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卷九十二《未谷学案》：未谷之治《说文》，博证求通，不矜独断，与同时金坛段氏著书宗旨，各有所重。要其荟萃疏证，为学者伐山采林之资，所沾溉者多矣。〇桂馥，字冬卉，号未谷，曲阜人。初由优贡生，官长山县训导，振兴文教，出所藏书，置借书园，以资来学。乾隆庚戌成进士，时年五十五矣。铨授云南永平县知县，刑清政简，境宇帖然。嘉庆十年卒于官，年七十。生平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不明训诂，亦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于许氏《说文》致力最久。……所著有《说文解字义证》[1]五十卷……其书荟萃群书，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时金坛段懋堂亦治《说文》，学者并称“段桂”，而两人各不相见，且亦未见所著书。段氏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先生书声义并及，而尤博于义。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疏证，皆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辗转孳乳，触长无方。亦如王氏之《广雅疏证》，阮氏之《经籍纂诂》，非可以己意为独断者也。又有《说文谐声谱考证》，本欲与《义证》并行，殁后遭乱，原稿散失数卷，未得付梓。官滇时，追念旧闻，随笔疏记，分温经、览古、匡谬及金石文字、乡里旧闻、滇游续笔等为六类，题曰《札朴》，凡十卷。考核精审，众推博雅。又工篆隶，精摹印，著《缪篆分韵》五卷、《补》五卷、《续三十五举》一卷。所为诗文，有《晚学集》八卷、《诗集》四卷。(参史传、蒋祥墀撰《家传》、《文献征存录》、段玉裁《札朴序》、张之洞《说文义证序》)[2]
《清史稿·儒林二》：桂馥，字冬卉，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云南永平县知县，卒于官。馥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精通声义。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义证》五十卷。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馥与段玉裁生同时，同治《说文》，学者以桂、段并称，而两人两不相见，书亦未见，亦异事也。盖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专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展转孳乳，触长无方，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氏《经籍纂诂》之类，非以己意为独断者。及馥就宦滇南，追念旧闻，随笔疏记十卷，以其细碎，比之匠门木
，题曰《札朴》。然馥尝引徐幹《中论》：“鄙儒博学，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功成。”谓：“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此尤为同时小学家所不能言，足以针肓起废。他著有《晚学集》十二卷。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二》：存目。[3]
蒋祥墀《桂君未谷传》：曲阜桂君未谷与余同举乾隆庚戌进士……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义证》五十卷。(下略)[4]
阮元《儒林传稿》卷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补编》卷一皆有传，存目。
