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范式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公共部门有效性的质疑，因而公共治理变革的首要目的就是如何有效实行公共治理，如何有效组织公共产品。改善公共管理机制和手段，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私营部门管理的模式，就成为提高公共部门组织绩效和效率的重要途径。公共产品实证研究为非政府提供和引进市场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准公共产品主要包括自然垄断型的公共产品，如水资源、海洋渔业、矿产资源等；由政府出面提供的带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和公共产业，如社会基础公共设施的下水道系统、供水系统，邮政、民航、铁路、煤气等公共产业，医院、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这类公共产品既带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又具有私人物品的特点；既具有消费的普遍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与排他性。准公共产品的特性表明，引进市场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公共产品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政府可以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采取与生产组织订立标准、服务数量与服务质量的契约方法，还可以通过补贴、税收政策等调控手段，激发民营企业或社会公益组织生产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促进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22]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或者“社会性”本质就是一种共享机制。就纯公共产品而言，就是一种非排他性的绝对共享。准公共产品类共享经济与传统的公共产品的共享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通过互联网把闲置的准公共资源进行了精准的配置。准公共资源类共享经济也可以分为社区共享、商业共享和伪共享。社会公共资源是用于公共服务，为公众所共有且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关系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社会公共利益、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非自然资源。某种程度上，公共资源的利用就是一种共享机制，如图书馆、学校、路灯、医院、城市公园、城市道路、桥梁等。实践中，为了避免公共领域的“公地悲剧”，政府会对公共资源采取管制措施，但政府的行政垄断会导致效率低下。能否让市场通过共享机制参与公共资源的配置，不能简单地否定或是肯定，制度设计是首要的问题，但政府捍卫社会公共利益的底线不应被突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通过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013年10月7日至2015年9月，习总书记在东北、陕西、西藏、云南、广西等地的调研中以及中央工作会议和国际会议上多次提出并阐释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及实现路径：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平配置资源，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享发展。[23]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和扶贫济困工作的支持力度，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突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统筹城乡和区域文化均等化发展。加快科学扶贫和精准扶贫，办好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实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老区发展步伐，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通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24]根据习总书记关于共享发展的理念，通过共享平台，可以解决闲置人员的就业问题，实现共同参与共同致富的共享发展。共享平台通过对城市闲置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在农村的再配置消除城乡差别，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化，达到共享发展的目标。并通过不同发展地区的资源共享进行精准扶贫，实现共享发展。
对于公共领域，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也应该遵守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一般属性而适用行政垄断，不应该完全适用市场竞争机制来配置准公共产品。简而言之，由于公共产品技术上拥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果仅由市场机制来配置可能会导致公共资源被滥用进而引发“拥挤效应”或是资源枯竭引发“公地悲剧”。我国的共享单车市场经过2016年至2017年短暂激烈的市场竞争之后的一地鸡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由于市场机制过度竞争进而引发公共资源配置失败的例子。当然，不论任何行业，市场的竞争都是优胜劣汰，过度竞争或是掠夺性竞争最终都会走向垄断。就像我国目前的网约车和共享单车市场，都是凭借资金优势通过掠夺性低价竞争淘汰竞争对手最终取得了垄断地位，但垄断对市场竞争带来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准公共产品类共享经济应采取何种商业模式，其市场化程度如何，不同的准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有所不同。
