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卷一二〇《里堂学案》：里堂与阮文达同学，经学、算学并有独得，百家无所不通，《易学三书》及《孟子正义》皆专家之业。扬州学者，与郑堂江氏并称，有“二堂”之目，而精卓过之。(下略)
《清史稿·儒林三》：焦循，字里堂，甘泉人。嘉庆六年举人。曾祖源，祖镜，父葱，世传《易》学。循少颖异……阮(赓尧)奇之，妻以女。既壮，雅尚经术，与阮元齐名。元督学山东、浙江，俱招循往游。性至孝，丁父及嫡母谢艰，哀毁如礼。一应礼部试，后以生母殷病愈而神未健，不复北行。殷殁，循毁如初。服除，遂托足疾，不入城市者十余年。葺其老屋，曰半九书塾，复构一楼，曰雕菰楼，有湖光山色之胜，读书著述其中。尝叹曰：“家虽贫，幸蔬菜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于此矣！”嘉庆二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循博闻强记，识力精卓。每遇一书，无论隐奥平衍，必究其源。以故经史、历算、声音、训诂无所不精。幼好《易》，父问《小畜》“密云”二语何以复见于《小过》，循反复其故不可得。既学洞渊、九容之术，乃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渐能理解。著《易通释》二十卷，自谓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又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羲、文、周、孔之旨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伪疏舛驳，未能发明。著《孟子正义》三十卷，谓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诸家之说，而下以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旨，又著《六经补疏》二十卷。以说汉《易》者，每屏王弼……解经之法，未远于马、郑诸儒，为《周易王注补疏》二卷。以《尚书》伪孔传说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管、蔡。《大诰》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皆非马、郑所能及，为《尚书孔氏传补疏》二卷。以《诗》毛、郑义有异同，《正义》往往杂郑于毛，比毛于郑，为《毛诗郑氏笺补疏》五卷。以《左氏传》“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杜预扬其词而畅衍之，预为司马懿女婿，目见成济之事，将以为司马饰，即用以为己饰。万斯大、惠士奇、顾栋高等未能摘奸而发覆，为《春秋传杜氏集解补疏》五卷。谓《礼》以时为大，训诂名物，亦所宜究，为《礼记郑氏注补疏》三卷。以《论语》一书，发明羲、文、周公之旨，参伍错综，引申触类，亦与《易》例同，为《论语何氏集解补疏》三卷，合之为二十卷。又录当世通儒说《尚书》者四十一家，书五十七部，仿卫湜《礼记》之例，以时之先后为序，得四十卷，曰《书义丛抄》。又著《禹贡郑注释》一卷、《毛诗地理释》四卷、《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十一卷、《陆玑疏考证》一卷、《群经宫室图》二卷[1]、《论语通释》一卷。……又著有《雕菰楼文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循壮年即名重海内，钱大昕、王鸣盛、程瑶田等皆推敬之。始入都，谒座主英和，和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殁后，阮元作传，称其学精深博大，名曰通儒，世谓不愧云。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二》：存目。[2]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四《通儒扬州焦君传》：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黄珏桥，分县为甘泉人。曾祖源，江都县学生，为《周易》之学。祖镜，父葱，皆方正有隐德，传《易》学。君生三四岁，即颖异。八岁至公道桥阮氏家，与宾客辨壁上冯夷字，曰：“此当如《楚辞》读皮冰切，不当读如缝。”阮公赓尧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刘文清公取补学生员。年二十，补廪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谢艰，自殓及葬，八阅月，未栉沐，食卧不离丧次，甚哀毁。弟征读书，自教之。兴化顾超宗传其父文子之经学，超宗与君幼同学，君始用力于经。超宗殁，君理其丧，作《招亡友赋》哭之。岁乙卯，元督学山东，招君往游，遂自东昌至登州，有《山左诗抄》一卷。嘉庆岁丙辰，元督学于浙，复招君游浙东，有《浙江诗抄》一卷。岁庚申，元抚浙，招君复游浙。辛酉春，归扬州。秋应乡试，中式举人，入都谒座师英煦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岁壬戌，复招君游浙，冬归扬州。岁乙丑，有劝君应礼部试，且资之者，君以书辞之曰：“生母殷病虽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乐安佚，轻仕进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毁如初，克尽其孝。