阮元《晚学集序》：尝谓为才人易，为学人难；为心性之学易，为考据之学难；为浩博之考据易，为精核之考据难。元自出交当世学人，类皆始撷华秀，既穷枝叶，终寻根底者也。曲阜桂进士谷，学人也。乾隆庚戌年见之于京师，癸丑年遂常见之于历下。叩其所学，则固芟华秀，采枝叶，以至根底者也。顾自谓所学者晚，未能治全经，成一家之说。然求之于经史声音文字诸大端，皆博观而精核之。时出其所见于古人后有可传者，于是日出其草稿旧纸以应元之求，久之，积成卷帙，因自名之曰《晚学集》。呜呼，士人所学，苟一日得见根底，何晚之有?况未谷为此学垂二十年，尤尽心于许叔重之书，较之手披万卷、不能识一字之声义与夫悟良知而矜才调者，其孰早孰晚?当必有辨矣。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仪征阮元。[5]
桂馥《晚学集》卷七《札朴序》：往客都门，与周君书昌同游书肆，见其善本皆高阁，又列布散本于门外木板上，谓之书摊。周君戏言：“著述不慎，但恐落在此辈书摊上。”他日，又言：“宋、元人小说，盈箱累案，漫无关要，近代益多，枉费笔札耳。今与君约，无复效尤。”馥曰：“宋之《梦溪笔谈》、《容斋五笔》、《学林新编》、《困学纪闻》，元之《辍耕录》，其说多有根据。即我朝之《日知录》、《钝吟杂录》、《潜丘札记》，皆能沾溉后学，说部非不可为，亦视其说何如耳。”嘉庆纪元之岁，由水程就官滇南，舟行无以遣日，追念旧闻，随笔疏记。到官后，续以滇事。凡十卷，以其细碎，窃比匠门之木
，题曰《札朴》。乌呼，周君往矣！惜不及面质，当落书摊上不耶?[6]
段玉裁《桂未谷札朴序》：友有向慕而终不可见者，未始非神交也。余自蜀归，晤钱少詹晓征、王侍御怀祖、卢学士绍弓，因知曲阜有桂君未谷者，学问该博，作汉隶尤精，而不得见。觊其南来，或可见之。已而，未谷由山左长山校官成进士，出宰云南永平，以为是恐难见矣。余侨居姑苏久，壬申，薄游新安而归，得晤山阴李君柯溪，刻未谷所撰《札朴》十卷方成，属余序之。余甚喜，以为未谷虽不可见，而犹得见其遗书也。未谷深于小学，故经史子集、古言古字，有前人言之，未能了了，而一旦砉然理解者。岂非训诂家断不可少之书耶?况其考核精审，有资于博物者，不可枚数。柯溪亦官滇，与未谷时多商榷论定。柯溪之告归也，未谷以此书授之，俾刻之江左。未谷是年没于官，而柯溪乃于十年后解囊刻之，不负郑重相托之意。是真古人之友谊，可以风示末俗者矣抑。柯溪言未谷尚有《说文正义》六十卷，为一生精力所聚，今其稿藏于家。吾知海内必有好事者取而刻之，持赠后学。庶不见未谷者，可以见未谷之全也哉！嘉庆十八年七月中元日，金坛段玉裁书于阊门外枝园。[7]
翁广平《札朴序》：古之学者有四：曰义理之学，曰经学，曰史学，曰辞章之学，而考据不与焉。非无考据也，考据即寓于四者之中也。我朝学者始有考据专门，其大要本之”三通“、《玉海》等书。盖以百余年来，欣逢稽古右文之主，惟时在朝在野者，能以实学相尚，其所撰述俱作裨益治体，沾溉艺林。故治经者有李安溪、方望溪诸君；考古者有阎百诗、沈自南诸君；订讹者有毛西河、胡鸣玉诸君；辨证金石与山川古迹者有王竹云、钱竹汀、顾亭林、陈弘绪诸君。今读曲阜桂未谷大令之《札朴》，而服其学之有兼长也。大令负颖异之姿，博极群书，自六经诸史、象纬舆地、财赋河渠、算数历律之学，与夫六书、声韵、方言、风俗之类，罔不根究其原委，剖悉其疑似。以列书目有六：首《温经》，以汉、唐注疏为本，参以各家之说，其折衷之榷当，则安溪、望溪也；次《览古》，其援据之宏富，考核之精详，则百诗、自南也；次《匡谬》，严而不失之苛，辨而不失之凿，则西河、鸣玉也；次《金石文字》，其搜罗墨本，有出于《集古》、《金石录》之外者，则可与竹云、竹汀鼎足也；次《乡里旧闻》，次《滇游续笔》，则方驾乎亭林之《营平地名记》、弘绪之《江城名迹记》也。虽曰考据专门，而引证奥博，词藻古雅，实能兼义理、经、史、辞章四者之长，而自成一家之言。岂剽贼陈言者所敢闯其门径哉！……嘉庆癸酉岁大暑节前二日，吴江翁广平拜手撰。[8]
平步青《霞外攈屑》卷六“札朴”条：《札朴》十卷，桂冬卉馥后令滇时著。壬戌八月自序云：以其琐碎，窃比匠门之木
，故名。子目为《温经》二卷，《览古》四卷，《匡谬》、《金石文字》、《乡里旧闻》、《滇游续笔》各一卷。六书、声韵，引据奥博，偶有过泥《说文》改经字处，而考核精确，补前人未及者十之七。金石拓本诸家未著录者，收载辨证尤伙。王晚闻序以为接亭林之武，虽未尽然，大致仿王文简《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诸书，可与《晚学集》并传。书为鲍以文校，山阴永宁州吏目李宏信刊。懋堂序云“尚有《说文正义》六十卷，为一生精力所聚”，即《义证》也。
