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共享经济营商环境

（一）明确共享经济营商环境的价值目标

企业营商环境指标排名表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营商环境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经济发展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收入自然也偏低。随着企业营商环境指标的公布，企业营商环境指标的影响不断扩大，企业营商环境指标排名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特别是欧盟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政府部门对落后的营商环境进行了不懈的改革。经过连续几年的努力，一些欧盟国家和亚洲国家的企业营商环境指标有显著的提升。如东欧的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北欧五国，亚洲的泰国和马来西亚等。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也是对法治的实践检验。没有法治保障，就不可能创造出良好的营商环境，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共享经济也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发展。2018年以来，国务院成立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并下设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组，先后出台了《关于部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的通报》《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具体部署。这些部署重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放宽市场准入，使投资贸易更加宽松、便利。民航、铁路等重点领域的开放力度持续加大，部分垄断行业通过混改积极引入民间投资。二是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使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一年来，在强化产权保护方面，国家甄别纠正了一批涉及产权冤错案件。三是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使办事、创业更加便捷、高效。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面向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开通了1000余个数据共享服务接口，数据共享交换量达360亿条次。四是建立健全评价机制，提升营商环境评价。2019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继2018年大幅提升32位后，于2019年又跃升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世界银行称，由于“大力推进改革议程”中国连续两年跻身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二）认真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相关规定

优化营商环境，必须合理放宽束缚企业经营发展的制度性限制，全面改进政府职责中的短板、障碍与不作为，努力降低企业要素成本与税费负担，但要牢牢守住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的底线。2019年10月22日，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认真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经验和做法，将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意、市场主体支持的改革举措用法规制度固化下来，重点针对我国营商环境的突出短板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从完善体制机制的层面作出相应规定，为我国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规范指引。《条例》第23条规定：“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创新服务，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拓展创新空间，持续推进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管理等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第55条规定：“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针对其性质、特点分类制定和实行相应的监管规则和标准，留足发展空间，同时确保质量和安全，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条例》的相关规定还需要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地予以落实，各地方政府要勇于改革、勇于创新，但改革和创新不仅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而且要依法进行，为当地共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注释】

[1]Michael Etter，Christian Fieseler and Glen Whelan，“Sharing Economy，Sharing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Digital Ag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9（159）：937.

[2]梅夏英：《物权法·所有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3]Hans Verboven and Lise Vanherck，“The Sustainability Paradox of the Sharing Economy”，Uwf，2016（24）：312.

[4]《辞海》对正当性的解释是：在伦理学上，指符合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也指社会对这一行为的肯定评价。参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4页。国内法学著作对正当性概念有为数不多的简单解释，诸如“正当性是指人的行为方式、人的利益、愿望等符合社会生活中现行规范和政策的要求，或者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人民的利益。它有两种方式：一是道德正当性，是正当化的产物，即合理性；一是合法性”。参见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这些解释与本书对正当性概念的理解有根本区别：它把符合某种现成的规范或客观需要、价值理念当作正当性。本书则赋予了正当性概念以反思性、批判性的含义、特质和功能。转引自刘杨：“正当性与合法性概念辨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8年第3期。

[5]刘杨：“正当性与合法性概念辨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8年第3期。

[6]谢晓尧：《竞争秩序的道德解读：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第103页。

[7]［加］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涂颀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8]Jiyoung Hwang，“Managing the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the Shar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Innovation，2019（5）：5.

[9]《物权法》第77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未按照物权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业主以多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其行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11条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七十七条所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建筑区划内，本栋建筑物之外的业主，主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应证明其房屋价值、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10]曹磊：《Uber：开启“共享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160页。

[11]“Uber被迫在匈牙利停止运营”，载http：／／cn.engadget.com／2016／07／14／uber-will-stop-op⁃erating-in-hungary-on-july-24th，访问日期：2019年12月6日。

[12]“优步：挑战者在路口”，载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50807／18472290 8196.shtml，访问日期：2019年4月9日。

[13]“中国‘专车第一案’被罚两万司机：我不代表专车，要罚就罚滴滴”，载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5_04_16_316159.shtml，访问日期：2019年6月23日。

[14]“滴滴快的获巨额融资”，载http：／／money.163.com／15／0910／05／B34L02E600253B0H.html，访问日期：2019年12月7日。

[15]Hans Verboven and Lise Vanherck，“The Sustainability Paradox of the Sharing Economy”，Umwelt Wirtschafts Forum，2016（24）：309.