除丧后，小有足疾，遂托疾居黄珏桥村舍，闭户著书，葺其老屋，曰“半九书塾”，复构一楼，曰“雕菰楼”，有湖光山色之胜，读书著书，恒在楼，足不入城市者十余年矣。岁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疟，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于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君于《易》本有家学，尝疑一“号咷”也何以既见于《旅》，又见于《同人》?一“拯马壮”也，何以既见于《复》，又见于《明夷》?“密云不雨”之象何以《小畜》与《小过》同辞?“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蛊》象与《巽》象相例?丁父忧后，乃遍求说《易》之书阅之，撰述成帙。甲子后，复精研旧稿，悟得洞渊、九容之术实通于《易》，乃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于是拟撰《通释》一书。丁卯病危，以《易》未成为憾。病瘳，誓于先圣先师，尽屏他务，专治此经，遂成《易通释》二十卷，自谓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易通释》既成，复提其要为《图略》八卷，凡图五篇，原八篇发明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论十篇，破旧说之非。复成《章句》十二卷，总称《雕菰楼易学三书》，共四十卷。君《易》学既成，数年中有随笔记录之书，编次之，得二十卷，曰《易余钥录》。凡友朋门弟子所问答及于《易》者，取入《三书》外多有所余，复录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话》。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业，得三卷，曰《注易日记》。又有《易广记》三卷。君之《易》学，不拘守汉、魏各师法，惟以卦爻经文比例为主。……既又著《孟子正义》三十卷，疏赵岐之注，兼采近儒数十之家说，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指。……评曰：焦君与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与元齐名。自元服官后，君学乃精深博大，远迈于元矣。今君虽殂，而学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综其学之大指，而为之传，且名之为通儒。谂之史馆之传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遗也?”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八：甘泉焦里堂孝廉循乡举后，仅一试礼部，遭母丧，既免。病足，移居村舍，筑小楼数间，几榻之外，书研茶具而已。尝语人曰：“家虽贫，幸蔬米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于此矣。”孝廉为阮文达姻连，学邃于《易》，世多习之者。
端方《壬寅销夏录》：江都梅君韵生诗文学魏、晋，通音律，兼精内典。家贫不戚，意致夷洒，嗜金石文。江都治堤，取土得唐人志石，二君闻之，急以制钱八十缗买之，载归，家朋好为作载碑图，道光庚子，垚与识于京师，出图命题，垚谓之曰：“垚前以银九十两买旧本《一统志》，人皆笑其迂，以饥寒之不恤，而争所难得也。君嗜奇不恤贫过于垚矣。”君曰：“我侪所嗜虽异，万不及我乡焦里堂先生。先生居在邨落，贫甚，教授城中，岁末，将归家，见书肆有《通志堂经解》，取槖中资，不足则唶文，明年修脯金付之。载书归，与妻子啖芦菔度岁，非更所嗜，更笃于我侪乎?”嗜不笃者，不能有所成。古人皆如是也。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四、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七、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王豫《淮海英灵续集》庚集卷五、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三皆有传，存目。
焦循《雕菰集》卷七《申戴》：王惕甫《未定稿》载，上元戴衍善述戴东原临终之言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因引以为排斥古学之证。江都焦循曰：非也！凡人嗜好所在，精气注之。游魂虽变，而灵必属此，况临殁之际哉?余丁卯春三月病剧，昏卧七日，他事不复知，惟《周易·杂卦》一篇往来胸中，明白了析，曲折毕著。平日用力之浅深，嗜好之诚伪，于此时验之。平日所习，而临终昧昧忘之者，必其事平日本未尝精气注之也。东原生平所著书，惟《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知其讲求于是者，必深有所得，故临殁时往来于心，则其所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余尝究东原说经之书，如《毛郑诗补注》等篇，皆未卒业，则非精神之所专注，宜其不复记也。吾见以货利起家者，病革时口惟言田舍事不已，精神所注在田舍也。有奔走场屋而未利者，临殁无所知，喉中太息于鼎甲某某可羡，精神所注在科第也。吾于东原临殁之言，知其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属，专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其他读书不记者，本非所自得也。是故浅深真伪，非人所能知也，己则知之，己亦不自知也，临殁则自知之。浮慕于学古之名而托于经，非不研究六书，争制度文物之是非，往往不待临殁而已忘矣。夫东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义疏证》、《原善》，所知觉不昧于昏瞀之中者，徒恃此戋戋也。噫嘻危矣！