桂馥《晚学集》卷七《周先生传》：周先生永年，字书昌，济南历城人。结茅林汲泉侧，因称林汲山人。先生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县令胡德琳延先生与青州李文藻同修历城县志，即出其书，肆力搜讨，既成，学士朱筠目以详慎。后成进士，欲入山治《仪礼》，被征纂修四库书，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当是时，海内学人集辇下，皆欲纳交投刺踵门，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晋芳、归安丁杰、虞姚邵晋涵数人而已。借馆上书，属予为《四部考》。佣书工十人，日抄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9]。先生于经史百氏之言览括略尽，观其大义，不雠章句，自谓文拙，不存稿，故殁后无传焉。论曰：北方学者目不见书，又尟师承，是以无成功。使先生讲授借书园中，当有一二后起者，顾吞志以殁，惜哉！朋辈多习浮文，逐虚誉，先生刊落华藻，独含内美，学思坚明，识解朗悟，汪汪千顷陂，岂涧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于先辈，雅慕顾亭林、李榕村、阎潜丘、方望溪，于乡人则称张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趋矣。[10]
陈庆镛《籀经堂类稿》卷十一《说文义证序》：《说文》之书，许君叔重本周宣王太史籀大籀十五篇，兼采李斯、苍颉、赵高、爰历、胡母敬，博学诸书，博访通人，辑而成编，凡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诚“六经”之统汇，百氏之津梁也。其书自汉迄唐，以摹刻籀印，独称完善，传世既远，间为李阳冰所乱，赖徐鼎臣、楚金兄弟修明表章，得以复还旧观。然学者多资以摹访篆势点画，而稽撰达旨，能得苍氏造书本意者卒尟。龙兴稽古崇道，同文之治于斯为盛，海内通经之士研精许学，无虑数十家，金坛段氏称专业。曲阜桂未谷先生同时治是经，自诸生以至通籍，垂四十余年，取诸经之义与许说相发明者，作为《义证》五十卷。每字钩玄探赜，征引群书，或数义，或十数义，同条共贯，又参以商周彝鼎，精校至确，凡二徐本讹舛阙夺，详加厘订。……今本书阙，异文逸义散见他书，莫不搜罗类聚，贯穿条晰，浩浩乎成一巨观。先生以乾隆庚戌进士出宰云南永平，先尝与历城周永年同置籍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于其中，又绘许祭酒以下及大小徐、张有、吾邱行之属为《说文统系图》，题其室“十二籀师精舍”，于书无不览，尤邃于金石，故先生于六书之旨为最精。外有《札朴》十卷、《晩学集》八卷、《缪篆分韵》五卷、诗集五卷。然其致力独在《说文》一书。余尝谓段书尚专确，每字必溯其源；桂书尚闳通，每字兼达其委。二书实一时伯仲，第段书通行已久，缀学之家几于户置一册，而桂书多未及见。已亥夏，从汉阳叶东卿假得写本誊录，壬寅冬，余门杨生子言又从余假抄，于是先生书都中藏者凡三部，顾其书卷帙浩大，经易写，鱼成鲁，乌成焉，是所不免，每思厘校，而以他事间阻。前因许印林孝廉计偕携有先生原抄本来都，颇见庐山真面。杨廉访以增已于泲上开雕一册，寻以迁任，事不果行，叹惜久之。丙午夏，余将南旋，子言之兄墨林毅然肩刻是书，吾友张石州壮其言，为寓书印林将先生原书重加雠校，先生之书之得以传，其亦有待而付欤?爰喜而书之，愿亟登梨枣，以副世之急读先生书者。
张之洞《说文义证叙》：治经贵通大义。然求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国朝经师类皆覃精小学，其校释辨证《说文》之书最显者十余家，而以段注本为甲。习闻诸老师言，段书外，惟曲阜桂氏《义证》为可与抗颜行者。其书尝为灵石阳氏连云簃校刻，刻后未大印行，其家书版皆入质库，以故世鲜传本。之洞奉使来湖北，始从布政使前辈香山何君许得见之。会江湖南北各行省奉诏开局，雕印经典。时武昌书局已刻经史数种，议刻段氏《说文解字注》。之洞语何君曰：“段本固善，然闻元版未熸，又其完书收入《学海堂经解》中，是不必重复也。宜刻莫如桂氏书。”何君谓然。乃以此本付书局翻刻，而使之洞为之叙。窃谓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展转孳乳，触长无方，非若谈理辨物，可以折衷一义。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氏《经籍纂诂》之类，非可以己意为独断者也。桂氏之言曰：“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此尤为近今小学家所不能言，洵足以箴盲起废者矣。独其篇尾，除去新附，搜补遗文百二十二字，或颇未尽审谛。……噫嘻！段、桂两书，奥矣萃矣，许学备矣。特其卷幅并皆繁重，初学者恒苦其难，而贫士每病其费，莫若取大兴朱氏仿汲古阁大字本重雕。其文简，其工省，俾求进于此者，得之以为津梁，而更从事于段、桂两家之书，以穷其堂奥。小学之兴，庶有冀乎?或谓毛斧季取宋本，拓大其字，不守古式，不可用。予谓读书贵得古人意而已。毛之专辄改易，校还其旧可也。若夫版本尺寸云尔，而亦必斤斤然，一颦一步之不失哉?同治九年七月既望，提督湖北学政、翰院编修张之洞叙。[11](www.xing528.com)
