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现代作战理论研究及效果

1.“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提出

“基于效果作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军事历史上，人们一直以这种思维方式来计划、实施和评估作战行动。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该理论在以往实战中的运用并不理想。20世纪90年代，美国空军戴维·德拉普拉空军中将再次明确提出了“基于效果作战”的概念，其主要观点是紧紧围绕在战争中所要达到的作战效果，制定作战方案，确定打击目标，通过并行作战、精确作战等作战方式，对敌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重心实施大规模、高强度的打击，速战速决，尽快达成作战目的。自2001年起，在他的大力倡导下，该理论开始受到美军高层和防务研究部门的普遍重视。2006年10月，美军新版《联合作战纲要》吸收了该理论精华，把“效果”“最终状态和目标”等列为战役筹划要素，强调一切“战役筹划和评估都必须运用效果的概念”，要重视建立“任务、效果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即“实施任务以创造效果，通过效果来达到目标，以实现最终的理想态势”。

“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具有明显的空军特点，甚至可以说是杜黑、米切尔和特伦查德空战思想的发展。其积极倡导者戴维·德拉普拉空军中将作为参加过海湾战争“黑洞”计划小组的成员，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场战争与以往战争的不同之处。在先进的情报能力和指挥与控制能力的保障下，隐身飞机与精确制导弹药巧妙结合，对敌人整个系统实施全方位的平行打击，直击敌重心，迅速致敌瘫痪，改变了过去线式作战方法，使战争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基于效果作战：战争性质的转变》一文中，他对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和“联盟力量行动”中的主导作用大加赞美，认为战争就应该“集中火力”而不是“集中兵力”，“集中效果”而不是“摧毁”或“歼灭”，更不是“消耗”。他认为，战争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强制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结局。最有效的用兵办法是运用兵力控制对手的行动能力而不是摧毁对手的行动能力。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讲的“控制”指左右敌人影响战略事件的能力，而不一定指敌人左右个别战术行动的能力。

2.美军“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定义和核心内容

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在2001年10月18日出版的《基于效果作战》白皮书中的定义是：“基于效果作战是在冲突的各个级别协同和累积地运用全方位的军事能力和非军事能力对敌产生预期战略效果或结果的过程。”其核心内容包括：在作战目的的确定上，不再把消灭敌有生力量和攻城略地作为重点，而是主张直接摧毁敌抵抗意志；在打击目标的选择上，不仅要针对敌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传统作战重心，而且要针对敌国民众心理；在作战实施过程中，不是逐次对敌战术、战役和战略重心进行打击和摧毁，而是实施平行作战同时打击敌多个战略重心；在作战力量的使用上，不仅要以部队的能力为基础进行合理编组配置，而且还要同时利用从战术到战略层面上的所有国家力量；在手段的运用上，不仅要采取精确打击、地面突击等军事手段，而且还要综合运用包括政治、外交、经济、舆论和法律等非军事手段，以尽快夺取作战胜利。

根据美军参联会颁布的《基于效果作战》白皮书分析，其构架包括五环目标论、平行作战论、快速决定性作战论、综合国力论、知识中心战和决策优势论。这些理论都追求战略上瘫痪敌人，即系统性地致敌瘫痪，主张把敌人当成一个系统，打击敌人的关节点，震撼敌人，瘫痪其系统集成。“基于效果作战”实际上是“非线性作战”的另一种表述。基于效果作战的“复杂自适应理论”即快速决定性作战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也是美军常说的决策优势。其强调综合运用国力，即综合运用美国所拥有的强大政治和外交资源、强大的经济实力、全球最高的国防经费、优良的装备和先进的训练水平，能够遂行难度不同的任务。

美军认为，“基于效果作战”的用途较广，既适用于和平时期，也适用于冲突和战争时期，而且适用于各种规模的冲突与各种级别的战争。虽然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迅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的成功运用，但主要战事结束后，美军遇到了未曾料到的抵抗，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合力袭扰驻伊美军，仅2004年4月前半个月美军就有97人阵亡。这说明主要战事结束不等于战争的结束，快速决定性作战在解决战前和战后问题上无能为力。相比之下，“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更为完善，美国主导组建伊拉克临时政权，邀请联合国重返伊拉克，努力与法、德、俄等国修好等行动都可以算作基于效果作战的延伸。不过，伊拉克政权交接后局势仍然混乱不堪，说明“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3.美军“基于效果作战”理论解析