（二）准公共产品共享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属于价格机制的问题，本质上也是成本问题，公共产品的“共享消费”的非竞争性从商业的角度难以实现盈利，但可以通过技术设计实现其竞争性，也就是通过非均质化或是差异化促进竞争。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萨缪尔森时代，许多“在技术上不易排除众多的受益人”或者“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数量”的公共产品，实际上已经从科技发展的趋势上可预见到或是从技术手段上可以较低的成本来实现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非竞争性上来讲，成本管理的统计工具和会计核算方法越来越精密，核算手段的进步使得绝对意义上的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为零的产品几乎不存在。从非排他性上来讲，计算机技术、遥感等物理技术和管理学的进步也使得很多原来难以排他的产品实现排他性，或者排他的成本大为降低。因此，继续沿用萨缪尔森关于公共产品定义和特点的理论已不能完美地解释什么是公共产品这个财政学最基本的概念。公共产品的排他性与否以及排他程度的高低，涉及的是一个成本问题而不是一个逻辑问题，其可行或者不可行依赖于执行成本的相对高低，而排他执行成本最终则取决于技术水平。因而，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降低公共产品的排他成本以影响非排他属性，从而改变公共产品的性质特征，进而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选择。[25]因此，公共产品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排除其非排他和非竞争性市场化障碍而实现商业目的，这就为公共产品类共享经济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可能会因个人或利益集团竞相追逐对其的支配权而发生“公地悲剧”。因此，政府和市场两者对公共资源的配置都存在缺陷，为确保公共资源被公平合理地分配，对公共资源应该从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既要确保公共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盈利以维护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又要符合其环境生态价值目标，特别是其社会价值目标，增进公共福利，维护公共利益，让所有社会成员均可平等享受公共资源。市场和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共治共享机制是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兼顾生态价值、环境价值及社会价值的理想治理模式。社会中间层一方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能动性，一方面又能行使政府的部分监管职能，形成了“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经济法律关系。[26]像共享平台公司一样具有公共性的社会中间层组织可以通过共享机制参与公共资源的配置，其在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中的补缺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明显。具有社会组织角色的共享平台可以比政府在对共享服务提供者在发现及跟踪、运行背景调查方面作出更适当的反应，以便迅速平息成员之间的冲突。此外，共享还有助于政府机构的监管。例如，卫生检查员可以根据评级确定餐厅的卫生条件。[27]
在公共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共享经济的共享平台公司以社会中间层的身份参与政府和市场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打破政府在公共领域里的行政垄断，建立政府与市场共治的管理模式，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约车服务。本质上，车辆属于私人物品，但道路属于公共空间，任何形式的交通都需要占用道路公共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供给的范畴。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一般政府会根据需要开设不同消费层次的交通工具服务民众，既有免费或是廉价的服务质量均等并水平较低的公共交通，也有消费水平较高、服务水平较好的出租车。政府应根据不同的市场供需水平结合道路车辆的容量进行合理规划，不能由市场自由供给。网约车进入出租车市场在补充了运力资源储备的同时也保证了市场的供给，通过互联网技术精准地在司机和乘客中配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对公共资源的掠夺，避免“拥堵效应”和“公地悲剧”的发生。简而言之，共享平台在参与准公共产品的配置过程中，应该避免无序的自由竞争造成的“拥堵效应”和“公地悲剧”而影响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准公共产品类共享经济模式
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形式总的来说有三种：一是私人完全供给。指公共产品的投资、生产以及修缮由私人来单独完成，私人通过收费方式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二是私人与政府的联合供给。指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私人和政府形成某种联合，即政府对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给予一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如政府补贴私人植树造林等；三是私人与社区的联合供给。指私人与社区通过有条件的联合来提供公共产品，社区可给予私人一些优惠政策如提供场地等，这样私人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或是免费的方式获得社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让公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1.准公共产品的社区共享模式 (www.xing528.com)
