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经解入门与研究，《清史稿·儒林二》

《清儒学案》卷九十一《懋堂学案》：懋堂为东原弟子，谨守师说，发挥而光大之。其注《说文》，贯通融会，骎骎驾东原《方言》之上。《六书音均表》成于东原《声类表》之前，东原颇有取焉。若义理之学，集中释《大学》“明明德”，《孟子》“圣之于天道”，皆墨守东原之义，犹汉儒之尊家法也。(下略)

《清史稿·儒林二》：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生而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以教习得贵州玉屏县知县，旋调四川，署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时大兵征金川，输络绎，玉裁处分毕，辄篝灯著述不辍。著《六书音均表》五卷。古韵自顾炎武析为十部后，江永复析为十三部，玉裁谓支、佳一部也，脂、微、齐、皆、灰一部也，之、咍一部也，汉人犹未尝淆借通用。晋、宋而后，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咍同用”，于是古之截然为三者，罕有知之。又谓真、臻、先与谆、文、殷、魂、痕为二，尤、幽与侯为二，得十七部。其书始名《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嘉定钱大昕见之，以为凿破混沌。后易其体例，增以新加，十七部盖如旧也。震伟其所学之精，云：“自唐以来讲韵学者所未发。”寻任巫山县，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归。键户不问世事者三十余年。玉裁于周、秦、两汉书无所不读，诸家小学皆别择其是非，于是积数十年精力专说《说文》，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谓：“《尔雅》以下，义书也；《声类》以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又谓：“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又谓：“自仓颉造字时，至唐、虞、三代、秦、汉以及许叔重造《说文》，曰‘某声’、曰‘读若某’者，皆条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几部。后附《六书音均表》，俾形声相为表里。始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1]，凡五百四十卷。既乃隐括之成此注。”玉裁又以：“《说文》者，说字之书，故有‘读如’、无‘读为’，说经传之书，必兼是二者。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变化之词；‘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词：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述《汉读考》，先成《周礼》六卷，又撰《礼经汉读考》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仪征阮元谓玉裁书有功于天下后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说文》二也，《汉读考》三也。其他说经之书，以《汉志》《毛诗经》、《毛诗古训传》本各自为书，因厘次传文，还其旧著，重订《毛诗古训传》三十卷。以诸经惟《尚书》离厄最甚，古文几亡，贾逵分别古今，刘陶是正文字，其书皆不存。乃广蒐补阙，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驳文，著《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又录《左氏》经文，取郑注《礼》、《周礼》存古文、今文、故书之例，附见《公羊》、《穀梁》经文之异，著《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而以《左氏传》“五十凡”附后。外有《毛诗小学》三十卷、《汲古阁说文订》六卷、《经韵楼集》十二卷。嘉庆二十年，卒，年八十一。初，玉裁与念孙俱师震，故戴氏有段、王两家之学，玉裁少震四岁，谦，专执弟子礼，虽耄，或称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庄诵震手札一通。卒后，王念孙谓其弟子长洲陈奂曰：“若膺死，天下遂无读书人矣！”玉裁弟子，长洲徐颋、嘉兴沈涛及女夫仁和龚丽正俱知名，而奂尤得其传。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存目。^[2]