任何一种作战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总有多方面的原因，美军“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作为曾对美军作战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分析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利坚民族世界固有的“天定使命”和“危机”心理是“基于效果作战”的精神动因

美利坚民族异化的“使命感”是形成“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一个精神动因。早期的英国清教主义“宿命论”被殖民者带到美洲后，逐渐演变成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选择来拯救世界出离苦海的特殊国度。在历史前进过程中，民族优越感和使命感异化为对不断强力扩张、追求全世界领导地位、时刻保持绝对优势的一种渴望。纵观美国历史，强力扩张性不仅成为其传统，而且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已积淀成为美国深层的社会心理。

美利坚民族病态的“危机感”是形成“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另一个精神动因。在美国文化中，危机感存在于整个民族的心里。早期移民来新大陆“淘金”的“美国梦”，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减弱，反而总感到自己的地位处于威胁中，在潜意识里害怕别人强大。即使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仍树立假想敌人、把自己置于假想威胁之中。这种无时不在的“危机感”铸成了美国的社会心理和民族特性，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为了追求“救世使命”和化解“危机感”，美国不断寻求体现自己强力意志的方式并实践之；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秩序中的领先位置，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强力扩张心理。因此，在军事上，体现救世主“无所不能、无坚不摧”形象的“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诞生，就成了当然。

2）实用主义是“基于效果作战”的哲学基础

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哲学，它不但影响着美国人的世界观、战略观，而且指导着美国政治、军事的决策和行动方式。

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的本土哲学。其代表人物詹姆斯的核心思想是“有用即真理”；代表人物皮尔士认为，实用主义就是从“效果”来决定意义的规则，集实用主义之大成者杜威，把实用主义与美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的民族精神。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并且竭力追求权力，每个国家都具有追求权力的倾向。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不断冲突的关系，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权力，有了权力才能有安全。

实用主义哲学和现实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人以“能否实现预期目标”来判定事物价值的观念。体现在美军作战理论上：一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使用强力军事，美国通常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实现其霸权地位；二是为实现既定目标而摒弃道德约束，美国有时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人道主义原则，发动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三是为达成现实的作战目标而综合运用多种作战手段，如在战场上使用贫铀弹等禁用武器；四是军事理论不求完善但求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可以说，“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就是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哲学在军事理论和军事行动中的直接体现。(www.xing528.com)

3）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基于效果作战”的价值取向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中心思想。然而，这种理论很快就被一些所谓的学者移植到社会领域，发展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1901—1909年在位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他在《赢得西部》的著作中，把占领印第安人生活的西部地区，说成是“种族发展的历史权利。”

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排除人本道德等社会因素，体现在政治、军事上，就是把综合实力优势作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因此，在发展、拥有并使用先进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取得绝对优势，已成为美国战略思维的重要取向，以及“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基础。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下，美国军事思维和作战理论的演变与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当然，美国自进入资本主义后，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一直位居世界前茅，这也为把先进武器与作战样式相结合提供了可能。自海湾战争以来的实战中，美军吸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教训，提出“零伤亡”理念，强调依靠先进武器装备、以最小的伤亡取得胜利。美军又把理论放到战争中去检验，为绝对优势理念在作战理论中拓展了思维空间。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相比被打击对象的军事能力非常弱，战争态势形成向美国一边倒的局面，高技术武器在战争中的价值得到充分验证。

4）以预期效果决定行动是“基于效果作战”的行动思维方式

在“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中，效果不仅是思维的目标，更是思维的起点。该理论的中心思想在于，把通过作战打败对方、体现自身的绝对优势作为作战效果的评估指标，而不太顾及军事行动导致的非人道主义后果。在思维方式上，不是行动产生效果，而是效果决定行动，也就是先确定效果期望值，再寻求迅捷、经济的行动手段。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军事打击以取胜对手为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与军事行动融合。在军事行动层面上，战术、战役可以突破本级战术、战役、战略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三者处于战略效果的同一层级、一个板块上。军事行动层级的平面化，简化了战略目标的实施，在根本上保证了战略目标实现的可控性。军事行为的可控性又保证了实现战略目标的稳定性。因此，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在目标与效果间相互因应，不断循环修正、螺旋上升的保证机制。

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海外战争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即树立和强化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强权形象，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所有军事行动都直接指向这一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不是很在乎行动过程中形成的军事价值。

在预期作战效果与作战行动的关系中，预期作战效果是常量，作战行动样式是变量、是随机的。为使作战行动的结果接近常量、减少随机性、确保作战行动的效果，“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把基点建立在打击敌人的能力上，即不以消灭敌人多少、而以敌人是否失去战斗能力为评估标准。

