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卷一百五十二《孟瞻学案·孟瞻家学·刘先生毓崧》：刘毓崧，字伯山，孟瞻先生子。道光庚子优贡生，荐举八旗官学教习。从父受经，长益致力于学。以父治寿氏，故缵述先业，成《春秋左氏传大义》二卷。又用《左传旧注疏证》义例，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又谓六艺未兴之先，学各有官，惟史官之立为最古。不独史家各体各类，并支裔之小说家，出于史官，即经、子、集三部及后世之幕客书吏，渊源所昉，亦出于史官。班氏之志艺文，论述史官，尚未发斯旨。其叙九流，以明诸子所出之官必有所授，而其中仍有分省失当者。既析九流中小说家流归入史官，又辨道家非专出于史官，改为出于医官。又增益者凡三家，曰名家出于司士之官，兵家出于司马之官，艺术家出于考工之官，统为十一家。博稽载籍，穷极根要，成《史乘》、《诸子通义》各四卷。又《经传通义》十卷、《王船山年谱》二卷、《彭城献征录》十卷、《旧德录》一卷、《通义堂笔记》十六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一卷。(参《儒学传稿》)
《清史稿·儒林三》：(刘文淇)子毓崧，字伯山。道光二十年举优贡生。从父受经，长益致力于学。以文淇故治《左氏》，缵述先业，成《春秋左氏传大义》二卷。以文淇考证《左传》旧疏，因承其义例，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又谓六艺未兴之先，学各有官，惟史官之立为最古，不独史家各体各类，并支裔之小说家，出于史官，即经、子、集三部及后世之幕客书吏，渊源所昉，亦出于史官。班氏之志艺文，论述史官，尚未发斯旨。其叙九流，以明诸子所出之官，必有所授，而其中仍有分省失当者。既析九流中小说家流归入史官，又辨道家非专出于史官，改为出于医官。又增益者凡三家：曰名家，出于司士之官；兵家，出于司马之官；艺术家，出于考工之官。统为十一家。博稽载籍，穷极根要，成《史乘》、《诸子通义》各四卷。又《经传通义》十卷、《王船山年谱》二卷、《彭城献征录》十卷、《旧德录》一卷、《通义堂笔记》十六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一卷。卒，年五十。孙寿曾，字恭甫。同治三年、光绪二年，两中副榜。毓崧主金陵书局，为曾国藩所重。毓崧卒后，招寿曾入局中，所刊群籍，多为校定。初，文淇治《左氏春秋长编》，晚年编辑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没。毓崧思卒其业，未果。寿曾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严立课程，至襄公四年而卒，年四十五。又《读左札记》、《春秋五十凡例表》，皆治《左》疏时旁推交通、发明古谊者。他著《昏礼别论对驳义》、《南史校义集评》、《传雅堂集》[1]、《芝云杂记》，各若干卷。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二》：存目。[2]
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卷八：杨见山《怀人诗》：“南京城南铁作坊，行人指作集贤乡。众中老夫最屈强，不觉低头通义堂。”《通义堂集》[3]，刘伯山毓崧著也，都十六卷。其《郑康成服子慎忠于汉室论》，为前人所未发。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二《方氏易学五书序》：《周易》未遭秦火，昔人以为完书。然当西汉初年，已失《说卦》三篇。迨宣帝时，始获于河内，可读者仅得一篇，而余则错乱难识。故其言卦变互体也，仅略见于前三章。学者既以语焉不详为憾。而其言《易》象也，自四章以下，亦只二百余则，而卦彖爻辞之取象者多未备焉。所幸古人传经大抵皆以口授，虽失其简策，而诵习者尚能追忆其词。故《说卦》所无者，半存于各家注中。此真周以前之微言大义，而两汉经师相与抱残守缺，以延其绪于欲绝者也。自王、韩之清谈盛，而汉《易》渐衰。及陈、邵之臆说兴，而汉《易》几废。于是随声附和者，反斥《易》象为穿凿，而鄙卦变互体为支离。甚至疑《说卦》非孔子所作，而其中之遗文脱简，更罕有念及者矣。(下略)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八《西汉两大儒董子贾子经术孰优论》：西汉承暴泰之余习，公卿多刀笔吏，皆以簿书钱谷为事，而不知大体。即所谓学士大夫如兒宽、公孙弘者，亦不过缘饰为进身之具，曲学阿世，以自保其身家。求其沉潜经术，学贯天人，上足以匡君，下足以捄世，卓然自立，不愧为一代之大儒者，吾得二人焉：一为洛阳贾谊，一为广川董仲舒。