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卷七十九《东原学案》：东原为慎修高弟。慎修精“三礼”及天文算法、训诂音韵之学，东原推阐师说，深造密微。惟慎修不菲薄紫阳，东原则颇多论难。自来治程、朱之学者，以杂佛学斥陆、王，东原乃以杂佛学讥程、朱。见仁见智，要亦自成一家言。世或谤之，或讳之，是何视学术之隘也?
《清史稿·儒林二》：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郡人郑牧、汪肇漋、方矩、程瑶田、金榜从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性特介。年二十八，补诸生。家屡空，而学日进。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以避仇入都，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朱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余姚卢文弨，青浦王昶，皆折节与交。尚书秦蕙田纂《五礼通考》，震任其事焉。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征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总裁荐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学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精核。又于《永乐大典》内得《九章》、《五曹算经》七种，皆王锡阐、梅文鼎所未见，震正讹补脱以进，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于官，年五十有五。震之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谓：“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大约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其小学书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又自汉以来，古音寖微，学者于六书之故，靡所从入。顾氏《古音表》，入声与《广韵》相反。震谓：“有入、无入之韵，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为之枢纽。真至仙十四韵，与脂、微、齐、皆、灰五韵同入声；东至江四韵及阳至登八韵，与支、之、佳、咍、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韵同入声；浸至凡九韵之入声，则从《广韵》，无与之配。鱼、虞、模、歌、戈、麻六韵，《广韵》无入声，今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相配。而古音递转及六书谐声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发。其测算书《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句股割圆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震所著典章制度之书未成。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有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清史列传·儒林传一》：存目。[1]
洪榜《戴先生行状》：……本贯徽州府休宁县由山乡忠义里。先生姓戴，讳震，字慎修，一字东原。戴氏自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曰安，有子曰颜，由饶州乐平迁歙州，葬母于歙之黄墩小练源，庐于墓侧，称孝隐先生，卒葬休宁隆阜，因家焉，世为休宁人。先生为嫡长宗。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乾隆十六年补县学生，二十七年举于乡，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三十九年奉旨得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四十年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四十二年五月辛卯卒于官，享年五十有五。先生生而体貌厚重，性端严。生十岁，乃能言。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师应之曰：“此先儒子朱子所注云尔。”即问：“朱子何时人也?”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也?”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又问：“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大奇之。先生读书每一日必求其义塾师举传注训解之，先生意每不释，然师不胜其烦，因取汉许叔重《说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书，学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笺注之存于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义必贯群经、本六书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凡《十三经注疏》举其辞无遗，时先生年十六七矣。随父文林公客江西南丰，就近课学童于邵武，又一年，于经学益进。先生以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繇字以通其辞，繇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经之难明在一事，必综其全而核之，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信而有征，合诸至道而不留余议。