焦循《雕菰集》卷八《辨学》：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为之。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师成见，亡其所宗，故迟钝，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过焉。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不敢议，绝浮游之空论，卫古学之遗传；其弊也，局蹐狭隘，曲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雠者，六经传注，各有师授，传写有讹，义蕴乃晦，鸠集众本，互相纠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误，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阅者参考之也。摭拾者，其书已亡，间存他籍，采而聚之，如断圭碎璧，补苴成卷，虽不获全，可以窥半；是学也，功力至繁，取资甚便，不知鉴别，以为赝真，亦其弊矣。丛缀者，博览广稽，随有心获，或考订一字，或辨证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渊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顾全文，信此屈彼，故集义所生，非由义袭，道听涂说，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则相济。学者或具其一而外其余，余患其见之不广也，于是乎辨。
焦循《雕菰集》卷十六《易图略自序》：余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赞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犹天也，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七政[3]、恒星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经纬；山、泽、水、火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四爻之变化。本行度而实测之，天以渐而明；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亦以渐而明。非可以虚理尽，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为“相错”，实测其经文、传文，而后知比例之义出于“相错”，不知“相错”，则比例之义不明。余初不知其何为“旁通”，实测其经文、传文，而后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则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为“时行”，实测其经文、传文，而后知变化之道出于“时行”，不知“时行”，则变化之道不神。未实测于全《易》之先，胸中本无此三者之名，既实测于全《易》，觉经文、传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相错”，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时行”。测之既久，益觉非“相错”、非“旁通”、非“时行”，则不可以解经文、传文，则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数年来，以测天之法测《易》，而此三者乃从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为《通释》二十卷，复提其要为《图略》，凡《图》五篇，《原》八篇，发明“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论十篇，破旧说之非，共十三篇，编为八卷，次《通释》后。譬如郭守敬生刘洪、祖冲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后，悟得岁实消长，不用积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说而密焉耳！夫祖冲之立岁差，傅仁均立定朔，当时泥古者惊为异说。余以此三事说《易》，亦祖氏之岁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庆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
