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经解入门》研究与整理

《清儒学案》卷一二一《仪征学案上》：乾嘉经学之盛，达官耆宿提倡之力为多。文达早跻通显，扬历中外，所至敦崇实学，编刻诸书，类多宏深博奥，挈领提纲。《揅经室集》说经之文，皆诂释精详，宜乎为万流所倾仰也。(下略)

《清史稿》列传一五一：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逾年大考，高宗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对，上喜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直南书房、懋勤殿，迁詹事。五十八年，督山东学政，任满，调浙江。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嘉庆四年，署浙江巡抚，寻实授。……八年，奏建昭忠祠，以历年捕海盗伤亡将士从祀。盗首黄葵集舟数十，号新兴帮，令总兵岳玺、张成等追剿，逾年乃平之。偕总督玉德奏请以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数逐蔡牵几获，而玉德遇事仍掣肘。十年，元丁父忧去职……十一年，诏起元署福建巡抚，以病辞。十二年，服阕，署户部侍郎，赴河南按事。授兵部侍郎，复命为浙江巡抚，暂署河南巡抚。十三年，乃至浙，诏责其防海殄寇。秋，蔡牵、朱濆合犯定海，亲驻宁波督三镇击走之，牵复遁闽洋。……十四年秋，合击于渔山外洋，竟殄牵，详得禄等传。元两治浙，多惠政，平寇功尤著云。……累迁内阁学士。命赴山西、河南按事，迁工部侍郎，出为漕运总督。十九年，调江西巡抚。以捕治逆匪胡秉耀，加太子少保，赐花翎。二十一年，调河南，擢湖广总督。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二十二年，调两广总督。……道光元年，兼署粤海关监督。洋船夹带鸦片烟，劾褫行商顶带。二年，英吉利护货兵船泊伶丁外洋，与民斗，互有伤毙，严饬交犯，英人扬言罢市归国，即停其贸易。久之折阅^[1]，多托言兵船已归，俟复来如命。乃暂许贸易，与约船来不交犯乃停止。终元任，兵船不至。元在粤九年，兼署巡抚凡六次。六年，调云贵总督。……十二年，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十五年，召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十八年，以老病请致仕，许之，给半俸，濒行，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乡举重逢，晋太傅，与鹿鸣宴。二十九年，卒，年八十有六，优诏赐恤，谥文达。入祀乡贤祠、浙江名宦祠。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至为浙江巡抚，始手成之。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撰提要进御，补中秘之阙。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百八十余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揅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刘敏崧《通义堂文集》卷六《阮文达公传》：阮元，字伯元，一字云台。乾隆己酉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大考一等第一名，擢少詹事，历官詹事、内阁学士、户礼兵工等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漕运两湖两广云贵总督、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嘉庆己未、道光癸巳两充会试总裁。戊戌秋，予告回籍，晋加太子太保，支食半俸。丙午科重宴鹿鸣，晋加太傅，支食全俸。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年八十六岁。谕赐祭葬，予谥文达。国史有传。生平持躬清慎，属吏不敢干以私。为政崇大体，所至必以兴学教士为急。在浙江则立诂经精舍，在广东则立学海堂，选诸生知务实学者肄业其中，士习蒸蒸日上，至今官两省者皆奉为矩矱。其抚浙时，安南艇匪肆掠，亲督水军御诸台州，会神风助顺，贼船尽碎，溺海者无算，伪总兵伦贵利等皆伏诛，佥谓诚感神佑所致。海盗蔡牵屡扰闽浙，奏请以提督李忠毅公总统两省，舟师不分畛域，立专注首逆隔断余船之法，循环攻击，识者谓牵之淹毙于温州黑水洋，全得力于此策。其抚江西时，严查保甲，破获朱毛俚谋反巨案，未尝控弦发矢，销叛逆于未起事之先，保全民命甚多，遂膺宫保花翎之赏。其在云贵时，留盐课溢额之半，协济边防，腾越厅边外之野人出没无常，甚为民患，惟保山县境有傈僳^[2]熟夷弩箭最精，为野人所惮，因筹款招募，以资捍卫，野人闻风敛迹，相率献木刻乞降。是时提督曾勤勇公方官云南副将，特荐其堪膺专阃，及曾公会剿广东叛瑶，力战先登，功居第一，出诸将上，中外咸以为知人。而其硕画远谋，尤在督两广时，履任之初，即筹备缉捕经费，俾州县无畏累讳饰之心。广西富贺、怀集、广东连山、阳山多盗，以接界之姑婆山^[3]为逋逃渊薮，因调集两省重兵，三路合围，扫其巢穴，先后获会匪劫盗数千，内地一律肃清。又创建大虎山炮台，以防夷患，奏禁鸦片烟，不许带烟之洋船入口，并将保结之洋商某三品顶戴参摘，见广东省城布政司街酒馆用木板画夷馆式，怒斥之曰：“此被发祭野也。”立谕府县毁之。英吉利护货之兵船杀二民人于伶仃山，遂封闭其舱，不容贸易数月，后夷目禀请查献凶犯，始令照旧通商。盖久料英夷桀骜，遇事必加裁抑，故终其任兵船不敢再犯粤洋。及致仕后，因夷氛甚恶，致书伊公里布代奏，请驾驭美利坚以制英吉利为以夷攻夷之策。粤东当事者寝而不行。迨英夷困而就抚，实因为邻国所侵，始共服为老成谋国之远虑，然后知其三十年绥靖封疆功德之被于人者远矣。归田后，怡志林泉，不与郡县相接，而于地方义举无不首先倡捐，待族党故旧咸有恩谊，乐于汲引后进，休休有容。至其论学之宗旨，在于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所著《性命古训》、《论语孟子论仁论》、《曾子十篇注》，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在史馆时，采诸书为《儒林传》，合师儒异派，而持其平，未尝稍存门户之见。其余说各经之精义……载于《揅经室集》者不可枚举。所编《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传布海内，为学者所取资。《畴人传》、《淮海英灵集》、《钟鼎款识》、《山左》、《两浙金石志》，并为考古者所重。即随笔记录，如《广陵诗事》、《小沧浪笔谈》等书，亦皆有关于掌故。所刻之书甚多，最著者为《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嘉惠后学甚溥。督学时，士有一艺之长，无不奖励。能解经义及工古今体诗者，必擢置于前。总裁会试，合校二三场文策，绩学之士多从此出。论者谓得士之盛不减于鸿博科。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盖生平以座师大兴朱文正公为模楷，故其经术政事与文正相类云。