诵《尧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列星之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已龃龉失读；诵古礼，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已迷于其言，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则《禹贡》职方、山镇、川泽，《春秋》列国疆域、会盟、攻战之地失其处所……其学弥博，而探指弥约，其资愈敏，而持力愈坚。年二十余，而“五经”立矣。先生病夫后之治经者，依于传文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苟立一说，则徒增一惑。即起一辨，使后之学者不胜其劳。因取其说之易晓者，浅涉而坚信之，用自满其量之能容受，不复求远者大者，治经益疏，而去道益远。故尝以为：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文章，咸知文之为末，而道之为本，欲因文以求进据乎道，而被之于文，其于道也亦有得有不得。譬犹仰观泰山，知群山之卑；临视北海，知众流之小。然而未履其巅，未跨其涯，故其所得终于艺也，而非道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穷其制数，宋儒穷其义理，于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根柢之以为文章，若分途而驰，异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阙一也。制数之不明，于古人之文章多有不省矣。文辞之不达，则所谓义理固一己之义理，而非六经圣贤之义理。君子之道不可诬也。盖先生之为学，自其早岁稽古综核，博文强识，而尤长于论述，晚益窥于性与天道之传，于老、庄、释氏之说入人心最深者，辞而辟之，使与六经、孔、孟之书截然不可以相乱，盖其学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有传其书至浙中者，天台少宗伯齐公召南见之，曰：“旷世才也！”嘉叹不绝于口，由是江南之北稍稍知先生名。东吴惠定宇先生栋，自其家三世传经，其学信而好古，于汉经师以来贾、马、服、郑诸儒散失遗落几不传于今者，旁搜广摭，裒集成书，谓之古义，从学之士甚众。先生于乾隆乙亥岁北上京师，见惠于扬州，一见订交。嘉定光禄王君鸣盛尝言曰：“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学期于求是，亦不易之论。先生之始至京师，当时馆阁诸公，今光禄卿嘉定王君鸣盛、今学士嘉定钱君大昕、大兴朱君筠、纪君昀、余姚卢君文弨、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节交先生。时大司寇秦文恭公方为少宗伯编纂《五礼通考》之书，延先生邸舍，就与商榷，其所采摭先生各经之说甚多……会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奉召与为纂修。先生于《永乐大典》散篇内因得见郦氏自序，又获增益数事，馆臣即以是属校正，上其书，诏允刊行焉。先生以算在六艺，古者以宾兴贤能教习国子，治经之士所当知，故自其早岁以名家，论多前人所未发。……先生尝谓汉经师康成郑氏之学集众家之大成，俾六艺散而复聚，魏、晋而后，虽王肃、虞翻之流时加驳难，而学者宗之，比于周、孔。自唐义疏之行，郑氏所注《周易》、《尚书》乃亡，今所存者独《三礼注》、《毛诗笺》，而《三礼注》尤精，传谓当与《礼经》并行，如《春秋》之有“三传”。先生留心于是书者数十年，校雠足正，用功尤深，适会编校唐人李如圭《仪礼集说》，其书全载郑氏原注，因校李书，即考定郑注，实可为此经定本，而《礼记》、《周官》经亦以次定正焉。又尝以为，古者小学一家列于六艺之末，今所存者独《尔雅》、《方言》、《说文解字》数家。《方言》之书迄无善本，先生受是书校之，正其舛讹漏略，采摭群书，以为考证，几及万言。先生之校《方言》也，已得疾，足痿不能行，犹日夜勘定不倦。是书及《大戴记》校已毕，未及上进，而先生已卒矣。先生所著书：《今文尚书经》二卷、《毛诗补注》一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考工记图》二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四卷、《句股割圆记》三卷、《历问》四卷、《经说》四卷、《屈原赋注》一卷、《通说》一卷、《音义》一卷、《经史筹算》一卷、《气穴记》一卷、《藏府象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四卷、制义一卷。先生书为《七经小记》之书，凡经中训诂、制度、象数、水地诸事以及天人之道、经之道、经之大训，皆比类合义，具其端委，论其指归，俾学者因是以求六经，用力约而功多，书未竟业，成者《原象》一卷、《原善》一卷、《学礼篇》一卷、《水地记》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数用手自整理所著书，命工写录，亦未及竟。先生以为道释自贵其神识，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于欲之失，而蔽生于知之失。异氏尚无欲，君子尚无蔽。异氏之学主静以为治，君子强恕以去私，而问学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于明善。凡生于其心，必发于其事。私者逞己以纵欲，无良而憯，不畏明无私矣，尚不能无蔽。蔽者，不求诸事情，以其意见信为义理，公而不能明，廉洁而流于刻。……先生之言平正通达，近而易知，博极群书，而不事驰骋，有所请，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见先生者，未尝不有所得也。先生之学虽未设施于时，既没，其言立所谓不朽者与?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人，中立。女一人，许嫁户部主事曲阜孔君继涵次子广根。先生郡人洪朴、洪榜兄弟得交先生，从燕游久，凡先生之行事绪论，盖得其大略焉。先生之子中立将以七月某日扶柩归葬于某乡之某原，谨书家世行业及论著之大凡，以求志于作者。辞繁而不敢杀，盖有待于笔削云耳。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歙后学洪榜谨状。[2]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戴东原先生事略状》：东原先生卒后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师，洗马大兴翁覃溪先生授以戴氏遗书，读而好之。又数年，廷堪同县程君易田复为言先生为学之始末，深惜与先生生并世，而不获接先生之席也。