【注释】
[1]说文解字义证：清桂馥著。五十卷。先以大字分列许书原文，然后参取南北朝、隋、唐人疏解经传旧式，低一格双行小字疏解；若古籍所说与《说文》有歧异，则在疏解之前顶格双行小字列出。自谓“取证于群书，故题曰《义证》”。删去徐铉新附字，而收集古籍征引许书而今本脱略之字及解说分列各部之后，首一字作楷书，以与今本许书原文区别。至于许书叙目，则小字双行随文而注，不复更作义疏之体。桂书的最大优点是材料丰富。或引他书说解证实许书的说解，或引他书所引许书以互相参证，或引他书补充许书，取材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说文》所引《诗》、《书》、《左传》诸书，一律注上篇名；如有异文，也予注明，以便查检。对于桂书，前人已多有评述。……桂书的缺点，在于“述而不作”，对于许慎《说文》一书的错误说解，也加以附会。(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第348～349页)
[2]杨向奎认为：“上说本于原《清儒学案》之《未谷学案》，评论未谷之《说文解字义证》颇有是处。盖《学案》编者，于清代之思想家及今文经学，无能无力，只能列举书名，敷衍成文，而于训诂考据，如上文所云，可谓精当。盖清末民初，朴学之风尚在，而哲学思想早已遗弃，除二三大家，如章太炎、康有为及王国维外，鲜有知所谓哲学者，是为中国哲学界之真空时代。五四而后，新学兴起，主要以哲学思想为先导，但非原《学案》编者之所及。”(《清儒学案新编》第七册第36页)
[3]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8册，第5562～5563页。
[4]见桂馥著《晚学集》书首，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第644～645页。今按：杨向奎认为：“清代的经师学者对训诂考证做出了不少成绩，然而充其极可以接近通经的目的。至于致用则是微乎其微。除戴震表达了社会政治思想，惠、段、二王基本上都是‘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考据家。臧琳时代在前，也不例外。顾炎武提出‘耻经生之寡术’的问题，从清初到整个乾嘉汉学隆盛时代，一直不能解决。各种历史因素的限制当另作详论，事实说明：训诂→通经→致用的公式，在当时汉学家思想中只是主观的想象或者模糊的概念。”(见杨向奎《清儒学案》第三卷，第403页)
[5]见桂馥著《晚学集》书首。今按：此文不见于阮元文集，当为阮元之佚文。
[6]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第701页。
[7]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经韵楼集》第378页，又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56册《札朴》卷首。今按：杨向奎认为：“段、桂两人之不同处二是段勇于作‘断’；而桂氏书，正如上面所指，备引众说，博证求通而不下己意者。勇于断有长处，可以明确是非，短处是，无充足证据而断，则陷于‘专断’而致误，段氏之书，专断处不可枚举也。桂书少断，有时暗昧不明，但有其审慎可取处。”(《清儒学案新编》第七册第40页)
[8]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56册《札朴》卷首。
[9]今按：此为前人没有完成的重大课题，今后应该接着做。
[10]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第703页。
[11]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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