焦循《雕菰集》卷十六《易通释自序》：循承祖父之学，幼年好《易》。……乙巳丁忧，辍举子业，乃遍求说《易》之书阅之，于所疑皆无所发明。嘉庆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几三十年，无以报命，不肖自弃之罪，曷以逃免?窃谓卦起于包牺，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简而不易明也，系以彖辞。周公以其简而不易明也，系以爻辞……文王、周公之辞以参伍错综系之，孔子《十翼》亦参伍错综赞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备矣。七十子殁，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称仁义，恶杨、墨之执一，斥仪、衍之妾妇，皆所以阐明孔子之学，而吻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实深于《易》。其商翟所受，杜田生所传，散见于孟喜、京房、郑康成、荀爽、虞翻之说，不绝如缕。惜乎汉、魏诸儒不能推其所闻，以详发圣人之蕴，各持己见，苗莠杂糅，坐令老、庄异端之流出而争之矣。循既学洞渊、九容之术，乃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来所疑，渐能理解。初有所得，既就正于高邮王君伯申。伯申以为精锐，凿破混沌。用是奋勉，遂成《通释》一书。丙寅以质歙县汪君孝婴、南城王君实斋，均蒙许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圣人之义精矣，妙矣；后生末学岂能洞澈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圣人既以参伍错综者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乌能合乎?后之说《易》者，或有取乎愚之说也。
焦循《雕菰集》卷十六《尚书孔氏传》[4]：东晋晚出《尚书》孔传，至今日稍能读书者皆知其伪，虽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伪也，其《尧典》以下至《泰誓》二十八篇固不伪也。则试置其伪作之二十五篇，而专论其不伪之二十八篇，且置其为假托之孔安国，而论其为魏、晋间人之传，则未尝不与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先后同时，晏、预、璞、宁之传注可存而论，则此传亦何不可存而论。故王西庄光禄作《后案》，力屏其伪，而于马、郑、王注外，仍列孔传。江艮庭处士作《集注音疏》搜录汉人旧说，而于传说亦多取之。孜渊如观察屏孔传，而掇辑马、郑，然经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诸孔传之经文。且传之作也，不自显其姓名，而托诸孔氏，何为也哉?余尝综其传而平心论之：……若以帝尧之稽古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为顺考古道，则文同义异，歧出无理，此传之善一也。……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皙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大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
龁，又托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屏僭越抗害之谭，以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其训诂章句之间诚有未善，然三盘五诰诸奥辞，传皆一一疏通，虽或有辨难而规正之，终不能不用为蓝本。余既集录二十八篇之解为《书义丛抄》，所有私见著为此编，与《丛抄》相表里云。嘉庆戊寅夏四月下弦。
焦循《雕菰集》卷十六《毛诗郑氏笺序》：两汉经师之学惟《毛诗传》存，郑笺之，二刘疏之，孔颖达本而增损为《正义》，予诸经最为详善，然毛、郑义有异同，往往混郑于毛，比毛于郑，而声音、训诂之间疏略亦多。……客有善说《诗》者过余，曰：“孔子论《诗》三百，一言以蔽曰：‘思无邪。’果何以为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达使于四方?果何如而能专对?且何为而兴?何为而观?何为而群?何为而怨?何为而事父事君?岂徒精审于声音、训诂之间，辨别毛、郑异同之数，遂足以尽《诗》之教乎?”余默无以答。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言情多；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甚而假宫同、庙祀、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于朝门，自鸣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祸于其国，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读《明史》，每叹《诗》教之亡，莫此为甚。夫圣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无邪”，圣人以《诗》设教，其去邪归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则情得，情得则两相感而不疑。故示之于民，则民从；施之于僚友，则僚友协；诵之于君父，则君父怡然。释不以理胜，不以气矜，而上下相安于正。无邪以思致，思以嗟叹、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诗》。”刘向曰：“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流，流然后发。诗发于思，思以胜，怒以思相感，则情深而气乎矣。”此《诗》之所以为教与?虽然，训诂之不明，则《诗》辞不可解，必通其辞，而诗人之旨可绎而思也。毛传精简，得《诗》意为多。郑生东汉，是时士大夫重气节，而温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笺多于迂拙，不如毛氏；则传、笺之异，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复诸客，客以为然，遂书之为序。嘉庆二十三年夏六月既望。
