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内涵与语文教学的全新剖析

中华民族的思维定势基本上可视为从总体上把握生命，观照自我，力求生命与造化的同体。蕴含在中国古代文人灵台深处的是一种以心灵境界的拓展为特征的超越意识，表现为恰适自恣、旷达淡远的超越精神。

在古代文人中有一个命运多舛、磨难多多的弱势群体，他们或在政治上屡遭不幸，或在生活上久经磨难，或在肉体上备受摧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曾经幽怨过，悲愤过，然而最终当他们冷静下来，把自己置于宇宙大化中来观照，才发现在浩渺的宇宙之中，个体生命小得不能再小，连生命都可以忽略，个人的荣辱得失，苦乐遭遇又算什么呢？珍惜生命的每分每秒，好好生活，把自己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悠悠浩浩的宇宙本体的流动之中，才是最好的选择。经过这种心灵的净化，最终他们大彻大悟，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超越。这种超然的心态，在古今许多文人身上共演，并经不同形式的书面记载，以文化的形态固定下来，传播开去。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被更多的人效仿。深深地积淀在民族文化的传统里，发展成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超越意识。

超越意识可以从老庄的道家学说中寻到渊源。道家文化以妙契自然为支点。老子认为纯任自然的状态是人类最理想的状态。抱守自然无为的原则是使个人摆脱文明社会所带来的种种灾难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第七章），“无为而无所不为”，辩证地揭示出超越意识的内涵。庄子对超越本质的透析则更为至彻：“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庄子认为，“死生存亡，穷达贫富”等等都是事物的变化，自然的规律运行，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应该把他们置之度外，这样就能“通而不失于兑（悦）”，“与物为春”（同上），使心中舒畅愉悦，而外物也充满了欢快的春意。把超越功利的精神愉悦视作人生最可贵的财富。这种感悟和体验在后来的历代文人中都有，尤其是在那些落魄文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苏轼博学多才，但他生平有志莫伸，屡遭贬谪，如果说早年他还多有积怨，后来经过几个轮回的折腾以后多能坦然以对：“人生所遇无不可”，“死生祸福久不择”（《和蒋夔寄茶》），“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前赤壁赋》）。欧阳修对自己的荣辱升降，也常常表现出一种“进不见喜，退不为惧”（《记旧本韩文后》）的超脱态度。超出个人生命的极限，从宇宙本体的角度来认识生命，观照人生，就是超越意识。(www.xing528.com)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人安贫乐道的典型代表。他鄙弃官场黑暗，向往清净无为的田园生活，弃官归田。高中课文《归去来兮辞》是他这种超越精神的集中表白。“田园将芜，胡不归”，只因心在官位，为形体所役。作者经过一番理性的审视，发出求官为非，弃官为是，迷途不远，来者可追的感慨。毅然决定与达官贵人“息交以绝游”，毫无留恋惋惜之情，胸怀洒脱透明。课文的思想内容是异常丰富的，作者关于生命本体的认识更是独出机杼。庄子在文中为我们创构了一种理想人物，这种人能顺着自然的规律以游于变化之途。“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样描写的用意就在于告诫我们，真正自由的人就应该打破形骸的拘囚，以使思想不为血肉之躯所困，进而获得精神上的升越。人生于天地之间，劳逸死生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所以应该坦然处之，超然物外，顺应自然。不要让物质上的得失，阻碍了精神生活的愉悦、这种超越意识在当代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表现得更为真切。史铁生大难之后一度曾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但他经过一段痛苦的思索之后，尤其是在地坛里从万物的敷衍死灭中对生命的本质获得了重新的认识以后，对人世里的事情看得深透，“一个人出生了，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死是必然会降临的一个节日”，“眼前的一切不再可怕”。作家超越个人身体残疾的局限，焕发出极大的生命活力，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文学成就。《我与地坛》走进高中教材，成为中学生最喜爱的课文之一。

人类文明时代的精神文化活动，终究要趋归于语文形式。思想的灵光是流动的，闪烁不定，只有借助语文将其物化，才有可能把瞬间的思想定格下来重审、反品，使其延续和深化；才有可能把个人的成果向外界传递，由个体意识变成群体意识，最终社会化，并经社会化的阅读消费不断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语文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语文达成了特殊的“亲缘”关系。我们今天才有可能从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中追寻到语文的人文内涵，为语文教学拓展一条广阔的育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