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中的洪榜：卫道之儒

《清儒学案》卷七十九《东原学案·东原交游》：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县人。乾隆戊子举人，召试授内阁中书。粹于经学，治《易》，著《明象》，未成书，终于《益》卦。因郑康成《易赞》，作《述赞》二卷。又通声韵，著《四声韵和表》五卷，《示儿切语》一卷。因江氏及东原之书而加详焉。生平服膺东原，谓《孟子字义》一书功不在禹下。撰《东原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朱竹君不谓然，曰：“戴氏可传者不在此。”先生贻书争之，谓非难程、朱，乃辟后之实为老、释，阳为儒书，而皆附于程、朱大贤之学。其言甚辨。(参《汉学师承记》)

《清史稿·儒林二》：同邑洪榜，字汝登。乾隆二十三年举人。四十一年，应天津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卒，年三十有五。粹于经学，著《明象》未成，终于《益》卦。因郑康成《易赞》作《述赞》二卷。又明声均，撰《四声均和表》五卷、《示儿切语》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书增补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见、溪等字注于《广韵》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齿、脣五音，盖其书宗江、戴二家之说而加详焉。为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诚。生平服膺戴震。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惟榜以为功不在禹下。撰震行状，载《与彭绍升^[1]书》，朱筠见之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榜乃上书辨论。江藩在吴下见其书，叹曰：“洪君可谓卫道之儒矣。”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县人也。年十五，补邑庠生。乾隆乙酉，选拔，与兄朴同应召试，梁文定公国治时为安徽学使，评其赋曰：“词霏玉屑，则弟胜于兄；文抱风云，则伯优于仲。”朴授中书，而榜未获隽，然以文章见知于文定，乃从游至晋，旋中乾隆戊子科举人，丙申应天津召试第一，授中书舍人，卒，年三十有五。榜少与同郡戴君东原、金君辅之交，粹于经学，著有《明象》，未成书，终于《益》卦。因郑康成《易赞》作《述赞》二卷。其解《周易》，训诂本两汉，行文如先秦。又明声均，撰《四声均和表》五卷、《示儿切语》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书增补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见、溪等字注于《广韵》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齿、唇五音^[2]，盖其书宗江、戴二家之说而加详焉。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业。有《周易古义录》、《书经释典》、《诗经古义录》、《诗经释典》、《仪礼十七篇书后》、《春秋公羊传例》、《论语古义录》、《初堂读书记》、《初堂随笔》、《许氏经义》诸书。留心奇遁之术，以其述犯造物忌，病中举所著畀之火，唯《新安大好纪丽》久已刊行。为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诚，以孝友著于乡里。生平学问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惟榜以为功不在禹下，撰《东原氏行状》，载《与彭进士尺木书》，笥河师见之，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榜乃上书辨论。今《行状》不载此书，乃东原子中立删之，非其意也。藩是时在吴下，见其书，叹曰：“洪君可谓卫道之儒矣。”今录其文于左，文曰：“洪榜顿首笥河先生阁下：前者具状戴先生行实，俾其遗孤中立稽首阁下之门，求志其墓石，顷承面谕：‘以状中所载《答彭进士书》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榜闻命唯唯，惕于尊重，不敢有辞，退念阁下今为学者宗，非漫云尔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其所立说不得复有异同，疑于缘隙奋笔，加以酿嘲，夺彼与此。其一谓经生贵有家法，汉学自汉，宋学自宋，今既详度数，精训故，乃不可复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长。其一或谓儒生可勉而为，圣贤不可学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残，谓是渊渊闻道知德，曾无溢美，必有过辞。盖阁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见阁下论学之严，制辞之慎，然恐阁下尚未尽察戴氏所以论述之心，与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终无辞。夫戴氏与彭进士书，非难程、朱也，正陆、王之失耳；非正陆、王也，辟老、释之邪说耳；非辟老、释也，辟夫后之学者实为老、释而阳为儒书，援周、孔之言入老、释之教，以老、释之似乱周、孔之真，而皆附于程、朱之学。阁下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岂独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陆、王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即老、释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也。