5）以系统承载功能是“基于效果作战”的现代理论基础

美军“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功能的载体，功能是系统的作用。系统论强调系统运行的目的性，即系统是按照一定的目的性所支配的方向而运行的。“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所强调的运用国家力量系统、最大限度发挥系统功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就体现了“系统—功能”的目的性。

“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主张集中物理、功能和心理效果达成政治目的。因此，美军以精神摧毁系统配合物质摧毁，以超震撼的精神打击剥夺敌抵抗意志，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双管齐下。精神摧毁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主宰信息，影响敌人判断，震慑行动，施加心理压力；瘫痪重心，摧毁敌人节点；打心理战，瓦解敌人抵抗意志。通过认知、打击到失能的全心理过程，造成敌人的精神摧毁。在最近几次战争开始前和过程中，美国都利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胁迫对手，妄图改变其意志。

4.“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结局及原因

美军“基于效果作战”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对其质疑的声音一直不断。到2008年，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发展遭受重大挫折。2008年8月，时任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马蒂斯陆战队上将公开声明，“基于效果作战”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缺陷，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将不再使用这一概念。美军放弃基于效果作战理论，除了其理论本身存在缺陷的原因之外，还包括深层次的装备技术、实践运用以及军种间竞争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本身存在诸多缺陷。该理论提出后，美军的一些军队高级领导和学者从理论上不断对它提出质疑，认为理论本身并不完善，存在很多缺陷。该理论概念不统一，难以理解，容易产生混淆。其次，“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忽视了战争的复杂性，过度依赖数学方法预测和计算效果。有学者认为，数学方法仅能对简单系统进行分析，对战争领域这样的复杂系统进行分析可能会出现错误预测结果。即使使用系统集成的数学方法进行分析，需要计算的数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便是目前最先进的计算机也要花上10亿年的时间来处理它们。再次，“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缺乏作战风险的控制，没有考虑基于毁伤作战的可能性。此外，“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低估了情报在作战中作用。基于效果作战强调对敌方作战体系的关节点进行精确打击。精确打击需要实时而准确的情报，对情报保障的需求很大，而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却对此估计不足。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基于效果作战”概念之所以“夭折”，其在实践运用上不佳的表现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陆军诸兵种合成训练中心的研究认为，基于效果作战中令人费解的制订作战计划的方法和那些新的术语，造成向下级指挥官传达指令不明确，因而作战人员不能清楚地领会指挥官的意图。基于效果作战在军事演习、作战实验和作战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有时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将“基于效果作战”放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上，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基于效果作战”产生了作用。斩首战略在战争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却没什么效果。即使在确定了萨达姆已经逃跑并无法指挥和控制他的军队的情况下，美军仍然要通过杀伤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并占领巴格达来结束战争。虽然可以证明在伊拉克作战中美军运用了一些“基于效果作战”的原则，但是在杀伤层次上，基于消耗作战仍多于基于效果作战。在阿富汗战场，“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运用并没有完全摧毁塔利班军事力量，更没有捕获到本·拉登的踪影。美军意识到，基于效果作战、作战净评估、系统集成分析法等概念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支持者们所吹嘘的价值来，仅使用精确空中火力打击并不能达成最终的战略目的。城市作战、反暴乱作战等地面作战形式仍然在战场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

另外，美军各军种间的竞争由来已久，维护本军种利益，提高本军种的地位，以争取更多的预算经费，是美军诸军兵种间竞争的传统。无论是在战略的制定上，还是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可以说处处都体现出了这一特点。基于效果作战最初就是由两位空军军官提出的。对于其他军兵种来说，如果将基于效果作战作为指导美军作战的核心理论，势必将使空军处于其他军兵种难以企及的地位，这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基于效果作战概念在推广运用上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对基于效果作战持批评意见的几乎清一色是其他军种的人员。如原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司令保罗·K·范里佩尔陆战队中将（退役）在《联合部队季刊》2009年春季号上发表了《基于效果作战：没有孩子的洗澡水》一文，对于花费纳税人上千万美元用于开发没有用处的基于效果作战概念进行了抨击。他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得知美军在2000—2007年花费了上千万美元，仅仅得出了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使用动词过去式来改进美军的计划与作战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美国纳税人都会感到震惊的。既然这样，那么有如此多的人对这种对现有方法的毫无意义的改变提出质疑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