钱泳《履园丛话》卷六《懋堂明府》：金坛段懋堂先生，余于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识之。后先生卜居吴门，时相过从。其学无不贯综。初受业于戴东原，以顾亭林、江慎修两家之学，考证音韵，定古音为十七部，条分缕析，成为一书，曰《六书音均表》，实能穷文字之源流，辨声音之正变，复以许叔重《说文解字》十五篇为之注疏，且以发明二徐，为《说文解字注》，补诸家之说，祛后学之疑，孜孜矻矻，垂三十年始得成书。自有《说文》以来，莫有备于此者。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贵州玉屏县知县，有政声。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八十九皆有传，存目。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乾隆四十七年，玉裁自巫山引疾归。养亲课子之暇，为《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又为《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顾作伪者既服其罪矣，而古文三十一篇，字因天宝、开宝之旧，是以唐之《今文尚书》乱之也，其不可一也。好尚新奇之辈，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缮写之《尚书》，号“壁中本”，二十五篇皆在焉，是作伪于伪古文既出之后也，其不可二也。……欧阳、夏侯《尚书》佚，见于《尚书大传》、《汉石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注》、《三都赋注》、《尚书纬》、《尚书正义》者，或尽举以改窜经文，是以汉之《今文尚书》乱之也。其不可三也。《说文解字》所称《尚书》，多不与经同，由孔安国以今字读易其字，而许君存其旧。如《周礼》经杜子春、二郑读易其字，传写者既从所读，而注中存其故书之旧，《周礼》不得尽改。从故书则《尚书》不得尽改，从《说文》也必改。从《说文》则非汉人之旧，且或取经传诸子所称《尚书》以改《尚书》，是《尚书》身无完肤矣。其不可四也。……盖《伪孔传》本与马、郑本之不同，梗概已见于《释文》、《正义》，不当于《释文》、《正义》外断其妄窜。……今广搜补阙，因篇为卷，略于义说，文字是详，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驳文，取《贾逵传》语，名曰《古文尚书撰异》，知难语于识大，亦庶几乎不贤。^[3]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九《十经斋记》：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既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此东原先生《原善》一书及《孟子字义疏证》不得已于作也。余谓言学但求诸经而足矣。“六经”，汉谓之“六艺”，《乐经》亡，散在“五经”中。《礼经》、《周礼》之辅，《小戴记》也。《春秋》之辅，《左》、《公羊》、《穀梁》三传也。《孝经》、《论语》、《孟子》，“五经”之木铎也。《尔雅》，“五经”之鼓吹也。昔人并《左氏》于经，合集为“十三经”，其意善矣。愚谓当广之为“二十一经”^[4]。《礼》益以《大戴礼》，《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周礼》六艺之书数，《尔雅》未足当之也，取《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以益之，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憭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余持此论久矣，未敢以闻于人。……是为记。嘉庆玄黓涒滩长至月朔日，金坛段玉裁撰，年七十有八。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周礼汉读考序》：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主乎同，音同而义可推也。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憭然也。比方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所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别其音；为，以别其义。“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形近而讹，谓之字之误；声近而讹，谓之声之误。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凡言“读为”者，不以为误，凡言“当为”者，直斥其误。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三者皆以音为用，曰六书之形声、假借、转注于是焉在。汉之音，非今之四声、二百六韵也，则非通乎虞、夏、商、周、汉之音，不能穷其条理。……郑君序曰：“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谓杜、卫、贾、马、二郑之能事也。又曰：“犹有差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己补正之功也。训诂，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而后经明，经明而后圣人之道明。(下略)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五《与胡孝廉世琦书》：玉孝廉足下洛诵：大著真《小尔雅》之功臣也。校之也精矣，考之也博矣。……顾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未易定也。慎修先生、东原师皆曰：“从事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审定难。”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孟子所谓知言，韩子所谓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者在是也。东原师之学不务博而务精，故博览非所事，其识断审定，盖国朝之学者，未能或之过也。其云《小尔雅》一卷大致由后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学遗书。其解释字义，不胜枚数以为之驳正。汉代大儒不取以说经，王肃、杜预、枚颐奏上之《古文尚书》孔传颇涉乎此。此固沉潜诸大儒传注，确有所见之言，恐非吾辈所当轻议者。其云“不胜枚数”，固非虚语，惜未详举。……东原师意谓《汉志》所载者乃真《小尔雅》，今入于《孔丛子》者，则后人所为，如伪《家语》、伪《古文》、伪孔传、伪《孔丛子》，皆未尝无所因袭。今足下为之注以发明之，亦未为不善。仆亦校订一二，以贡于左右焉。乞持此以复于姬传先生可也。不宣。玉裁再拜。

段玉裁《古假借必同部说》：自《尔雅》而下，训诂之学，不外假借、转注二端。如《缁衣传》适之馆舍粲餐也。适之馆舍为转注，粲餐为假借也。《七月传》壶瓠叔拾也，叔拾为转注，壶瓠为假借也。粲壶自有率义，假借必取诸同部，故如真、文之与蒸、侵，寒、删之与覃、谈，支、佳之与之、咍，断无有彼此互相假借者。古本音不同今音，故如《夏小正》借养为永，《诗》、《仪礼》借蠲为圭，古永音同养，蠲音同圭也。古音有正而无变，故如借田为陈，借荼为舒，古先韵之田，音如真韵之陈，模韵之茶音如鱼韵之舒也。古四声不同今韵，故如借害为曷，借宵为小(见《学记》)，为肖(见《汉书》)，古害声如曷，小肖声如宵也。故必明乎此三者，而后知假借。