[16]Netflix是一家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公司能够提供Netflix超大数量的DVD，而且能够让顾客快速方便地挑选影片，同时免费递送。Netflix已经连续五次被评为顾客最满意的网站。顾客可以通过PC、TV及iPad、iPhone收看电影、电视节目，也可通过Wifi、Xbox360、PS3等设备连接TV。

[17]Malhotra and Arvind，“The Dark Side of the Sharing Economy…and How to Lighten It”，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14（11）：26.

[18]芦世玲：“被误读的‘避风港’——网络服务商著作权侵权纠纷适用法律分析”，载《现代出版》2014年第4期。

[19]《网络信息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服务商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此外，《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服务商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商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20]［加］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涂颀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21]［加］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涂颀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22]Sukumar Ganapatia and Christopher G.Reddick，“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of Sharing Economy for the Public Sector”，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8（35）：86.

[23]Heiko Richter and Peter R.Slowinski，The Data Sharing Economy：On the Emergence of New Inter⁃mediaries，2019（50）：26.

[24]Sukumar Ganapatia and Christopher G.Reddick，“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of Sharing Economy for the Public Sector”，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8（35）：82.

[25]Chris J.Martin，Paul Upham and Leslie Budd，“Commercial Orientation in Grassroots Social Innova⁃tion：Insights from the Sharing Economy”，Ecological Economics，Oct 2015（118）：240，12.

[26]Chris J.Martin，Paul Upham and Leslie Budd，“Commercial Orientation in Grassroots Social Innova⁃tion：Insights from the Sharing Economy”，Ecological Economics，Oct 2015（118）：240～241.

[27]王利冬：“谈共享经济发展中的隐忧”，载《品牌》2015年第8期。

[28]Bryant Cannon and Hanna Chung，“A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Co-Regulation Models Well-Adapted to Technology-Facilitated Sharing Economies”，31 Santa Clara High Tech.L.J.23（2015），53.

[29]Chris J.Martina，Paul Uphamb and Leslie Budd，“Commercial Orientation in Grassroots Social In⁃novation：Insights from the Sharing Economy”，Ecological Economics，2015（118）：240～241.

[30]Talia G.Loucks，“Travelers Beware：Tort Liability in the Sharing Economy”，in Washington Journal of Law，Technology＆Arts，2015（10）：339～341.

[31]BBC，“European Court Aide Rules Uber is a Transport Company”，www．bbc.com／news／technology-39882766，2019-11-18.

[32]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33]Bryant Cannon and Hanna Chung，“A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Co-Regulation Models Well-Adapted to Technology-Facilitated Sharing Economies”，31 Santa Clara High Tech.L.J.23（2015），54.

[34]Hans Verboven and Lise Vanherck，“The Sustainability Paradox of the Sharing Economy”，Umwelt Wirtschafts Forum，2016（24）：310.

[35]Chenguo Zhang，“China's New Regulatory Regime Tailored for the Sharing Economy：The Case of Uber Unde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Comparison to the EU，US，and the UK”，Computer Law＆Security Review，2019（35）：463.

[36]［加］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涂颀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37]Judy Fudge，“The Future of the 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Labour Law，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es and Old Power Resource Theory”，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17.

[38]［美］威廉·拉让尼克：《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黄一义、冀书鹏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3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载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4／08／c_1114906835_2.htm，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0日。

[40]［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9页。

[41]林道海：“正义的原则与证明——罗尔斯正义论评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9页。

[43]［日］菊池勇夫：《劳动法的主要问题》，有斐阁1943年版，第115页。

[44]曹燕：“从‘自由’到自由：劳动法的理念缘起与制度变迁”，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

[45]［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7、301～302页。

[46]秦国荣：“法律衡平与劳权保障：现代劳动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7]董保华、李干：“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定位”，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8]曹燕：“从‘自由’到自由：劳动法的理念缘起与制度变迁”，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

[49]李梦琴等：“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共享型用工关系研究进展与启示”，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年第8期。

[50]参见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1民初10221号民事判决书。

[51]参见张新红：《分享经济：重构中国经济新生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69、70页。

[52]严翅君等：《后现代理论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2～126页。

[53]Laureen Snider，“Enabling Exploitation：Law in the Gig Economy”，Critical Criminology，2018（26）：565.