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卷三、《(道光)济南府志》卷二十九皆有传，存目。

阮元《诗书古训序》：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经》，子墨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讲一义，多引《诗》、《书》以为证据。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义乎?《诗》曰某某即此也，《书》曰某某即此也，否则尚恐自说有偏弊，不足以训于人。是周时孔、孟之引训于《诗》、《书》，犹今人之引训于《论语》、《孟子》也。试观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经》引《诗》“孝子不匮”、“聿修厥德”，引《书》“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于孔子，孔子推本于《诗》、《书》。是故引蒸民、秉彝、物则、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时，列国君卿大夫引《诗》、《书》者，亦皆明著者也。奈何后儒臆造诸说，以拟圣经，若《法言》以后等书，世人乐讲其书，而反荒《诗》、《书》乎?元录《诗书古训》六卷，乃总《论语》、《孝经》、《孟子》、《礼记》、《大戴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十经。此十经中，引《诗》、《书》为训者，采系于《诗》、《书》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国策》，罕引《诗》、《书》。极至暴秦，杂烧《诗》、《书》，偶语《诗》、《书》者弃市，动辄族诛杀降，以杀戮为功德。《诗》、《书》所系岂不大哉?汉兴，祀孔子，《诗》、《书》复出，朝野诵习，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诗》、《书》者多存古训，惟恐不能尽醇，则低写一格，附之于后，以晋为断。盖因汉、晋以前，尚未以二氏为训，所说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然此所写列者，皆古圣贤、子、史已经引出之训。其未经引证者，若伏而读之，训而行之，引申触类，章句正极多矣。