段玉裁《古转注同部说》：训诂之学，古多取诸同部，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礼者履也，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子孳也，丑纽也，寅津也，卯茂也之类。《说文》“神”字注云：“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祇”字注云：“地祇提出万物者也。”“麦”字注云：“秋植厚薶，故谓之麦。”神、引同十二部，祇、提同十六部，麦、薶同第一部也。刘熙《释名》一书，皆用此义为训诂。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六《江氏音学序》：二百六韵之目，定于隋陆法言及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唐、宋稍稍并合，用为取士功令。古音之说，肇于宋郑庠，分二百六韵只为六类，其入声三。近古昆山顾氏宁人作《音学五书》，始畅说古音非今音，一洗言叶韵之缪，分为十部，其入声四。乾隆间，婺源江氏慎修又作《古韵标准》，分十三部，其入声八。此吾师休宁戴氏东原所谓“古音之学以渐加详”有如是也。丙戌、丁亥间，余读《毛诗》，有见于支、脂、之古平、入各分为三，尤与侯，真与文，古亦各分为二。病夫顾氏、江氏之不能分也，乃作《诗经韵谱》、《群经韵谱》，既定为《六书音均表》，分为十七部，其入声亦八。戴氏善之，丁酉作《声类表》，分二百六部为九类，其部十六，其入声九。取余书脂部去、入，别出祭、泰、夬、废、月、末、曷、黠、镕、薛为一部，以配元、寒、桓、删、山、仙之音，《三百篇》所用如是也。嗣后，曲阜孔氏约亦善余书，作《诗声类》，分为十八部，又分入声屋、沃、烛为二，分隶尤、侯，东、冬、钟、江亦分为二。所谓“以渐加详”者，至此亦綦备矣。歙江君晋三，今年春寓书于余论音。余知其未见戴、孔之书也，而有适合戴、孔者，欣喜伟其所学之精。九月谒余枝园，以《江氏音学》请序。余谛观其书，别为十种。盖顾氏及余皆考古功多，审音功浅。江氏、戴氏二者皆深，而晋三于二者尤深。据《诗经》以分二十一部，其入声十。宵、尤之分，尤、侯之分，药、铎之分，真、文、元三者之分，支、脂、之平、入之分，侵、谈之分，皆述顾氏、江氏及余说也。其脂部去、入出祭、泰、夬、废、月、末、曷、黠、镕、薛别为一部，其独见与戴氏适合者也。屋、沃之分，其独见与孔氏适合者也。东、冬之分，则又近日见孔氏说而有取焉者也。于前人之说皆择善而从，无所偏徇。以呼等字母之学，核之古音今韵，无纤微凿枘不合。不惟古音大明，亦且使六韵分为二百六者，可得其剖析之故。其论入韵，谓言古音，则就其谐声、偏旁，各从其朔可矣，不必谓异平同入，曲从陆法言，俾无入者皆有入。其不为苟同又有如此者。尝闻：六经者，圣人之道之无尽藏，凡古礼乐制度名物之昭著，义理性命之精微，求之六经，无不可得，虽至亿载万年，而学土大夫推阐容有不能尽，无他，经之所蕴深也。韵其一专耳。无不读《诗经》者，唐、宋、元、明乃鲜知《诗》之韵，明闽中陈氏季立及顾氏以来，迄今晋三，皆就经文讽诵，而所得日深，乃无剩义。信乎！天下之学无不可求诸经。其谓经有不载者，其终焉不求，求之而不详者也。抑余重有感焉——“恨我不见古人，亦恨古人不见我”，古所云也^[5]。余谓：“恨我不见后人，亦恨后人不见我。”后人不见我，犹我不见古人之恨也；我不见后人，犹古人不见我之恨也。余不及见顾氏、江氏，孔氏又早亡，每有彼此不相见之恨。幸得见吾师戴氏，戴氏既没，粤三十六年，又幸得见吾晋三，皆有知我之乐焉，皆有彼此互相挹注之益焉。假令天不假我以年，余即获亲戴氏，而不获见吾晋三，安能知晋三集音学之成，于前此五人皆有匡补之功哉?晋三不见我，有不叹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者哉?晋三富于春秋，精进未有艾，余耄矣，不获见其所到，而能知其异日苟有所学于经焉，必皆能深造自得也。嘉庆壬申十月，金坛段玉裁撰于姑苏自莲泾枝园。