[54]P.Murphy，Auto-Industrialism：“Do it Yourself”Capitalism and the Riseof the Auto-industrial So⁃ciety，Sage.2017.

[55]V.Mosco，Becoming Digital：Toward a Post-internet Society，Emerald Publishing Ltd.，2017.

[56]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载《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

[57]［美］威廉·拉让尼克：《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黄一义、冀书鹏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58]杨滨伊、孟泉：“多样选择与灵活的两面性：零工经济研究中的争论与悖论”，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年第3期。(www.xing528.com)

[59]［加］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涂颀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2页。

[60]Jiyoung Hwang，“Managing the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the Shar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Innovation，2019（5）：7.

[61]Alex Press，The Sharing Economy，satu rdayevening post.com，September／October，2015：90～91.

[62]Scarlett T.Jin et al.，“Ridesourcing，the Sharing Economy，and the Future of Cities Scarlett”，Cit⁃ies，Cities Volume，June 2018（76）：100.

[63]Mujtaba Ahsan，“Entrepreneurship and Ethics in the Sharing Economy：A Crit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20（161）：19.

[64]Jiyoung Hwang，“Managing the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the Shar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Innovation，2019（5）：7.

[65]齐爱民、张哲：“共享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66]参见王全兴、刘琦：“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挑战和法律规制”，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

[67]参见齐爱民、张哲：“共享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68]Scarlett T.Jin et al.，“Ridesourcing，the Sharing Economy，and the Future of Cities Scarlett”，Cit⁃ies，Cities Volume，June 2018（76）：100.

[69]Jiyoung Hwang，“Managing the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the Shar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Innovation，2019（5）：7.

[70]Mujtaba Ahsan，“Entrepreneurship and Ethics in the Sharing Economy：A Crit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20（161）：19.

[71]“分享经济舆情大数据发布 四大问题需改进”，载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7／0814／c209043-29468060.html，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5日。

[72]伏睿：“共享经济的法律关系与规制路径”，载《经济论坛》2017年第5期。

[73]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提出的分析旧车市场的“柠檬”（次货或二手货）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在旧车市场上，只有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只知道车的平均质量，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而在一辆旧车的任一价格上，那些最差的次品车的主人最急于将他们的车出手。当买主把这些次品买回家后，才会逐渐发现它的缺陷。一段时间后，卖主能够接受的旧车的平均价格会下降，那些持有缺陷最轻的车的车主这时会认为还是将车留着自己用更为合算。这意味着，那些还留在市场上出售的汽车的平均质量又进一步降低了。因此，随着价格的下降，存在着逆向选择效应：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者会退出交易，只有质量低的卖者才会进入市场。

[74]［加］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涂颀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页。

[75]齐爱民、张哲：“共享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76]Jiyoung Hwang，“Managing the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the Shar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Innovation，2019（5）：9.

[77]刷单，一般是通过虚构网络交易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使指定的网店卖家的商品提高“销售量”和“信用度”，从而为网店获得较好的搜索排名。在我国“专车”类共享经济模式里，通过刷单来骗取网络平台的补贴、工资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78]蒋大兴、王首杰：“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79]李伟：“分享经济发展研究综述”，载《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71期。

[80]赵栓文、简洁：“共享商业模式风险管理探究——以共享单车为例”，载《会计之友》2019年第16期。

[81]“滴滴最新版本涉嫌窃取用户位置隐私？”，载http：／／www．sohu.com／a／78498178_383040，访问日期：2019年11月15日。

[82]齐爱民、张哲：“共享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83]K.Donahoo and S.Sha，“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the Securitization Decision”，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1991，31（4），12～23.

[84]董红苗：“制度套利：金融套利的又一种形式”，载《浙江金融》2003年第11期。

[85]参见百度百科https：／／baike.sm.cn／item／d53190192e3d833c8ea9d3dc530ed36f.html？from＝smsc.

