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用工模式的创新与兴起

（一）零工经济的概述

国际劳工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针对“灵活就业”提出了“非正规就业部门”这一概念，并将这种“非正规就业”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微型企业的就业，这类就业可被视为正规就业部门的一种延续，主要是通过承包或者分包协议参与正规就业部门的工作；二是家庭企业的就业，主要是指由家庭成员来负责经营活动的非正规就业；三是个体劳动，主要是指清洁工、街头小贩以及擦鞋工个体劳动等。以上的“非正规就业”方式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就业较灵活但不稳定，绝大多数均被排除在官方统计之外，较少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劳动技能教育和培训，几乎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但“非正规就业”的称谓被学界认为涉嫌歧视，并逐渐用“灵活就业”代替之，而且“灵活就业”的表述能够更加准确地概括这种新型的就业模式。^[142]2009年初，美国新闻网站The Daily Beast首次提出了“零工经济”（gig economy）概念，也就是指以共享经济零工劳动为主的新经济模式。^[143]根据2015年《纽约时报》的分析：零工经济指人们根据兴趣爱好，利用自己的技能、资产或时间，选择接受不同的工作。这类工作具有自我管理和具有多样性等优点，通常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时间，从业者通常是临时工、合同工、个体户或兼职人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于2016年发布的零工经济报告指出，这种非传统经济的模式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高度自主性；二是凭任务获得报酬；三是短期雇佣关系；四是通过第三方平台实现用工和就业。该报告还认为，零工经济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效率提升，提高劳动者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为雇主节省雇佣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零工经济的劳动者通过共享平台或第三方机构获取更加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工作机会，且不再固定、长期受雇于某一组织或者机构，只在某一时间段内提供特定的服务。^[144]

国际劳工组织非标准形式就业技术官员瓦莱里奥·德·斯特凡和高级经济学家吉宁·伯格与诺认为，“零工经济”就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群体性工作。主要是由一群可能来自世界各地且能够接入互联网的个体在共享平台上完成，工作内容可能是技术性较强的任务，也可能是一些常规性任务。二是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主要指劳动者通过网络应用程序搜索，由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当地运输、家政、维修等个体服务，劳动者通常就是本地居民。上述两类工作的共同点是工作时间和地点的灵活性较高，都是利用网络平台和移动技术实现劳动需求方和供应方的对接。这种用工模式被认为是一种“零工经济”。^[145]这种自由、灵活的零工经济模式为解决新经济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国外研究显示：新经济的技术创新使主要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呈现明显的“U”形的极化特征，高端职业和低端职业的就业量开始上升，而中间职业的就业份额却开始下降。^[146]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一书中把零工经济时代的工作方式描述为：取代了传统“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工作形式灵活且用工时间短，包括临时工作、个体经营、承接协定、自由职业、兼职工作、副业，以及通过自由职业平台找到的短工等。^[147]因此，零工经济的用工形态应该是非典型的用工模式。

零工劳动是指劳动者利用互联网平台或中介机构，与用工单位或是雇主建立的一种新型用工形式，而零工经济则是指以零工劳动为用工形式的新经济^[148]形态，两者属于不同的业态范畴。目前，学界普遍把零工劳动等同于零工经济，这种称谓值得商榷。2018年12月12日，Edison Research发布的一份名为《2018美国的零工经济》的报告显示，零工劳动占美国劳动力的34%，几乎有1／4的美国成年人的就业模式是零工劳动，且这一数据到2020年将增长至43%。^[149]美国的零工经济如果没有疫情影响，预计将在2021年达到380万至920万。Uber在2014年拥有160 000名驾驶员，比2009年成立时翻了一番。此外，调查结果表明，美国目前有1060万的零工劳动者（占总就业人数的6.9%），260万在岗员工（占总就业人数的1.7%），140万的临时机构工人（占总就业人数的0.9%），以及93.3万名与公司订有合同的工人（占0.6%总就业人数）。共享经济创造了零工经济新的就业形式，嵌入了新劳工实践，劳动者在零工经济中拥有自由和灵活性。^[150]《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首次对2015年至2018年间新经济的共享网约车、在线外卖、网约家政、共享住宿、共享医疗等新业态的发展现状，以及其给相关行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多维度的定量分析，量化反映了我国这种新经济新业态对服务业转型发展的作用。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的参与者约为7.6亿人，其中从业者约为7500万人，同比增长7.1%。平台从业者为598万人，同比增长7.5%。相关的数据仅是针对共享经济领域零工经济而言的，事实上，新经济的其他领域的零工劳动模式也是越来越普遍。^[151]

