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卷一〇一《石臞学案下·石臞交游》：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邮人。久困诸生籍，以高第将贡于国学，其前夕，执友贾田祖死，遂不入试，而亲棺殓以归之。乾隆庚子成进士，注选知县。先生治诸经通敏，于《诗》、《春秋》尤深，作解义数十条，义并精审。晚好历算，得梅氏书，尽通其术。时古学大兴，江以北石臞为之唱，先生和之，汪氏中、刘氏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先生于年为长，三人者兄事焉。(参汪中《述学》)
《清史稿·儒林二》：同州李惇，字成裕。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惇与同县王念孙、贾田祖同力于学。始为诸生，为学使谢墉所赏。将选拔贡，会田祖卒于旅舍，惇经营殡事，不与试，墉叹为古人。江藩好诋诃前人，惇谓之曰：“王子雍若不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岂非醇儒?”其面规人过如此。著有《群经识小》八卷，考诸经古义二百二十余事，多前人所未发。四十九年，卒，年五十一。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李惇，字成裕，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少异颖，七岁即知解经，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而孤，及长，与同县王念孙、贾田祖同力于学。又与任大椿、刘台拱、汪中、程瑶田等相研摩。邃深经传，尤长于《诗》及《春秋》。晚好历算，得宣城梅氏书，尽通其术，与钱塘齐名。著有《群经识小》八卷，考诸经古义二百二十余事，多前人所未发。又有《古文尚书说》、《毛诗三条辨》、《考工车制考》、《左氏通释》、《杜氏长历补》、《浑天图说》、《读史碎金》、《诗文集》。惇事母孝，侍疾居丧，皆尽礼。质直寡言，笃于朋友。始为诸生，为学使谢墉所赏，将选拔贡，会贾田祖卒于旅舍，惇经营殡事，不与试，墉叹为古人。江藩好诋诃前人，惇谓之曰：“王子雍若不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岂非醇儒?”其面规人过如此。四十九年，卒，年五十一。[1]
汪中《李惇墓志铭》：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君于年为长，三人者兄事之。[2]
阮元《揅经室续集》二集卷二《高邮孝臣李君传》：李君讳惇，字成裕，又字孝臣，先世苏州人，迁扬州高邮州。……君幼读书颖异，七岁即知解经，有神童之目。十二岁孤，既长，博极群书，尤邃经传，与同里贾君稻孙、王君怀祖同力于学。兴化顾君文子、任君子田、宝应刘君端临、江都汪君容甫、歙程君易田，皆学术擘摩，极一时之盛。君以品行为立身定命之本。事母孝，侍疾居丧，皆尽礼貌。质直寡言，惟讲学则尽其辨。乾隆丁酉，试拔贡，学使谢金圃侍郎属意焉。及试期，不来，诘之，则前一日贾君稻孙卒于泰州试馆，君营棺敛事，竟不赴试。学使叹曰：“李生以博学名，而敦行复乃尔，诚今之古人也。”己亥中式举人，庚子会试中式第二，学使彭芸楣侍郎聘主暨阳书院，励诸生以经学。乾隆五十年，年五十一，以疾卒。……所著书有《群经识小》、《左传通释》、《古文尚书论》、《毛诗三条辨》、《浑天图说》、《读史碎金》诸书。而《识小》八卷，考诸经古义二百二十余事，事事精确不磨，发前人所未发，元已刻入《皇清经解》。
焦循《雕菰集》卷二十一《李孝臣先生传》：先生讳惇，字成裕，号孝臣，世居高邮。祖兼五，太学生，父佩玉，邑增广生，皆有笃行，邑中称曰善人。惇生而颖异，五六岁善属对，工巧出人意外。同学者以果饵贿之，托其代，辄应，无雷同，师知而奇之。九岁入义学，读经史，一目即记。知州某公叹以为神童。先生气质聪颖，而性情纯粹，年十三而孤，事母以孝闻。及居母丧，哀毁瘠墨[3]，痛不欲生。伯兄卒，以长子继之，事孀嫂如母。孝弟之行出于天性者然也。先世遗田百亩，仅足
粥，邻里宗族宜任恤资助者，必竭力行之，不计家之空乏。与朋友交，和易谦退，无争诘，无嫉妒，故人乐与之亲近，而无谤声。为诸生时，学既成，六经之外，尤不惮探颐索隐，故通天文、术算、象数之学。每岁科试，学使者辄置高等，于是博洽之名传于同学。丁酉拔贡，岁学使者谢公塘注意于惇，时亦以高邮无过惇者。贾君稻孙，先生友也，试前一日卒于泰州之旅舍，贾故贫，先生为之经营殡事，遂不复与选拔，南昌彭尚书元瑞时督学两浙，闻其事，以先生古人，聘诸幕中，且使课其子。己亥乡试中式，庚子成进士，为暨阳书院院长，以经学教诸生，徒从者甚众。其高弟章世绳、王苏皆以先生学取高科，名于世。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卒，年五十有一。