自宋以来，儒者多剽袭释氏之言之精者，以说吾圣人之遗经，其所谓学不求之于经，而但求之于理，不求之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之于心。好古之士虽欲矫其非，然仅取汉人传注之一名一物而辗转考证之，则又烦细而不能至于道，于是乎有汉儒经学、宋儒经学之分，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也。先生则谓：“理义不可舍经而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岐故训、理义而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何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自知。故其为学先求之于古六书、九数，继乃求之于典章制度，以古人之义释古人之书，不以己见参之，不以后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辞，始求其心，然后古圣贤之心不为异学曲说所汩乱。”盖孟、荀以还，所未有也。学成，乃著书以诏后之学者，不幸哲人遽萎，书多未就。今案其遗编，学之大者犹可考见，特惧读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与妄庸巨子讥骂洛、闽者等视而齐观，则先生之学由此而晦矣。廷堪于先生为同郡后生，爰综其论著及生平出处之大略，缀缉成篇，聊自附于私淑之末，并以备他日采择焉。先生姓戴氏，讳震，字东原，休宁之隆阜人也。生九岁始能言。年十余，入乡塾读诗，即为小戎图，观者咸讶其详核。时婺源江君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先生偕其县人郑牧、歙人汪肇漋、方矩、汪梧凤、金榜师事之，而先生独能得其全。将三十，始为诸生。乾隆十九年，以避仇入都。是时先生之学已大成。在都数年，北方学者如献县纪尚书昀、大兴朱学士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少詹大昕、余姚卢学士文弨、青浦王侍郎昶等，皆在馆阁，交爱重之，先生亦不吝为之讲说。无锡秦尚书蕙田纂《五礼通考》，先生实任其事。二十二年归自京师，客扬州卢运使见曾所，与元和惠征君栋论学有合。二十七年，应江宁乡试，青田韩锡胙为同考官，得先生文异之，亟荐于主司，遂中式，屡试礼部不第，游汾晋间。廷堪座主朱石君先生时为山西布政使，延之撰方志，礼遇有加焉。三十八年，天子稽古右文，开四库馆，征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役。金坛于文襄敏中以先生名应诏，充《永乐大典》纂修官。四十年，命与会试中式举人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馆，于四十二年夏五月卒于京邸，年五十有五。以弟霖之子中孚为后。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则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其小学之书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自汉以来，不明故训音声之原，以致古籍传写误其溷淆莫辨，先生则谓《诗》“劳心惨兮”，惨本懆字之讹，而《释文》以为七感反之类，皆文字先误，因而误其音声者也。……自汉以来，古音寖微，学者于六书谐声之故靡所从入。《广韵》东、冬、钟、江、真、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阳、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共三十五韵有入声，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韵无入声。顾氏《古音表》反是。先生则谓有入、无入之韵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为之枢纽，真以下十四韵与脂、微、齐、皆、灰五韵同入声，东以下四韵及阳以下八韵与支、之、佳、咍、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韵同入声，侵以下九韵之入声则从《广韵》无与之配，鱼、虞、模、歌、戈、麻六韵《广韵》无入声，今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相配，而古音递转，及六书谐声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发也。其测算之书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记》一篇、《句股割圆记》三篇、《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士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恒星右旋之枢，诧为六经所未有。先生则谓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夏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也。……其典章制度之书未成，有《文集》十二卷、《考工记图》二卷、《毛郑诗考》四卷、《诗经补注》仅二南二卷、《屈原赋戴氏注》七卷、《通释》二卷，考证之精者多散见其中。至于《原善》三篇、《孟子字义疏证》三卷，皆标举古义，以刊正宋儒所谓由故训而明理义者，盖先生至道之书也。……其在馆所校，如《仪礼集释》、《仪礼识误》、《大戴礼记》、《水经注》、《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数术记遗》、《孟子赵注》、《孟子音义》、《方言》诸书，皆详慎不苟。《周髀》、《九章》为之补其图，《五曹》为之订其误，而《大戴礼记》、《水经注》则又旧所勘定者也。先生卒后，其小学之学则有高邮王给事念孙、金坛段大令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有曲阜孔检讨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有兴化任御史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先生于读书知条贯者，就其学之浅深高下，或引而友之，或进而教之，循循如不及。非是族也，虽负理学盛名，及以诗古文自雄者，悉挥斥之，未尝少假辞色焉。先生所著书，文辞渊奥，兼多微见其端，留以俟学者之自悟。今取其发古人所未发者，稍稍表出之，非敢谓能举其大也，亦非敢有所损益去取也。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故于先生之实学诠列如左，而理义固先生晩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谨状。