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彭斯（Michacl Spence）认为：“经济学最终要解决的是社会资源分配和配置问题，而不是市场问题。”^[152]简而言之，经济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因此，零工经济也指“零工”这种劳动资源的配置模式，据此把“零工劳动”称为“零工经济”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所有经济模式都包括生产资料、资金、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零工用工模式只是新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源配置，不能从根本上代表一种经济模式。学界普遍把零工劳动称为零工经济，这种“经济性”的称谓淡化了零工劳动的“劳动性”，把劳动力仅视为一种纯粹的市场资源，可以作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自由出售，用人单位或雇主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但用人单位或雇主享有对劳动力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并可以对其进行监管和控制，却无须对其“人身”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劳动者完全沦为了拥有劳动力的“独立承包商”。劳动者获得了可以处分劳动力的自由，而用工单位更是节约了劳动成本。这种看似平等、自由的“零工经济”的称谓忽视了零工劳动中劳动者的主体性或者人身性，以及其依法应该享有的基本的获得法律保障的权利。“零工经济”的称谓抹去了零工模式的“劳动性”，用“经济性”的市场民主和自由交易原则来掩饰“技术资本主义”^[153]对劳动者的剥削。为了突出这种新型用工模式的“劳动性”而非其“经济性”，并通过其与传统劳动用工模式的比较进一步分析这类新用工模式的优缺点，本书将用“零工劳动”（gig Labor）来取代目前学界普遍所称之“零工经济”（gig economy）。

（二）“灵活就业”与零工劳动在我国的发展

21世纪以来，“灵活就业”多次进入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我国政府在2001年“十五计划”的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中首次提出了“灵活就业”的概念。该规划指出：“要实行灵活的就业形式，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重点采取非全日制、临时性、阶段性和弹性工作时间等多种灵活的就业方式。”从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官方所称的“灵活就业”主要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以及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等方面，与建立在工业化社会和雇佣制度基础之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存在较大差异的其他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这当中既包括非全日制的灵活就业，也包括有全职工作、业余时间兼职的灵活就业；既包括稳定、有保障的灵活就业，也包括各种不稳定的、无保障的灵活就业；既包括在非正规就业部门的灵活就业，也包括在正规部门的灵活就业；既包括直接灵活就业，也包括间接灵活就业（如劳务派遣）。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对灵活就业加以强调，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扶持力度。可以说，培育灵活就业形式、构建一个“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然成为解决我国目前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工业经济时代，多数人只能依附于企业组织才能参与经济活动并获得报酬。而在人人参与的共享经济时代，人们可以不再受雇于某个组织，而是通过平台以个体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结构中的占比加大，灵活就业不仅在传统领域得以发展，而且在“互联网+”新经济时代又滋生出了一些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如滴滴司机、快递员等。灵活就业适应了经济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需求，促进了劳动者转移就业、再就业的实现，继而起到了平抑失业率、保持就业市场稳定的作用。^[154]我国“灵活就业”的方针政策为我国的零工劳动开了绿灯，随着“互联网+”新经济在我国的迅猛发展，零工劳动的灵活就业模式也就越来越普及。(www.xing528.com)