王念孙《段若膺说文解字注叙》：《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凡许氏形声、读若，皆与古音相准，或为古之正音，或为古之合音，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循而考之，各有条理。不得其远近分合之故，则或执今音以疑古音，或执古之正音以疑古之合音，而声音之学晦矣。《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意，而亦不废假借。凡言“一曰”，及所引经，类多有之。盖以广异闻，备多识，而不限于一隅也。不明乎假借之指，则或据《说文》本字以改书传假借之字，或据《说文》引经假借之字以改经之本字，而训诂之学晦矣。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而引经与今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若夫辨点画之正俗，察篆隶之繁省，沾沾自谓得之，而于转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闻，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声音、训诂也。其视若膺之学浅深相去为何如耶！余交若膺久，知若膺深，而又皆从事于小学，故敢举其荦荦大者以告缀学之士云。^[6](www.xing528.com)

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段先生作《说文解字注》，沅时为之校雠，且怂恿其速成。既成，又日望其刻以行也。癸酉之冬，刻事甫就，而沅适游闽，至是刻将过半矣。先生以书告，且属为后叙。沅谓世之名许氏之学者，夥矣。究其所得，未有过于先生者也。许氏著书之例，以及所以作书之旨，皆详于先生所为注中。先生亦自信，以为于许氏之志，什得其八矣。沅更何所言哉！先生命序之意，盖谓沅研诵其中，十有余年矣，作篆以正其体，编音均十七部以谐其声，必有能以约而说详者。沅于是即所见而陈之曰：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先生发明许书之要，在善推许书每字之本义而已矣。经史百家，字多假借，许书以说解名，不得不专言本义者也。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形以经之，声以纬之，凡引古以证者，于本义、于余义、于引申、于假借、于形、于声，各指所之，罔不就理。谥之讹衍，鼏袀之讹夺，罔不灼知列字之次弟；后人之附益，罔不毕见。形声义三者，皆得其杂而不遗之故焉。悬是书以为的，而许氏著书之心以明；经史百家之文字，亦无不由此以明。孔子曰：“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沅先大父艮庭征君，生平服膺许氏，著《尚书注疏》既毕，复从事于《说文解字》。及见先生作而辍业焉。沅之有事于校雠也，先征君之意也。今先征君音容既杳，先生独神明不衰，灵光岿然，书亦将传布四方，而沅学殖荒陋，莫罄高深。瞻前型之邈然，幸后学之多赖，愉快无极，感概从之。至于许书之例，有正文附见于说解者，有重文附见于说解者，此沅之私见，而先生或当以为然者也。附于此，以更质诸先生。^[7]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重刻段氏说文解字注序》(代)：读书者先须识字，故不可不读《说文》。《说文》多古义奥赜，初学骤难通晓，注家虽多，必以金坛段先生注为最，故读《说文》者又不可不读段注。数十年来，风行海内，承学之士几于家置一编，版存元和金刺史宝树家。刺史为先公同年殉难吾皖者，公子文榜来询及之，则云经乱毁大半，余为捐千金，属宫允冯先生桂芬为之校勘补刻成完书，版归苏郡保息局，售书所赢以赡穷嫠，既又以新旧板不伦，复属丁雨生中丞筹资，一律易新板，令可垂永久。工讫，问序于予。余惟六书之学明于汉，循习于魏、晋，以迄隋、唐，晦于宋、元，几绝于明，而复大昌于我朝。叔重生东京全盛时，载籍具在，博访通人，搜辑成帙，实为千古字书之宗。魏、晋以来，注书者奉为科律，往往单词片义，引用者多至十余家，他传注所无也。五代以后寖微，明代几无传本。以亭林之渊博，而所见止李焘《五音韵谱》，其始一终亥之本，同时汲古阁已刊成，而亭林未之见，可知其书不甚行。国朝元和惠氏栋始表章是学，成《读说文记》。厥后，大兴朱氏筠视学吾皖，梓旧本《说文》于节署，其书乃大显。于是段先生暨嘉定钱氏、休宁戴氏、曲阜桂氏、归安严氏、阳湖孙氏、高邮王氏无虑数十家，先后迭兴，各辟户牖，盖《说文》之学至乾嘉间而极盛。诸家所学有浅深，亦互有得失，必推先生为大宗。先生之注，以形为经，以声为纬，又以说解为经，以群经传注为纬，融会贯通，虚空粉碎，发一凡，起一例，无一部一文不如网之在纲，珠之贯串，实他人所不能及。惟一家之言或失之偏，亦自来诂经家通病。如十七部合音、以互训为转注之类，人多訾议之。同时钮氏树玉《段注订》、徐氏承庆《段注匡谬》至勒为专书，恣其排击，实则所学远不逮先生，虽不至蚍蜉撼树之讥，迄未能拔赵帜而立汉帜也。又宫允有《段注考正》十六卷。考者，考其引用篇目；正者，正其字句讹误。为功臣，为诤友，不为入室操戈，与钮、徐书立意不同。曩见其稿，极精审，怂恿刻附各卷末，宫允许之。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金坛学案》：段玉裁不是思想家，虽从戴东原学，但未涉及哲学思想。汉学与宋学不同，思想与训诂歧异。《清儒学案·懋堂学案》中关于段氏义理之学的评语道：“若夫义理之学，集中释《大学》‘明明德’，《孟子》‘圣之于道’，皆墨守东原之义，犹汉儒之尊家法也。”其实这是过誉，段氏于东原义理之学没有真正了解，没有能够完全接受下来，但段氏却忠于东原，事事为之辩护，在《东原学案》中我们已经见到，所以说段氏“犹汉儒之尊家法”的说法是正确的。关于《大学》中《在明明德在亲民说》一文中，段氏表现了尊奉东原而反理学的思想内容。……但段氏实在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于东原的哲学思想也没有透彻理解，因而在著作中有时遵守东原的学说，有时却忘掉了东原的说法。《说文解字》出自汉末许慎，而许慎是一位经师，一位具有训诂手段的大师，也是具有汉代传统思想的思想家，所以在《说文解字》中能够看出他的思想。注解《说文》，对于这些表达义理的文字，也必须有所交待，否则你还注解什么?但段氏于此颇有捉襟见肘之感。……我们于段氏之武断实多不满，亦责备贤者之义，《说文解字注》是一部大著作，对于九千余字的注解部勒，纵有武断或错误，我们衡量原书的分量，这仍然是一部非常有用的好书，也许我们的责备过当，但我们始终尊奉他汉学大师，小学权威；权威学者，也不是万无一失的。虽然我们说段玉裁先生的著作还有缺点，但他和王念孙等人究竟是乾嘉时代汉学达到顶峰的人物，他们读书渊博而方法周密，他们善于归纳，由归纳而定出条理，根据这些条理再进行演绎分析。这一套熟练的治学方法，可以说是清代汉学正统派的方法。^[8]