焦循《雕菰集》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循读新刻大作《问字堂集》，精言卓识，茅塞顿开。尤善者，复袁太史一书，力锄谬说，用彰圣学，功不在孟子下。反复久之，拜服拜服！惟著作考据之说，似有未尽。妄附鄙见，上诸左右。循谓仲尼之门见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见诸著述者，曰文学。自周、秦以至于汉，均谓之学，或谓之经学。汉时各传其经，即各名其学。如《易》之有施、孟、梁丘三家，《诗》之有韦褚、匡翼、王式、长孙，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公羊、穀梁有严氏、梁氏及尹、胡、申、章、房氏，均以学名，无所谓考据也。……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丘，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若袁太史所称，择其新奇，随时择录者，此与经学绝不相蒙，止可为诗料策料，在四部书中为说部，世俗考据之称，或为此类而设，不得窃附于经学，亦不得诬经学为此，概以考据目之也。著作之名见于班孟坚《宾戏》，其辞云：“取舍者，昔人之上务；著作者，前列之余事。”推其以著作为余事，倘以道与器配之，正是取舍为道，著作为器。今袁太史以考据为器，著作为道，已异于班氏之说。且汉时所谓著作者，专为掌修国史之称，或曰著作东观，或曰典著作是也。魏、晋、南北朝直名掌史之官为著作郎，乃无端设一考据之目，又无端以著作归诸抒写性灵之空文，此不独考据之称有未明，即著作之名亦未深考也。袁氏之说不足辨，而考据之名不可不除。果如补苴掇拾，不能通圣人立言之指，则袁氏之说转不为无稽矣。乾隆乙卯三月二十日。
焦循《雕菰集》卷十六《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自序》：循六岁，先君子命诵《毛诗》。未几随省墓，泛舟湖中，先君子指水上草，谓循曰：“是所谓‘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已而，读《论语》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私心自喜，遂时时俯察物类，以求合风人之旨。辛丑、壬寅间，始读《尔雅》，又见陆佃、罗愿之书，心不满之，思有所著述，以补两家所不足。创稿就而复易者三。丁未，馆于城东寿氏，复改订之。至辛亥讫，为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惬也。戊午春，更删弃繁冗，合为十一卷，以考证陆玑《疏》一卷附于末，凡十二卷。盖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今之所订，视诸草创之初，十不存一。其间虽他有撰述，必兼治之，历丧荒疾病争讼，未尝或辍。乙卯为山左之游，随诸行箧，车尘马足中，闻见所及，时加订正，盖亦费日力之甚者矣。书之例：列传、笺、《释文》、正义于右，以己说释于左，不必释者不赘一辞也。不效类书——胪列而无所折衷。不为空论，不尚新奇。毛、郑有非者，则辨正之，不敢执一以废百也。陆玑疏太约，后人掇拾之本，非元恪原书，末载《齐》、《鲁》、《韩》、《毛》授受，乃抄袭两《汉书·儒林传》，陆为《毛》疏，不必及三家。而吕东莱《读诗记》所引陆疏言《毛诗》授受者，与此大异，知掇拾者并未见《读诗记》也，为条辨于后。嘉庆己未冬十一月。(www.xing528.com)
焦循《雕菰集》卷十六《论语通释自序》：自周、秦、汉、魏以来，未有不师孔子之人，虽农工、商贾、厮养、隶卒，未有不读《论语》者，然而好恶毁誉之私，不独农工、商贾、厮养、隶卒有之，而士大夫为尤甚。夫读孔子书，而从事于《论语》，自少且至于老，而好恶毁誉之私不能免，则《论语》虽读，而其旨实未尝得。读《论语》而未得其旨，则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尝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也。循尝善东原戴氏作《孟子字义疏证》，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贯、仁恕之说，未及畅发。十数年来，每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复以孟子之言参之。既佐以《易》、《诗》、《春秋》、《礼记》之书，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杨雄、班固之说，而知圣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则为圣人，不仁不恕，则为异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以此。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从事于难，是己而非人，执一而废百，讵孔子一贯之道哉?今年夏五月，郑柿里舍人，以书来问，未可与权适，门人论一贯。不知曾子忠恕之义，因推而说之，凡百余日，录而次之，得十有二篇，曰圣，曰大，曰仁，曰一贯忠恕，曰学，曰知，曰能，曰权，曰义，曰礼，曰仕，曰君子小人，统而名之曰《论语通释》。圣人之大，未敢言知，或亦自远于异端云尔。嘉庆甲子秋九月。