（三）共享经济与零工劳动的切合

共享经济中劳动者固定化的“打零工”的用工形态，催生了一种灵活而又能够更专职化的“零工”工作。基于此，笔者将这种用工关系认定为是一种“零工关系”或“零工劳动”。在共享经济中，劳务关系和零工关系的划分逻辑是劳动提供者利用的是否为“自身闲置”或“自由的”劳动资源，这是构成零工关系的条件。零工关系既包含类雇员也包含一部分未达到类雇员标准的自雇者，比如网约车司机属于类雇员，而如58同城中的各类网约零工则属于自雇者。^[155]共享经济对就业方式具有颠覆性影响，其促进了零工劳动的灵活就业。在共享经济模式下，由平台公司主导的“供给者—共享平台—需求者”关系中，供给者与共享平台公司之间只是一种松散的协作关系，并非传统企业那种由劳动合同固定下来的雇佣关系。本质上，共享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的系统，劳动供给者可以自由进入这个共享经济行业，因此其就业方式是极为灵活的。^[156]虽然劳动者可以自由择业，能够自由选择何时何地工作，享有一定程度的“劳动自由”，与共享平台不存在人身附庸的劳动关系，但共享平台可以通过互联网络技术控制其劳动过程。^[157]共享经济的积极意义在于：

第一，共享经济为自由个体劳动者提供了零工劳动这一新的就业机会和用工模式。共享经济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其具有灵活性，可以通过网络技术聚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和消费者，让供求双方得以更自由地进行选择。^[158]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束缚了人性，常常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在共享经济环境下，工作的方式、内容将变得更加多样化。人们可以根据时间安排及专长来自由支配工作时间、场合、任务，使工作成为一种可以自由分配时间、置换资源的方式。共享经济平台和传统就业组织在控制劳动过程方面差异很大。共享经济供给者可以自由支配劳动，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多劳多得，共享平台可以通过市场准入和信用评价体系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因此，在共享经济的就业模式下，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工人的任务自由并存。

第二，共享经济提高劳动效率。共享经济解放出了很多“自由人”，大量“自由人”和“消费者”聚集，让供求双方得以更自由地进行选择。这种自上而下推动的制度变革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比如，共享经济为家政服务业市场提供了更透明、更高效的供需匹配精算技术和数据平台支持，通过共享机制更充分地利用了家政从业人员的闲暇、待工时间，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以“阿姨来了”平台为例，在社会经济整体上涨较缓的2015年，在全社会的薪酬增幅仅为7%的背景下，该平台上的“阿姨平均薪资比去年提升了12%，月嫂收入更是提升了185%”。共享平台可以促成家政行业的“分时经济”，多个家庭共同雇用一个“阿姨”，或在需要的时间聘用小时工上门服务，不仅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家政服务资源，更是减轻了每个家庭的负担。据估算，2015年我国家政服务市场总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元。在此背景下，家政服务领域的创业公司不断涌现。在过去几年出现了“e家洁”“云家政”“小马管家”“阿姨来了”“阿姨帮”等二十多家家政公司。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平台企业诸如“58到家”“美团”“大众点评”“京东到家”也开始通过自营或者与第三方合作的方式进军家政市场。作为一家在线预定家政服务员的平台，“阿姨来了”是中国家政服务领域的佼佼者，专注于月嫂、育儿嫂、家务员、小时工等家庭固定用工的服务、培训及相关衍生服务。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总部位于北京，2013年获得了清科创投数百万美元的A轮投资。目前，该公司已在全国20个城市设立了超过60个分支机构和线下网点，拥有300多名经纪人、共享近5万名家政人员和8万多名客户，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阿姨大学”培训体系。作为民生服务的重要内容，家政服务类分享平台也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159]

共享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由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矛盾。共享经济机制可以使劳动者从对公司企业等社会组织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更自由地实现其人身价值。共享经济按需分配的原理使劳动者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和自己的专长、喜好来培训劳动技能，把自己的劳动潜力、技能发挥到最大，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更合理。对于大部分工薪家庭来说，不是所有时段都需要家政服务，雇用一个全职家政服务人员不仅负担较重而且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零工劳动通过共享平台可以实现多个家庭共同雇用一个家政服务人员，在需要的时候要求上门服务的目标。这不仅可以优化利用服务资源，也可以减轻雇主家庭的负担。因此，零工劳动不仅使劳动者实现了灵活就业，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而且也使雇者节约了用工成本，实现了经济民主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