贾子《上治安策》述《易》之“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书》之“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所著《新书》引伸《诗》义，如《驺虞》、《灵台》之类，皆周、秦旧说，《保傅》、《容经》诸篇亦与《大戴礼》相表里。董子与韩婴说《易》于上前，每有问难，《天人三策》多根据于《尚书》，其所著《玉杯》、《繁露》亦援引雅诗以证郊礼。是二子之学，于诸经固多所发明，而其学之最精者，尤在于《春秋》。贾子学《春秋》于张苍，传左氏之学。张苍学于荀卿，荀卿学于子夏。董子学《春秋》于胡毋子都，传公羊之学。胡毋子都学于公羊寿，寿之祖高亦学于子夏。是二子之经术所学本同，而渊源于圣门亦相符合。其微有不同者，特董子之经术优于体，贾子之经术优于用耳。何则?董子潜心力学，目不窥园，当伏处之时，已为儒者之所宗，及其出事武帝，以帝王之道格其多欲之心。观其论桓文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功利盛行之时，而能为此语，岂浅学者所可几?吾故曰，董子优于体也。贾子天才卓荦，识力过人，弱冠登朝，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当文帝励精图治之时，慷慨陈书，思欲致君于尧、舜，其所言九事皆当时急务，而优礼大臣，豫教太子，尤万世不易之论，虽请削诸王之奏，当时未能尽从，而武帝之时主父偃卒用其策以安汉室。吾故曰，贾子优于用也。或曰：董子之言事，多以灾异为词，又傅会于刑法，至为其徒所陷，似不若贾子之为优矣。不知《春秋》备书灾异，本欲警戒人君。董子以是为言，正名儒纳诲之道，即所谓引《春秋》以折狱者，亦先儒相传之旧法，盖《春秋》本褒贬之书也。董子所以见陷者，以平津侯之妬嫉、吕步舒之愚昧故耳，岂得以咎董子乎?或曰：贾子欲系单于之颈，论者多以为疏，且其言事往往失之过激，似不若董子之为优矣。不知三表五饵，多春秋时已试之谋，且敌忾同仇，正《春秋》复雠之义，安可以为纵横之术乎?若夫直言极谏，固贤臣之忧，盛危明而尽忠于国也。文帝虽能优容，而沮于绛、灌，不能大用，卒致远弃长沙，识者方以为惜，而庸妄之流反责贾子为过，不亦误哉?……乃至经术既衰，后儒高言心性，反谓二子未闻于道，不知西汉之初，经术未昌，使非贾子开之于前，董子振之于后，则异端之道何以辟?孔子之道何以明哉?然则二子之学固未可轻为轩轾而妄加讥诋者，适见其不知量也夫！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八《郑康成服子慎忠于汉室论》：郑康成、服子慎并汉末大儒，其经术显于汉代，人皆知之，而其志节忠于汉室，人罕道之，则以学掩其行也。据《通鉴》六十云：初平三年十二月，徐州刺史陶谦与诸守相共奏记，推朱俊为太师，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后汉书·朱俊传》载奏记诸人之名，始于徐州刺史陶谦，终于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是建义之事二君本在其例矣。又述记词云：谦等并共咨诹，议消国难，故相率厉简，选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阳，是伐叛之事二君愿与其间矣。夫康成乃征辟未仕之儒生，朝不坐，而燕不与者也。子慎乃退免去位之郡长，无官守，亦无言责者也。顾犹拳拳奉国，念切勤王，慷慨陈书，特申大义，实与臧子源之抗词誓众、卢子干之正色立朝辉映一时，争光千载，古所谓仁者之勇，二君有焉。向使俊与谦等协力一心，申罪致讨，则寇乱可以早平，国威可以复振，不至于奔陕郡，不至于迁许昌，而曹氏亦无由夺汉业矣。奈何惑于傕之矫诏，遽违众以就征，而自谓守君命哉?且夫君命召，不俟驾，此礼家之正谊也。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此兵家之权宜也。至于矫君之命，匪特兵家所不可，受即礼家亦不肯从矣。为俊者傥知决策于郑、服，则必止其西行，诚以召俊之命，乃催命非帝命耳。观于《左氏宣四年传》云：“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归复命。”此言君命必当遵也。……郑、服于左氏之学功力最深，其所以劝俊者，一本乎《春秋》之旨，既不流于迂阔，亦不涉于纵横，信乎权衡至当者也，惜乎俊也有将才而无学术，拒嘉猷硕画而不行，以致二君空抱效忠之心，莫展成忠之志，斯可为长太息矣！然事虽未遂，而正论犹存，俾天下知名教之大防尚留于学校，奸雄窥伺者因此而暂缓其谋，不可谓非清议之力也，谁谓儒者无益于国耶?