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著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于《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著于天下哉?《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岐，递兴递灭，然终不出朱、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颙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竑等，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应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近时，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亦专家孤学也。且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呜呼！周、鲁师儒之道，我皇上继列圣而昌明之，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备员史职，综辑儒传，未敢区分门径，惟期记述学行。自顺治至嘉庆之初，得百数十人，仿《明史》载孔氏于儒林之例，别为孔氏传，以存《史记·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陆陇其等，国史已入大臣传，兹不载焉。

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就圣贤之言，而训之或有误焉，圣贤之道亦误矣。说在《论语》之一贯。《论语》“贯”字凡三见，“曾子之一贯也”，“子贡之一贯也”，“闵子之言仍旧贯也”。此三贯字，其训不应有异。元案：贯，行也，事也，三者皆当训为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贯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一与壹同。壹以贯之，犹言壹是皆以行事为教也。弟子不知所行为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顾之道也。此即《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谓忠为孝之本，《卫将军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圣贤极中极庸极实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极大极难之道也。若云贤者因圣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贯通焉，此似禅家顿宗冬寒见桶底脱大悟之旨，而非圣贤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贯而得道统之传，子贡之一贯又何说乎?不知子贡之一贯，亦当训为行事。子告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子贡曰：“然，非欤?”子曰：“予一以贯之。”此夫子恐子贡但以多学而识学圣人，而不于行事学圣人也。夫子于曾子则直告之，于子贡则略加问难而出之，卒之告子贡曰“予一以贯之”，亦谓壹是皆以行事为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闵子曰：“仍旧贯，如之何?”此亦言仍旧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训贯，则圣贤之道归于儒；以通彻训贯，则圣贤之道近于禅矣。鄙见如此，未知尚有误否?敢以质之学古而不持成见之君子。

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一《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伏羲氏未有文字，始画八卦，然非画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传乎画之继。其意若指此或连或断之画，以为此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也。其言遂以音传之曰，此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也。坎则传为音之言，巽则传为唇音之言，而坎、巽等字，尚未造也。至黄帝时始有文字，后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读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书，而伏羲八卦命名之意，传乎其中矣。故六书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无以生六书，非六书无以传伏羲之意与言。故《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此也。书乃六书之书，《传》曰《易》之为书也，亦谓籀、篆之著简策，非如今纸印之书也。《易传》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此即许叔重所谓伏羲氏作《易》八卦，以垂宪象，神农结绳，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以乂以察也。书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后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后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后有夬书，先有夬书，而后有夬辞也。以此推之，世之言语文字皆出八卦益明矣。