公共产品的社区共享是指通过居间共享平台对闲置公共资源的免费配置。在引入市场机制对政府供给模式进行改革的基础之上，制度分析学派开始探索治理中社会机制的作用，把研究视角从政府转移到社会中来，希望依赖各种社会组织的相互作用，实现一种“无政府的供给”。其基本内涵是研究“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这种社会自主供给模式既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供给，也超越了自主调节的市场供给，甚至也不认可引入市场机制对自身供给形式的改革，而是寄希望于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合作形成一种约束机制和规则，是建立在对于社会成员和组织的信任关系之上的，完全依赖社会的自然协调，这种协调就是要创造一种社区自治的模式，认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社会的需求，这样供给的公共产品才最接近公益的目标。自主治理模式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通过公益组织的形式。公益组织是指社会中通过自愿原则组成的公共服务组织，它们提供的公共产品既包括团体组织为社会提供的无偿服务，也包括个人的义务工作和资助。这种组织提供的是完全利他型的公共产品，只能依赖社会成员的自觉、自愿，而不是依赖外在的经济或利益刺激。二是通过自主互利组织。此类组织是为追求团体利益而存在的，社会成员组织在一起的目的最终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需求。不过私利的需求借助于团体的力量，以团体利益的形式更容易实现。这种组织体现为“奠定在自愿基础上的契约性”。公共产品表现为在组织规则下的自主生产、自主供给，为群体的公共利益负责。自主供给模式寄希望于通过各种层级的自组织形式构建一种多中心的治理模式，通过社会的自主运作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28]这种由社团组织或是社群内部按自愿原则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本质就是社区公共产品的共享。这种社区公共产品的提供与一般公共产品的提供不同的是，共享不是由国家也不是依市场机制来提供的，而是社员自愿免费提供，或是集体提供。这种由社团或是社员免费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共享机制，是一种社区共享机制，可以由社团内部或是社员通过共享平台对闲置的公共产品进行配置或是利用。比如，学校通过购买数据库免费供本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使用、社会组织创办的免费公共电子图书馆，以及小区的公共设施等，比如，球场、游泳池免费给本小区居民使用，都是一种社区共享机制。
2.准公共产品的商业共享经济模式
准公共产品的商业共享经济模式就是把闲置的公共产品通过共享平台对外出租，实现线上线下的共享。比如，学校在不影响教学科研的情况下，通过把闲置的图书、实验室、球场等公共产品通过共享平台对外出租。公共产品的商业共享在于通过共享平台，引入市场机制，通过适当的收费把闲置的公共产品对外出租。因为市场与政府更倾向以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式配置公共资源，最终可能导致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比如，城市治理，这种规划往往忽视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在面临着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短期社会治理的弥补尤为重要。社会力量通过共享平台参与到城市问题的治理中，为政府与市场治理失灵的双重困境寻找新的出路，其过程则形成了“共享式参与”的社会治理。[29]共享网约车、共享单车都是通过共享平台来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但由于政府和市场在共享资源配置中的失灵，特别是资本引发的过度竞争导致了市场“共享式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危机。
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及其“公共性”或“社会性”特性意味着其不可能像一般的商品一样以完全适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市场自由竞争的方式实现资源的配置。市场通过共享经济模式参与准公共产品的配置，打破了传统政府对公共产品配置的行政垄断，有利于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应该明确市场对公共产品配置的范围、方式，防止滥用市场权利侵占公共资源，破坏公共秩序。我国网约车、共享单车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自由放任的占有和利用，其正当性值得商榷。如果政府不适当干预，可能就会发生权利滥用或是不当使用导致“公地悲剧”。对于准公共产品类商业共享经济，政府不应该放任不管。为防止出现“公地悲剧”，政府对准公共产品的商业共享经济进行适当干预是必要的。因此，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创造营商环境，使公共资源有条件地市场化，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比如，一些公立机构把闲置的公共设施、公共图书、实验室、公共服务通过共享平台对外进行出租，这是一种理想的准公共产品的商业共享经济模式，网约顺风车和网约拼车也是比较理想的准公共产品的商业共享供给模式。
3.准公共产品的伪共享经济模式
公共产品的伪共享经济模式就在于借共享之名对公共产品形租赁之实，实质就是准公共产品的网络租赁而不是闲置公共产品的共享。因为公共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其供给的有限性，需要政府参与公共资源的配置防止公共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拥挤效应”。比如，因为道路资源是稀缺公共资源，任何交通工具都可能占用公共资源。网约专车、共享单车都是通过共享平台把私人的车辆对外进行出租并获取报酬的，虽然这也是市场参与公共资源配置的一种商业模式，但不是对闲置公共资源进行配置的共享经济模式，只不过是传统的租赁商业模式的网络化或是电子商务化，其本质是网络租赁经济，是一种伪共享。因此，对于伪共享经济模式的监管不能适用共享经济的监管模式，应根据传统的相关行业的管理模式进行规范管理。对于伪共享经济，因为存在对其经济模式的误读，把网络租赁经济当作共享经济，以至于放松监管最终导致“公地悲剧”。实际上两者的商业模式有本质上的不同，一般的共享经济是对闲置资源的共享，主要属于C2C商业模式的轻资产型，其边际成本很低甚至接近零，所以其商品价格低廉，这也是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优越性。但伪共享经济一般属于B2C的商业模式，为重资产型，其经营成本高，很容易形成冗余成本。因此，其定价模式应该不同于共享经济模式。对其的监管也应该有所不同，特别是准公共产品，政府应该加强市场准入的监管，避免因准公共产品伪共享的过度竞争形成冗余，这不仅难以创造利润，也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还侵占了公共资源。比如，很多网约快车、专车不管是在等客还是拉客，都会侵占道路公共空间导致交通拥堵。另外，由于每个城市每一天的顾客数量基本上是固定的，行业的竞争弹性不大，且如果车辆过多造成过度竞争，则可能导致司机收入下降，甚至因难以继续营运而被迫退市。