【注释】

[1]《说文解字读》：《说文解字注》的稿本。清段玉裁著。始撰写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成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十二年(1794—1807)，段玉裁将此书稿隐括为《说文解字注》。据《说文·叙》段注，《说文解字读》为五百四十卷。目前所能见到的《说文解字读》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清抄本。原书依《说文》十四篇分为十四册，今仅见一至六及第八册。《说文解字读》与《说文解字注》体例不一，它不是依《说文》逐字作注，以今存的七册和《说文解字注》相应篇目比较，少注八十六部，少注三千四百多字。除个别例外，正篆录以楷书。论一字的古音及声转合韵，标以古韵韵目，而不用其古韵十七部说。《说文解字读》与《说文解字注》在注释方法上一致，即“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从而校定《说文》，考释本义、引申义，阐明假借，论证语转。《说文解字注》中许多重要观点在《说文解字读》中已经形成。此书对研究《说文解字注》及段玉裁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第346页)

[2]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516～5518页。

[3]刘盼遂辑《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载《经韵楼集》第364～366页。

[4]章太炎《检论·清儒》：即“十三经”者，当裁减也。独段玉裁少之，谓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

[5]《南史》卷三十二《张融传》：“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

[6]见《高邮王氏遗书·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

[7]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6～2937页。

[8]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五册，第244～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