所著书有《卜筮论》、《尚书古文说》、《〈金縢〉〈大诰〉〈康诰〉三篇论》、《毛诗三条辨》、《大功章烂简》、《文明堂考辨》、《考工车制考》、《历代官制考》、《左传通释》、《杜氏长历补》、《〈史记〉〈说文〉引〈书〉字异考》、《浑天图说》、《群经识小》、《读史碎金》、《诗集》、《文集》，共若干卷。……后学焦循曰：吾郡自汉以来鲜以治经显者。国朝康熙、雍正间，泰州陈厚耀泗源天文历算夺席宣城，宝应王懋竑予中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于是词章浮缛之风渐化于实。乾隆六十年间，古学日起，高邮王黄门念孙、贾文学稻孙、李进士惇实倡其始，宝应刘教谕台拱、江都汪明经中、兴化任御史大椿、顾进士九苞起而应之，相继而起者未有已也。循访先生遗书于沈文学钫，钫访诸培紫，培紫以先生《诗集》及《行述》示循，循次其梗概，著于篇，而附记吾郡治经之盛云。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二：李惇，字成裕，号孝臣，高邮人也。乾隆己亥举乡试，庚子成进士，通天文、术算、象数之学。所著有《杜氏长历补》、《浑天图说》若干卷。卒年五十一。(焦里堂《李孝臣先生传》)。论曰：孝臣先生与嘉定钱溉亭齐名，于算学深造自得，识者争推之。乃殁未二十年，其遗书散佚，不可复得。昔人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岂未遇其人耶?著作之传与不传，亦有幸有不幸也。
阮元《淮海英灵集》戊集卷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七皆有传，存目。(www.xing528.com)
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群经识小序》：《群经识小》者，余友李进士成裕之所作也。余自壮年有志于郑、许之学，考文字，辨音声，非唐以前书不敢读也。逡巡里下，同志者卒鲜，唯进士与余有声气之应，晨夕过从，无间风雨，市酒一杯，园蔬数器，抵掌而谈，莫非古义，有所疑则相问难，有所得则相告语，闻者或讪笑之，而进士与余不因之而少沮也。岁在丙申，余乞假归，进士始裒集说经之文，颜以《群经识小》。又九年，而进士没。儿子引之撰《经义述闻》，载进士经说二条，一为“子孙其逢”，一为“济盈不濡轨”，皆至当不易之论，可谓独有千古矣。今年进士子培紫取进士所撰付梓，而问叙于余。余与进士交最久，知进士最深，其学之颠末，非余执从而扬搉之，盖进士好学深思，必求其是，不惑于晚近之说，而亦不株守前人，如《皋陶谟》之“戛击搏拊”、《禹贡》之“漆沮”、《甘誓》之“六卿”、《洪范》之“子孙其逢”、《邶风》之“济盈不濡轨”、《齐风》之“展我甥兮”、《周官》之“诸侯封地”、《考工记》之“轵”、《丧服》之“出妻之子为母”、《檀弓》之“期而犹哭及悼公之丧”、《左氏传》僖十四年之“虢射”、定四年之“豫章”，其说皆确不可拔。其有先儒说本不误，而后儒辄生异义者，必申明旧说，以决其是非，其最为谫劣者，若陈氏之《礼记集说》及近世之“四书”讲章，皆直指其缪，不使贻误后人，而各经中饮食、衣服、宫室、器皿之制，皆考定精审，而言之凿凿，故能以古义之宏深，启后学之锢蔽，使沉溺俗说者一见而失其所守，学识通明者一见而旷然大变，其发聋振聩之功岂可一二数哉?是宜传之百世，使家有其书，人知其说，则晚近凿空之论、谫陋之学无自而囿学者之耳目，而旧说之间有未当者亦得去非从是，而不至为成见所拘矣。道光六年八月八日叙，时年八十有三。
今按：李惇的学术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受顾炎武影响，崇尚古学；中年步武惠派，归宗汉学，排斥宗学；晚年通考春秋学，超越吴派汉学，为扬州学派发轫之功臣。乾嘉时期考据学家的学术渊源不是单一的，学术崇尚亦非一成不变。判断某一考据学家的学派归属，需要关注其基本学术倾向。[4]
【注释】
[1]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535～5536页。按：贾田祖(1714—1777)，字礼耕，号稻孙，高邮人。诸生。通《左氏春秋》，著有《春秋左氏通解》、《贾稻孙诗集》、《礼耕存稿》。
[2]汪中：《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
[3]瘠墨：俭薄。墨家主张薄葬，故称“瘠墨”。语本《荀子·礼论》：“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刻死而附生谓之墨。”杨倞注：“瘠，薄。”王先谦《集解》引郝懿行曰：“墨者，墨子之教，以薄为道也。瘠亦俭薄之意。”又《乐论》：“乱世之征……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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