[86]平行经济是将实验经济学方法与社会计算方法结合起来，融合人工社会、计算实验和平行系统，形成一套新的研究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计算理论和方法体系。平行经济是由复杂性科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计算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交叉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研究理论，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建立人工系统来描述真实的经济对象（建模），计算实验分析经济对象的演变规律（预测）以及人工经济系统与真实经济系统的交互执行（控制），实现对复杂经济系统的管理，最终目标是提高人工经济系统的地位，使其由从属的、辅助的、离线的作用逐步提升到平等的、在线的地位，充分发挥模型在复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87]［加］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涂颀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页。

[88]Chenguo Zhang，“China's New Regulatory Regime Tailored for the Sharing Economy：The Case of Uber Unde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Comparison to the EU，US，and the UK”，Computer Law＆Security Review，2019（35）：464.

[89]Jiyoung Hwang，“Managing the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the Shar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Innovation，2019（5）：10.

[90]C.E.Cherry and N.F.Pidgeon，“Is Sharing the Solution？Exploring Public Acceptability of the Sha⁃ring Econom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8（195）：941.

[91]Sofia Ranchordas，“Does Sharing Mean Caring？Regulating Innov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Minnesota Journal of Law，Science＆Technology，2015，16，p.1.

[92]伏睿：“共享经济的法律关系与规制路径”，载《经济论坛》2017年第5期。

[93]［加］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涂颀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94]Jiyoung Hwang，“Managing the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the Shar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Innovation，2019（5）：7.

[95]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s：／／www．doingbusiness.org.

[96]Jiyoung Hwang，“Managing the Innovation Legitimacy of the Shar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Innovation，2019（5）：11.

[97]李伟：“分享经济发展研究综述”，载《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71期。

[98]Florian Saurwein，Regulatory Choice for Alternative Modes of Regulation：How Context Matters，3.＆POL Y.2011（33）：334，337～341.

[99]［美］雷切尔·博茨曼、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唐朝文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100]［美］雷切尔·博茨曼、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唐朝文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09页。

[101]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102]Chris J.Martin，Paul Upham and Leslie Budd，“Commercial Orientation in Grassroots Social Inno⁃vation：Insights from the Sharing Economy”，Ecological Economics，Oct 2015（118）：240，12.

[103]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104]蒋大兴、王首杰：“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105]根据原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106]Chenguo Zhang，“China's New Regulatory Regime Tailored for the Sharing Economy：The Case of Uber Unde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Comparison to the EU，US，and the UK”，Computer Law＆Security Review，2019（35）：469.

[107]M.Fitz，“In Germany，Amazon Workers Strike（Again）”，The German View，Sept.23，https：／／www．zdnet.com／artic le／in-germa ny-amazo n-worke rs-strik e-again，Accessed April 20，2018.

[108]S.Hill，Raw Deal：How the“Uber Economy”and Runaway Capitalism are Screwing American Work⁃ers，St.Martin's Press.

[109]李坤刚：“就业灵活化的世界趋势及中国的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10]Alex Press，“The Sharing Economy”，saturday evening post.com，September／October，2019，pp.90～91.

[111]参见“Uber外患未解又陷内忧，司机待遇诉讼扩大范围”，载http：／／tech.hexun.com／2015-12-10／181116519.html，2019／12／11.

[112]参见黄文旭：“英国判决：优步司机为优步公司员工”，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11月25日。

[113]A.Funnell，“With Uber，Deliveroo and the Gig Economy on the Rise，Must Labour Unions Die？”，Futuretense，May 30.2017.

[114]J.Moyer-Lee，“At Last，Paid Holiday for‘Gig Economy’Workers，But What Happens After Brex⁃it？”，Theguardian，Nov 30.2017.

[115]［美］雷切尔·博茨曼、路·罗杰斯：《共享经济时代：互联网思维下的协同消费商业模式》，唐朝文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09页。

[116]Thomas A.Weber，“Intermediation in a Sharing Economy：Insurance，Moral Hazard，and Rent Ex⁃trac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Winter 2014，Vol.31，No.3，35，37.

[117]周丽霞：“规范国内网络预约租车市场的思考——基于美国对Uber商业模式监管实践经验借鉴”，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7期。

[118]对此，我国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暂行办法》以及深圳、天津等地的管理办法已经对网约车和车主做了基本要求，在滴滴平台上，注册司机也应当符合各个地市的基本要求。具体参见滴滴官网：www．xiaojukeji.com／index／index.

[119]Chenguo Zhang，“China's New Regulatory Regime Tailored for the Sharing Economy：The Case of Uber Under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Comparison to the EU，US，and the UK”，Computer Law＆Security Review，2019（35）：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