2016年曾经遍布我国城市大街小巷的共享单车经过一年的低价恶性竞争，于2017年被迫退市。废弃的自行车“横尸”大城市的每个角落，不仅侵占了公共空间，影响了市容市貌，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治理问题，而且其所形成的巨大的沉没成本也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共享单车市场的溃败，也是准公共产品类伪共享经济市场失灵的一个沉重的经验教训。共享单车市场失灵的意义就在于：由于准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其竞争弹性很小，如果完全由市场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为了避免准公共产品市场出现的“拥挤效应”带来的效率低下以及产生的冗余成本的资源浪费造成“公地悲剧”，政府对准公共产品类伪共享经济的介入和干预是必需的。
（四）准公共产品类共享经济模式的新机制
社会的公益目标和产品排他的技术性难度，可以被视为决定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主要因素。但是，产品的公益性质与排他技术的不可行性之间呈完全耦合状态的情况并不普遍。准公共产品之所以存在，一般而言，是因为上述的两个决定因素之间没有达到完全耦合的程度，或者两个因素各自作用的方向相悖，即产品消费越来越属于或接近于社会的公益目标，而产品消费的排他性技术则简便易行，排他的成本日益降低。从动态的角度看，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的界限，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某种情况下，两者之间会发生逆向性的转化。比如，即使是在产品排他技术较为简便且成本低廉的条件下，社会或政府也会依据公益目标的要求，消除准公共产品甚至私人产品的全部或部分的排他性，使其转变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现行的义务教育就是准公共产品转变为公共产品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有相反的情况，原来一些作为公共产品使用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桥梁等，现在成了准公共产品。[30]有些准公共产品具有竞争性，同时非排他性或排他成本较高。比如，城市道路、公共池塘等资源产品，此类准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之间彼此互相影响，特别是在达到拥挤点以后，竞争关系更是明显，但由于排他不可能或成本较高，从而不能或很难将未付费者排除在外，价格机制难以适用。因而，私人供给无法实现，而由政府供给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具有竞争性，同时排他成本较低，比如，高等教育。此类准公共产品在性质上更加接近于私人产品，消费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同时又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排他，收费或接受捐赠成为其经常采用的筹资方式。[31]
准公共产品的市场参与机制为其共享经济模式提供了可能。进入“互联网+”时代，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加速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管理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将原本主要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职能推向市场，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作用，达到有效改善和提升公共服务的目的，此举既能弥补政府财政资金不足的困境，也可以提高城市准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32]共享单车或共享网约车就是准公共产品类共享经济最好的实例。另外，公共部门可以作为共享平台实现准公共产品的交易，或作为供方，或作为需方。比如，允许公共组织通过共享平台预订会议室或租用不常用的机械设施，而不是购买来节约成本。或是通过共享平台出租会议室或是出租公共设施从而增加公共财政收入，公共部门也可以从地方租用私人产品提供公共服务，充当共享经济中的客户。公共部门或私人组织可以通过共享平台向公民提供公共设施，比如，公寓或运动场。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公共机构通过向共享平台订购房间供受灾的民众使用。例如，在桑迪飓风期间，美国政府与Airbnb合作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住房。[33]公共机构可以把公共设备通过共享平台对外出租。美国的许多联邦机构已公开列出免费提供会议室和工作空间或象征性收费的图书馆和其他政府建筑物的名单，通过LiquidSpace和NextSpace等空间共享平台向公众提供服务。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用于补充公共交通，尤其是在最后一英里。Airbnb激活灾难工具以自动联系受灾地区及周边地区的房东，询问他们是否有更多空间与流离失所的邻居分享，愿意的主人可以免费与灾难受害者共享房屋。[34]
另外，公共部门可以作为第三方的客户，例如，私人公司，公民和其他公共机构，通过共享平台租用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例如，MyCommunitySpace允许公共组织预订会议室。同样，MuniRent允许市政当局使用闲置设备（例如重型机械）。因此，公共部门可以放弃购买自己很少用到的专业机构设备，转而从共享平台公司租用，也充当共享经济中的公共产品客户和私营部门组织。例如，洪水或飓风期间，政府与共享平台合作，为受影响的居民找到住房。[35]简而言之，因为共享平台通过网络技术可以在供需方之间精准配置资源，节约成本，以至于市场也愿意通过共享平台参与准公共产品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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