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旨在完成“2020年联合构想”的《网络中心战》报告,提出要“通过战场各作战单元的网络化,把信息优势变为作战行动优势,使各分散配置的部队共同感知战场态势,从而协调行动,发挥最大作战效能”,这就是“网络中心战”,它是美军为适应信息化发展而提出的又一新的作战样式。纵观伊拉克战争,美军以高效的信息链路为依托,以网络化的作战平台为基础,采取诸多出人意料的作战行动,以较少的兵力、较快的速度和较小的伤亡,实现了既定的战争目标,其对“网络中心战”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准确、高效的获取战场信息为前提,实现了战场“透明化”
“网络中心战”作为信息化条件下的一种作战样式,它的作战行动基本上都是以获取准确、高效的战场信息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必须首先使战场对己方“透明”,“网络中心战”的威力才能发挥出来。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运用大立体、多频谱、全方位的方式,对伊拉克实施了不间断的侦察监视,为美军的行动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在太空,美军利用“锁眼”光学成像卫星、“长曲棍球”雷达成像卫星、导弹预警卫星、“白云”海洋监视卫星以及“雪貂”“大酒瓶”等共30余颗卫星组成了空间侦察系统,综合利用可见光、红外与微波成像能力,对伊保持几乎全天时、全天候的严密监视。在空中,美军在伊周边地区部署了大量传感器空中平台,主要包括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E−2C“鹰眼”预警机、E−3“望楼”预警机、E−8C“联合星”飞机、U−2高空侦察机、RQ−1A/B“捕食者”及RQ−4“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等,对伊拉克各类目标进行实时抵近侦察和跟踪锁定。在地面,早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前半年,约100名美特种部队士兵和50名中央情报局特工即化装秘密进入伊拉克,渗入巴格达等各大城市,监视伊军的兵力部署及变动情况,有效地弥补了美军其他侦察手段的不足,为美军在“斩首行动”中准确击中萨达姆多处行宫和部分伊拉克高官住宅,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保障。
正如美军高级专家指出的那样,这次战争中传感器的使用是革命性的,从两次“斩首”到“全程震慑”以及“政权目标突击”,全靠各种平台的传感器来侦察、监视伊拉克军队的力量和位置,未来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为“传感器战争”。也正是这些“传感器”效能的充分发挥,才为“网络中心战”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
2.以无缝链接的网络化平台为基础,增强了“一体化”作战效能(www.xing528.com)
在以平台为中心的作战环境中,部队战斗力的总和是各个作战斗元的简单相加,战斗力的增加遵从的是加法原理;而在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环境里,部队战斗力的总和是各个作战单元的乘积,战斗力的增加遵从的是乘方原理。在海湾战争后,美军开始加强三军一体化建设,力求建成三军无缝网络化链接。到伊拉克战争时,美军已初步建成了能够自动收集、整理、传递全球侦察信息的“全球信息栅格”,完成了能够保证各军兵种之间互通互联的标准化数据链路建设,每一支部队也都拥有了自己的C4ISR系统。通过在战机上安装“快速战术图像系统”、目标数据实时接收与修正系统,为坦克配备全球定位仪及数字指挥和控制系统,在每一位特种部队士兵的计算机上安装“漫游者”软件,就可以使任何一个作战平台,都能从卫星、侦察机和其他手段获得的情报中获取有用信息,作战平台之间也可根据需要进行近实时的信息传输,从而实现了信息在各个作战平台之间的共享。这就使得各军兵种部队能够打破地理条件的限制,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在实现总企图的框架内,自行调整作战行动,实现自主协同,从而大大缩短了反应时间,增强了协同的实时性,成倍地提高了作战效能。美军第3机步师之所以在战争初期就敢于长驱直入,孤军直逼巴格达,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3.以实时的指挥决策为核心,提高了战场态势的控制能力
美军经过多年的战场建设,各级指挥员的战场感知能力大大增强。海湾战争时,各级指挥员只能了解到10万平方千米战区内约15%的重大事件,到2000年已经能了解到10万平方千米战区内约40%~60%的重大事件。而在伊拉克战争中,则可达到20万平方千米内的50%~70%的重大事件。在伊拉克战争中,为了使信息优势能够转化为决策优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设立了联合作战中心,统一指挥所有参战部队的作战行动。该中心的信息处理与分析人员多达700多人,他们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随时对所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审查和过滤,然后将战场信息提供给联合作战中心的指挥官。指挥官每隔几分钟就收到一次新的战场形势报告,可对战场形势的发展迅速做出反应,并通过由地域通信网、卫星通信网、数据链等组成的安全无缝的信息传输网络,将各种指令传达到各个作战部队甚至单个的作战平台。同时,通过战场监视系统,可以实时获得作战部队的状态、位置、活动、作战效果等反馈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再随时调整作战计划和部队行动。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决策循环和战斗转换过程,几乎可以实现“瞬时一体化”,把海湾战争中可能要几天、几小时才能完成的“决策—反馈—决策”过程缩短到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实现了“连续的”指挥控制,体现了从“计划型”协调向“行动型”或“任务型”控制协调的转变,使作战控制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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