”的逻辑有说服力地引导了“人人爱国家”的目标。但是，几乎所有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观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是一种借助于外部敌对势力的戏剧性对立而建构出来的“中国性”认同。除此之外，当下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人性在现实考验中所经历的磨难、选择和坚守，特别是在社会发展中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核心主题，在新主流电影中是缺位的。至今我们还几乎没有美国的《为奴十二年》《林肯》《总统班底》《白宫风云》《焦点》《华盛顿邮报》《幸福来敲门》《阿甘正传》这样的作品，也没有韩国的《辩护人》《熔炉》《出租车司机》这样体现社会坚持、追求、维护国家和人民核心价值的作品。12个词、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中，有许多主题在新主流电影中是缺位的。新主流电影只有通过对现实冲突的“正剧化”艺术呈现，彰显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终极胜利，才能既唤起观众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又解决现实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的困惑。
第三，类型的单一性。新主流电影中，虽然也有《中国合伙人》这样的青春励志的类型，《无问西东》这样的结构新颖、艺术个性明显的作品，但绝大多数都是军事动作电影，这些作品被冠以主旋律之名其实是不准确的，他们基本都是标准的娱乐类型片。只是在这些类型片中，置入了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正面价值观。与其说是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不如说是类型电影的主旋律化。这些作品强烈的类型假定性、场面奇观的娱乐性，并不能产生真正有现实意义的指涉。而除了这种类型之外，能够鲜明呈现主流价值观的年代题材的电影、现实题材的情节剧、青春片、体育片、法政片、社会问题片、新闻题材片、调查题材片、灾难片等都还很缺乏。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变化，为新主流电影贡献了无数现代化的好素材、好故事、好人物，但是由于诸多创作上的桎梏和担忧，这些题材和故事并没有成为新主流电影的主流，自然也就没有完成对当下中国主流文化的整体建构。显然，新主流电影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还面临着题材扩展、类型丰富、主题开拓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当然不仅是对电影创作生产者的，也是对电影管理部门的，更是对全社会的。
事实上，在主流价值观的传达方面，目前最容易达成社会最大限度共识的就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也是在这一点上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认可。然而，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国的强大，远远不仅是国力的强大、武力的强大、经济的强大，同时也是政治越来越民主，人民越来越自由，法制越来越正义，道德越来越完善，社会越来越平等，人权越来越有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每个人的安全、自由、平等、幸福就是中国人的最大梦想，也是“中国梦”的核心所在。因而，新主流电影，需要用更大的创作智慧、更睿智的生活发现、更自觉的人文追求来表现中华民族在实现自立自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生活、追求道德理想的崇高进程。只有这样，新主流电影才能真正全面地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食粮，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利益群体差异巨大，历史和现实纠缠不清，在许多方面甚至处于“政治文化过敏期”。中国电影如何应对这种政治文化的“过敏期”，对于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完成价值整合、步入正常发展阶段，具有显著的风向标意义。相比于对“轻电影”“屌丝文化”的迎合、软化甚至回避的态度，新主流电影借助电影艺术和视听语言的方式折射、回应了当前的集体焦虑和价值追寻，反过来又在发挥社会价值的同时提升了电影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体现了中国电影未来的主流方向。
当然，要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一方面，中国社会各阶层需要达成更高程度的价值观共识，这样才能为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提供更宽松、宽容和自由的创作环境、批评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电影创作者、管理者有更宽的历史视野和更深的现实认知，有更创新的艺术表现能力。最重要的是，新主流电影能够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发掘，表达中国人追求美好未来的心理历程；还能够用中华民族追求更加自由、平等的以人为本的历史实践，让新主流电影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世界，用中国声音唱出电影的“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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