焦循《雕菰集》卷十六《论语何氏集解》[5]：余幼时读《毛诗》讫即读《论语》，已而学为科举文，习高头讲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数十种，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既读《注疏》，遂舍去讲章旧说，仍不能豁然也。自学《易》以来，于圣人之道稍有所窥，乃知《论语》一书所以发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盖《易》隐言之，《论语》显言之。其文简奥，惟孟子阐发之最详最鬯。如《论语》弟云性相近，孟子则明言性善，谓人无有不善，《论语》弟云知命，孟子则明言立命，谓知命者不立乎严墙之下。《论语》弟云未可与权，孟子则明言权然后知轻重，谓嫂溺不援是豺狼，又推及钩金舆羽，示人以揣本齐末，取譬于闭门被发，示人以易地皆然。《论语》弟云民无能名，无为而治，孟子则云：“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为之者。”又云：“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以《孟子》释《论语》，无不了然明白。至《论语》一书之中参伍错综，引申触类，其互相发明之处，亦与《易》同。如告子贡曰：“吾一以贯之。”未言一贯何谓也。则又言以一贯告曾子，而曾子语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则所谓一以贯之者，谓忠恕也。言“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未言何以可耻也。则又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则知所以可耻者，以其鲜仁也。更有言则同而义则异者，其自相发明，尤为神妙，如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是不自居矣，而又云“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云尔已矣”，是又自居矣。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为仁，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子张堂堂，子游亦以为难能而未仁，乃樊迟问仁，则云“仁者先难”，司马牛问仁，则云“为之难”，或以难为未仁，或以难为仁，既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为仁。且云“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妇匹夫之为谅，故君子贞而不谅矣，乃又云“友直友谅益矣”。语子贡曰“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曰非也，乃又云“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不如某之好学也”，是又以多学而识自任矣。既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论季文子也，则“三思而后行，曰再斯可也”。凡立一言，必反复引申，不执于一，令学者参悟自得。余向尝为《论语通释》一卷，以就正于吾友汪孝婴，孝婴苦其简而未备，迄今十二年，孝婴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删次诸经补疏，订为《论语补疏》三卷，略举《通释》之义于卷中，而详言其大概如此。俟更广通释，以求详备，成余不及详，俾吾子孙知治《论语》之途径，宜若是庶乎。举一隅以三隅反也。丙子四月立夏日。
焦循《孟子正义跋》：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孟子》道性善，称尧、舜，实发明羲、文、周、孔之学，其言通于《易》，而与《论语》、《中庸》、《大学》相表里，未可以空悟之言臆之，其难一也。《孟子》引《书》辞，多在未焚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执伪孔以相解说，往往凿枘不入，其难二也。井田、封建殊于《周礼》，求其画一，左支右诎，其难三也。齐梁之事，印诸《国策》、《太史公书》，往往龃龉，其难四也。水道必通《禹贡》之学，推步必贯《周髀》之精，六律、五音其学亦造于微，未容空疏者约略言之，其难五也。弃踪招豚，折枝蹙额，一事之微，非博考子史百家，未容虚测，其难六也。古字多，转注假借多，赖即懒，姑嘬即咀，嘑尔即呼，私淑即叔，凡此之类，不明六书，则训故不合，其难七也。赵氏书名《章句》，一章一句，俱详为分析，陆九渊谓古注惟赵岐解《孟子》文义多略，真谬说也。其注或倒或顺，雅有条理。即或不得本文之义，而赵氏之意焉可诬焉，其难八也。赵氏时所据古书，今或不存，而所引旧事，如陈不瞻闻金鼓而死，陈质娶妇而长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难九也。《孟子》本文见于古书，所引者既有异闻，而赵氏注各本非一，执误文讹字，其趣遂舛，其难十也。本朝文治昌明，通儒遍出，性道、义理之旨既已阐明，六书、九数之微尤为独造。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远迈于平当，通乐律者判弦管之殊，详礼制者贯古今之变。训诂则统括有书，版本则参稽罔漏。或专一经，以极其原流；或举一物，以穷其宧奧。前所列之十难，诸君子已得共八九，故处邵武士人时为疏，实艰。而当今日集腋成裘，会鲭为馔，为事半而为功倍也。赵氏《章句》既详为分析，则为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义，顺述口吻，效《毛诗正义》之例，以成学究讲章之习。赵氏训诂每叠于句中，故语似蔓衍，而辞多诘聱，推发赵氏之意，指明其旬中训诂，自尔文从字顺，条鬯明显矣。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至诸家或申赵义，或与赵殊，或专翼孟，或杂他经，兼存备录，以待参考，凡六十余家，皆称某氏，以表异之，著其所撰书名，以详述之，汇叙于右。(下略)
