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传统: 语文教学的全新剖析

【作者】鲁枢元

“语言是储存传统的水库。”

这是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伽答默尔在《人与语言》一文中讲下的话。“传统”又是什么呢？在阐释学一派的哲学家那里，“传统”不是柜子里书页发黄的典籍，不是石碑上铭刻的万古不变的教条，不是遗落在往昔路途上的历史痕迹，也不是先圣先哲、列祖列宗显赫于世的牌位，“传统”主要储存于人类的语言中，存在于人类对于语言（口头或书面）的绵延不绝的理解中，存在于言语者对于语言的操作实践中。“理解”并不是对于历史文献“原意”的臣服或皈依，现代阐释学已经周延地论证了回溯原意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解只能是生命个体的积极投入。语言中储存的传统不再是埃及法老的木乃伊或中国汉墓中金缕玉衣妆裹的残骸，而是寓有当代人生命活动的流水。传统本该是人的永不停驻的生命之流，之所以会有“陈旧的传统”，总是因为生命本身停止了新陈代谢的运动。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看，语言是人类社会性遗传的主要渠道。前苏联教育心理学家乌申斯基说：“人类一代一代地把深刻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各种历史事件、信仰、观念，已成陈迹的悲哀与欢乐，都收入祖国语言的宝库里，——简言之，精心地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痕迹都保存在民族语言中。语言是一条最生动、最丰富和最高尚、最牢固的纽带，它把古往今来世世代代的人民连接成一个伟大的、历史的活生生的整体。”（注：转引自高尔基《思维与语言》，第65页，三联书店。）伽答默尔在《文化和词》一文中也说过：动物，比如猫和狗，是从它们自己发出的体气，或撒下的便溺中辨认自己的来路的，而人却是通过语言来辨认自己的来路，不但是个人的，还有民族的，还有整个类属的，“词就是人类世界和命运之可能形式的最高阶段，它的最后结局就是死亡，而它的希望则是上帝”（注：伽答默尔：《赞美理论》，第14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伽答默尔之所以如此看重“词”，这仍然是因为他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下来了“语言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主体论观点。在他看来，“词”作为“储存传统的水库”中的一滴水珠，也是凝聚着人的整体性、本质性的。

越是古老的语言，大约就越是这样。比如，中国人把“禹”看作自己民族的光荣的祖先，看作是自己民族的神圣的象征，据姜亮夫先生考证：

“九”者象龙属之纠绕，夏人以龙纠为宗神，置之以为主，故禹一生之绩，莫不与龙与九有关：凿龙门，青龙生于郊，黄龙负舟，神龙为御，父有化龙之传，祖有句龙之名，尊灌用龙句，洪水既治，即宅九州，封崇九山，决汩九州，陂障九泽，丰殖九谷，汩越九原，洒九浍，杀九首，命九牧，作九鼎，和九功，叙九叙，亲九族，询九德之政，戴九天，为九代之舞，妻九尾白狐，天锡九畴，帝告九术，以九等定赋则，以九洛期上皇，东教九夷，飞升九嶷，启九道等等。（注：参见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第2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姜亮夫先生在罗列上述“禹”字的源流之后说：“诸此传说，巧历难尽，虽多后世附会之说，实含先史流传之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语词中能含蕴多么丰富的文化传统。伽答默尔还曾说过：“神话的词”是人对自身的确证，“疑问的词”是人对自身的超越。非常凑巧，这又可以从屈原的《九歌》与《天问》中得到旁证。《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国殇”，写的是神或鬼的生活与意志，写的不是人自己的欲望、需求、情绪、意念；《天问》中对于天地宇宙、自然社会、往古未来的疑问，则充分体现了人对自身以外的空间、对生命以外的时间的渴慕与憧憬。“天问”显示了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人对自我超越的追求，同时也就确立了人在世界上的位置。(www.xing528.com)

一个中国人，就像他永远摆脱不了“大禹”和“屈原”的传说一样，也永远摆脱不了“大禹”和“屈原”的语言。当然，他不只是静静地守护着传统的语言，他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在语言中开拓新的时代视野、新的生活空间，这时，语言就不仅仅是传统的留驻地，也成了超越传统的跳板。帕默尔曾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究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他还引用一位瑞典汉学家的话说：“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的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注：帕默尔：《语言学概论》，第9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态度和意见也很不一致。一部分人把它当作国粹中的至宝，动也不准一动的，“五四”时代废除文言提倡白话（虽然白话仍是汉话，只是多少吸取了一点欧化的语法），一些人激烈反对，几乎要以性命相拼。后来改革派终于占了上风，连汉语拼音也推展开来。接着便有人得寸进尺，进一步提出“彻底改造汉语言”，乃至“废除汉语言”的主张来。十多年前，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小群关切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炎黄子孙曾著文痛陈中国文字语言的弊端，力劝中国当代领导人加速推行汉语的拼音化，不然“现代化”就会落空。遥望21世纪，他们深感不取缔汉文字就对不起后来人。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汉字对人的大脑来说，是一种很不合理、难学、难用的语文工具”，“汉字由于符号太多，难于输入计算机”，“汉字不适合现代社会”，“未来的经济大国必然是在信息处理、人工智能机器的发展、生产和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汉字已陷入难以克服的符号转换困难”。（注：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的意见书：《中国文字现代化的迫切性》，《文字改革》1985年第5期。）

细察这些人的意见，他们是坚信人类中最好的国家是“经济大国”，坚信未来的人类社会是信息社会，而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将由“人工智能机器”主宰，而“人工智能机器”的发展、生产和使用则是依赖于“符号的编码与输入”的，因此中国要想现代化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语言文字适应于电子计算机的要求不可。

尽管我们不想同意下一个世纪人类社会生活将必定走进他们勾画的这一蓝图，我们从他们的这一蓝图中来看他们对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仍然感到是合乎逻辑的，是顺理成章的，我们本来是不拟提出不同的意见的。

但是，这篇“意见书”也同时谈到了文学艺术。其中谈到：由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符号系统的缺陷”，使得中国人在“需要使用符号系统进行创作的文学和音乐”等领域中“贡献就比较有限”，甚至长期陷于停滞或出现倒退。其中还谈到“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不是其灵魂”，“优美的文化可以通过不同的语文工具表达出来，《红楼梦》的英译本并没有失去它的艺术价值”。文章的结尾还呼吁：“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加强为语文现代化服务，创作更多描述未来信息社会美好前景的文艺作品。”这三点在我们看来都是可以商榷的。中国的音乐和诗歌的成就，尤其是诗歌的成就，恐怕并不一定比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民族逊色吧？《红楼梦》翻译成英文，我们不曾读过，只知道京剧《打渔杀家》被英语译为《愤怒的复仇》，其固有的风韵差不多是全完了的。当然，莎士比亚的诗剧译成了汉语，其艺术魅力也大大地削减了，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品位都太高了，而这种艺术的品位又和作为媒介的语言是血肉相连的，翻译主要是意义的传输，翻译中心将失去那些被称作“天使的尘埃”的东西，即由某种语言整合创生出来的那种特质。至于歌颂“未来信息社会美好前景”的文学作品，即使在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的美国和日本似乎也不多见，见到的多是对信息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病进行批判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