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十八《书经籍纂诂后》：《经籍纂诂》一百十六卷，仪征阮文达公督浙学时，延经学臧镛堂、礼堂、朱为弼、丁子复、陈鲍、严杰等三十余人纂辑，凡二年成书，时嘉庆三四年也。叙之者，钱氏大昕、王氏引之及镛堂，而文达自为凡例。其书依今韵逐字编录，每字征引多者至百数十条，其于古籍殆尟有遗义矣。学者艰于储书，于经史往往不备，若隐帙逸篇之罕传者，尤毕生所不得见。是书网罗散失，实足为馈贫之粮，而以言为益经学，则犹有可商者。盖训诂不尚繁博，而贵折衷，方能祛纠纷而归一是。否则，愈繁愈棼，适成为群言淆乱而已。如东之为字，从日，在木中，日出于东，故为东方，于卦为震，万物出乎震，故训为动，是则日出为东方，因生物而申其义为动，动非东之正训也。如谓动即是东，将东西可谓之动西、动静可谓之东静乎?而又引东方木也，东方者阳也，东者日之初，而又云东洛邑也，引《诗》“驾言徂东”，传：“东，东藩鲁国也。”引《诗》“俾侯于东”笺，不为辞费乎?铜，阴也，引《周礼》“典同”注：“此言乐器，阴阳之声耳。”岂铜可训阴乎?……要之，训诂之道，须用字之本义，本义不行，即用引申之义。如“为”本母猴，而后用为作为；“能”本有力之兽，而后用为能干；“焉”本鸟，而后用为语辞之类。观于许君解字，惟说本义间引二三义者为数无多，而后来传注家则为说繁矣。虽毛、郑大儒，不免望文生义，或取证《尔雅》，而不知《尔雅》之为训诂又悉本之《诗》、《书》，非古有是确不可易之解也。然则博引传注以诂字，亦徒为治丝之棼矣。……高邮王氏父子经学最深，训诂尤其专门。伯申尚书引之为是书叙，繁称博引，谓训诂本于声音，《关雎》“左右芼之”，“芼”与“苗”声近义同，《传》训“芼”为择，犹田苗搜狩之苗，《甘棠》“勿翦勿拜”，拜与拔声近义同，故《笺》训芼为拔……又谓先儒训释偶疏，后人不知改正者，如《行役》“夙夜无寐”，传以为寤寐不如读寐为沬，用《楚辞》注“沬，已也”之训，此类凡数十条，亦不尽然也。末言读是书者，可去凿空妄谈之病，不过说之有所本耳，而其如旧说之多凿空，何也?(www.xing528.com)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四上《上仪征阮夫子请定经郛义例书》：弟子寿祺顿首侍郎夫子阁下：乃者仰蒙善诱，俯启梼昧，将于九经传注之外裒集左说，令寿祺与高才生共纂成之。盛哉！夫子恚惠后学之心乎！……五经剖判，去圣弥远，方语不同，传写遂错。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将以抉微学，广异义，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盖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杂，此经生之分也。总群师之言，稽合同异，而不偏废，此通儒之识也。……典午以后，家法渐改，途径方岐，古学飚流，犹在河洛。唐儒孔、贾诸经疏义证发注家，近为敷畅，但恨杜、王、伪孔宗主不明，汉儒遗书遂致散佚，其他依违首鼠茫昧焉。深愍废坠，竟事蒐讨，群经佚注具辑成书。吾师所修《经籍纂诂》百有六卷，考训故，赅音读，六艺群书所载备矣。然而微言大义散见经传，升岳浮海，胥达津梁，食鸡跖者必取其千，详羊尼者莫分其二。苟非比以义类，观其会通，则牡诏，牺尊失据……爰自周秦，下逮南北，传注而外，众说如林，宗经述圣，旁出子、史，虽体归文翰，而义傅典故，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或征经以证事，或约经以就意，或析经以断章，或综经以通贯，或袭经以互存，或牵经以旁涉，……类而集之，依经条次，以周孔及七十子之徒所说为传训权舆，以诸子百家为经典羽翼，以诸史志传为文义渊海，用以申许、郑之闳眇，补孔、贾之阙遗。(下略)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仪征学案》：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所辑《皇清经解》，虽有割裂，亦或选择未周，间有遗漏，但至今不失为研究清代解经之典要。^[4]

【注释】

[1]折阅：谓商品减价销售。《荀子·修身》：“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杨倞注：“折，损也，阅，卖也。谓损所阅卖之物价也。”

[2]傈僳族：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等地。

[3]姑婆山：姑婆山方圆80公里是天然动植物王国，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5座，最高峰海拔1844米，是桂东第一高峰。姑婆山距贺州市区21公里，距梧州市191公里，距桂林市238公里，距广州市341公里，距南宁市586公里。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湘、桂、粤三省(区)交界处的萌渚岭南端，处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的贺州市八步区境内。

[4]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五册，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