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五《焦氏雕菰楼易学序》：《周易》为群经之首，古今治此学者独多。有列国人之《易》，有汉人之《易》，有晋、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易》，汉学也，所存古法尚多。自王辅嗣以老、庄言《易》，《易》全空矣。静而思之，推而论之，圣人之造《易》也，象因卦生，辞因象著……江都焦氏，居北湖之滨，下帷十余年，足不入城市，尤善于《易》。取《易》之经文与卦爻，反覆实测之，得所谓旁通者，得所谓相错者，得所谓实行者，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尽验其往来之迹于经文之中，而知其所以然。盖深明乎九数之正负比例、六书之假借转注，而后使圣人执笔著书之本义，豁然大明于数千年后。闻所未闻者惊其奇，见所未见者服其正，卓然独辟，确然不磨，虽使《义海》以下诸贤，众咻之而不能折其说。此我大清文治之所以轶乎前也，岂焦君一人之所通哉！(下略)
章太炎《检论·清儒》：焦循为《易通释》，取诸卦爻中文字声类相比者，从其方部，触类而长，所到冰释，或以天元术通之，虽陈义屈奇，诡更师法，亦足以名其家。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甘泉学案》：里堂曾以《易》学质之王引之，引之以为凿破混沌，言其“泄漏天机”也。其实王氏父子，汉学大师，最善藏拙，绝口不谈义理，深于汉学而不反宋，其师戴震，其友阮元，皆汉宋兼施者，王氏父子不为也。焦里堂疏《孟子》，讲《易》学，必及义理，而义理非其所长，亦难言矣！……孟子谈心性，后来为宋、明理学所本，而戴震欲夺程、朱席，乃以孟子反理学，亦以其人之道，还之于其身也。里堂于孟子之谈心性，遂多采东原说……里堂引东原说而无只字片言道其是非，同意与否，盖难言也。宋儒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跃进，由孟子之性善，导至性善为理，性恶为情。宋儒尊理而排情，于是东原以为：“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谓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言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不能离欲而言理，求情欲之至当则为理。变二元为一元，东原之说自然成立，于是而直逼大程，以仁、诚为宇宙之本质，而有生生哲学之诞生矣。是与《易》通。焦里堂以为孟子善言《易》者，亦未能于此处着手，与《易传》相通者，首为《中庸》。……焦里堂与程瑶田之学，乃同一路数，他们朴学实不解哲学为何物。程与东原都曾向江永问学，彼此声气相通，东原既夺朱子之席，于是程氏亦跃跃欲试，其实上面之释诚明，等于文字游戏，贫乏无物，不可谓之“诚”，焦里堂更在其下，所谓“人能思诚，为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诚也”。这是为什么，上下不相干，无由得此结论。以朴学讲理学，实南辕北辙，两者兼之者实属东原，王氏父子避之若浼，是其聪明过人处，段玉裁偶一涉及，亦捉襟见肘。……阮元为之作传，称其学精彩博大，名曰通儒，世谓不愧云。我们以为，焦里堂是通儒，谓之为博大精彩，似有未逮。清代三百年间堪有此举者，不过二三人，戴东原其一也。在群经新疏中，居首位者当推孙诒让之《周礼正义》，胡培翚之《仪礼正义》次之，其次则为邵郝之疏《尔雅》，若刘宝楠之疏《论语》，焦里堂之解《孟子》，都是以汉学治义理，非其所长矣。[6]
【注释】
[1]图分九类：城图7幅，宫图10幅，门图3幅，屋图11幅，社稷图2幅，宗庙图3幅，明堂图7幅，坛图1幅，学图5幅，附图12幅。每图之后附以文字解说，广征博引，言之可据。有《焦氏丛书》本。
[2]见中华书局本第18册，第5585～5588页。
[3]七政：古天文术语。说法不一：(1)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孔传：“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孔颖达疏：“七政，谓日月与五星也。”《史记·五帝本纪》“以齐七政”裴骃集解引郑玄注同此说。(2)指天、地、人和四时。《尚书大传》卷一：“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3)指北斗七星。以七星各主日、月、五星，故曰七政。《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裴骃集解引马融注《尚书》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也。”
[4]一作《尚书补疏叙》。
[5]一作《论语补疏叙》。
[6]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六册，第217～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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