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九《胡氏丛书序》：昔陆象山以尊德性为宗旨，而道问学则从其略。王阳明提唱良知，渊源出自象山，而其集中《答徐成之书》曰：“今观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而自谓理会文字，颇与人异者，则其意实欲体之于身。”《与黄勉之书》曰：“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诵习经史，本亦学问之事，不可废者。”《与陆元静书》曰：“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何往而非实学?况子史诗文之类乎?”《玩易窝记》曰：“假我数十年以学《易》，其亦可以无大过已夫。”由是言之，象山所谓“学苟知道，六经皆我脚注”者，特以见学有心得之士自能左右逢原，而非欲高阁六经，虚谈德性也。阳明所谓“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者，特以戒从事口耳之徒未可泛骛忘本，而非欲捐除礼乐，空论良知也。然则阳明祖述象山，而称子史诗文为实学，其意主于补偏救弊，可谓善学象山矣。后人宗仰阳明，或视经典注疏为赘设，其意在于变本加厉，不可谓善学阳明矣。高邮胡杖仙先生，敦品绩学，笃信良知之说，亟思救正其末流，爰就阳明集中与人论学之书择其根柢经训者，条举件系，此外若序记论说杂文有援据经书者，亦逐篇胪列，至于《语录》、《传习录》所载说经各条，并依经文后先汇次编纂，又以《大学》古本之复倡自阳明，采掇群书，为之羽翼。盖凡阳明之讲议涉及于经者，虽词组单词，莫不旁搜互考，加以引申触类，核其指趣之异同，所著有《王阳明书疏证》四卷、《王阳明经说拾余》一卷、《王阳明经说弟子记》四卷、《大学古本荟参》一卷，其体裁则仿前人所辑程子《经说》、朱子《五经语类》，而加以变通，其义例则综前人所论尊德性之事、道问学之功，而征诸经术。猥蒙见示，命作序言。窃谓姚江之门人多为近儒所不满者，由其中依章附木之辈，土苴礼乐，弁髦六经，往往流入于禅，以致去道益远，而阳明当日固由博反约，于经学用力最勤。虽所作《五经臆说》今已不传，而其发挥经蕴，散见于《文集》、《语录》、《传习录》者，得先生荟萃成书，尚可见其梗概。观于据《易·文言》“知至至之”以释《大学》“致知”必当训“致”为“至”，据《虞书》“百姓不亲”以释《大学》“在亲民”，不必改“亲”为“新”，据《礼器》“天道至教”以释《中庸》“修道之谓教”即天道之教命，据《中庸》“知天地之化育”以释《孟子》“知性知天”即圣人之生知，皆以经解经，确不可易。若夫引《甘誓》之“三正”以证《春秋》之“周正”，谓圣人之言明白简实，而学者每求之于艰深隐奥，是以为论愈详，而其意益晦，是惑之甚也。……信乎讲学必始于研经，而善学阳明者，尤当以经术为首务也。然非先生之留心裒集，锐意表章，则世人钦服阳明者，但知其经济之优，谁识其经学之邃哉?是故习阳明之学者极众，惟刘念台能得其宗。游念台之门者甚多，惟黄梨洲能见其大。亲炙于梨洲而能继其声者，莫先于万季野。私淑于梨洲而能接其武者，莫过于全谢山。此数贤者，耿介清高之德性，卓越不群，而学问本原则皆菑畬经训，其设教似与姚江微别，而姚江之绪业益以昌明。在先生退让谦冲，固不肯自拟于前哲，而其书推阐阳明之经学，足以见良知必求诸实际，未可蹈于虚无，则与数贤卫道之深衷不啻同涂合辙矣。有志于姚江之学者，诚能寻绎此书，以端其趋向，由是专心实学，而不濡足空门，绍蕺山之正传，而不染龙溪之别派，庶几不负先生撰述之意也夫！(www.xing528.com)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十《法家出于理官说》：存目。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十一《墨家出于清庙之官说》：存目。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十一《从横家出于行人之官说》：存目。
【注释】
[1]“《南史校义集评》、《传雅堂集》”，王锺翰先生误为“《南史校义集》、《平博雅堂集》”。
[2]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8册，第5617～5618页。
[3]《求恕斋丛书》本十六卷，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为二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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