唯其如是，使后儒小生闭口不敢道，宁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过人者，则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释。彼老、释者幸汉、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论者乃谓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释之粗，而其精者虽周、孔之微旨不是过也。诚使老、释之精者，虽周、孔不是过，则何以生于其心，发于其事，缪戾如彼哉?况周、孔之书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强通，使程、朱而闻后学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则戴氏之书非故为异同，非缘隙酿嘲，非欲夺彼与此，昭昭甚明矣。至谓治经之士宜有家法，非为宋学，即为汉学，心性之说，贾、马、服、郑所不详，今为贾、马、服、郑之学者亦不得详。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后兴也，周末诸子及秦、汉间著书立说者多及之。其辞虽殊，其意究无大异。凡以劝学立教而已，惟老聃、庄周之书乃有冲虚之说，真宰之名，不寄于事，不由于学，谓之返其性情而复其初。魏、晋之间，此学盛兴，而诸佛书流入中土，亦适于此时为盛。其书本浅妄无足道，译者杂以老、庄之旨，缘饰其说，大畅玄风。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书也。至乎昌黎韩氏力辟佛、老，作为《原道》等书。使学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时佛氏之说入人既深，则又有柳子厚之徒，谓韩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遗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韫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也。此说一出，后之学者往往执是说以求之《易》、《论语》，而所谓《易》、《论语》者，则又专用魏王氏之注与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于老、释，其说亦杂于二家，此则宜其有合也，历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论纷纭固结而不可解。于是读《易》、《论语》书者，或往往先从事于二氏，因即以其有得于二氏之精者，以说《易》、《论语》之书。是以眉山苏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也。’宋熙宁以后，此弊日深。至于姚江王氏之学行，则直以佛书释《论》、《孟》矣。彼贾、马、服、郑当时盖无是弊，而今学者束发受书，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谓理、道、心、性之云，则皆六经、孔、孟之辞，而其所以为理道、心性之说者，往往杂乎老、释之旨。使其说之果是，则将从而发明之矣。如其说之果非，则治经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贾、马、服、郑生于是时，则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说，阁下苟详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于其学，而榜之非私于戴氏矣。至于闻道之名，不可轻以许人，犹圣贤之不可学而至，如阁下以此为虑，此其犹存乎后儒之见也。孟子谓‘圣人，人伦之至’。首阳之义，孔子称曰古之贤人，夫圣贤不可至，盖在是矣。虽然，安可以自弃乎哉?若夫高谈深远者谓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谓之未闻道。及夫治经训者谓之儒林，明性道者谓之道学，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于阁下表扬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惟阁下裁察焉。”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十三：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县人。乾隆戊子举人，丙申召试授内阁中书。有《初堂遗稿》。诗话：初堂邃于经学，与同郡戴东原、金辅之交最笃，惜其所著多未成书。诗亦不多作，今所传者仅此，盖亦吉光片羽也。〇《秋河》：秋城寒柝隐霜鼙，银汉中宵望不迷。耿耿正临金阙直，昭昭还似玉绳低。河山两戒殷星鸟，楼阁千家起曙鸡。万里凿空劳博望，天台原自有丹梯。〇《秋蛩》：秋声万种在风前，听到寒蛩倍惘然。野舫正添三尺水，夜堂初种七条弦。月残东壁难成咏，雨暗西窗未稳眠。输与鄱阳姜白石，独吟愁赋寄遥天。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八、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十九皆有传，存目。(www.xing528.com)

洪榜《示儿切语》：戴氏东原辨音最精，取古所谓牙音、舌头、舌上、重唇、轻唇、齿头、正齿、喉音、半舌、半齿凡十类。今戴氏定为喉、吻、舌、齿、唇五类，《回声均和表》所用是其例也。

【注释】

[1]彭绍升(1740—1796)，字允初，号尺沐，法名际清，法号知归子，彭定求曾孙，彭启车之第四子。其居处名二林居。苏州长洲人。事迹见冒怀辛《二林学案》(载杨向奎《清儒学案》第三册)。

[2]“又以字母见、溪等字注于《广韵》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齿、唇五音”，这其实说的不是《回声均和表》，而是收于《初堂遗稿》中的另一部分。参见陈宁《皖派名儒——洪榜的音韵学》，载《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