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戴先生震，字东原，休宁人。少从婺源江慎修游，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尝谓：“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论者又曰：‘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于训诂，一主于义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诂训，训诂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胡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又尝与友人书云：“仆数十年来得于行事者，立身则曰不苟，待人则曰无憾。……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笃信之，如唐人所讥‘宁言周、孔误，不道郑、服非’，此非志乎闻道者也。其私智穿凿者，即不自表襮，而学不师古，积非成是，惑以终身，无鄙吝之心，而失与之等，其于道亦远矣。讲明正道，修辞立诚，以俟后学，其或听或否，或传或坠，或尊信或非议，所不计也。”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
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予辄举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驾访之，延主其邸，与讲观象授时之旨，以为闻所未闻。秦公撰《五礼通考》，往往采其说焉。高邮王文肃公安国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孙师之。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乡试，明年试礼部不第。薄游汾、晋间，会汾州修郡志，珪请先生任其事。……癸巳岁，天子开四库馆，妙选校雠之职，总裁诸公疏荐先生，以乡贡士入馆充纂修官，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廷对，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单寒，独以文学为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先生，为考究颠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职，以称塞明诏。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晨夕披检，靡间寒暑，竟以积劳致疾。丁酉夏，卒于官，年五十有五。平生无他嗜好，惟专于读书。虽词义钩棘难晓者，一再读之，辄已涣然冰解，旁观皆惊为宿悟，要由精诚所致。其学长于考辩，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先生在书局，校定《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等书，皆官为板行。其所撰述有《毛郑诗考正》四卷、《考工记图》二卷、《孟子字义说》三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圆记》三卷、《策算》一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屈原赋注》九卷、《文集》十卷，则曲阜孔户部继涵为刊行之。
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戴东原先生墓志铭》：门人黟县知县张君善长，由黟走书来告曰：“戴先生东原与善长相识，夫子所稔也。今东原卒，柩归于家，黟与休宁壤接，将谋所以葬东原者。洪舍人榜既为之状矣，敢以志墓之文为请。”呜呼！余之获交东原，盖在乾隆甲戍之春，维时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及余为中书舍人，东原始以乡试中式来于都。至余自蜀中归，则东原已被荐擢翰林，同寓京师，而东原遽以病殁，盖余两人离合之迹如此。若东原之敦善行，精经谊，余虽不获企其少分，而定交之久，与知东原之深，莫如余也。非余，谁当志者?按状：东原讳震。曾祖景良，祖宁仁，父弁，皆不仕。东原以乾隆十六年补县学生，二十七年举于乡，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四十年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卒于官。东原生而体貌厚重，性端严。十岁乃能言，就傅读书，过辄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大注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大奇之。东原读书，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师略举传注讲解，意每不释，师苦其烦，因授以许慎《说文解字》，东原学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笺注之存于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训，必贯群经、本六书以为定，由是尽通前人古义。凡《十三经注疏》，举其辞无遗者，时年才十六七尔。随父客南丰一年，经学益进。东原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辞，繇辞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经之难明，在一事必综其全而核之，巨细必究，信乃有征。如诵《诗》而不知古音，强以协韵，则已龃龉失读。诵《礼》而不知古宫室、衣服之制，已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沿革，则《禹贡》职方、山镇、川泽，《春秋》列国疆域、会盟攻战之地失其处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则如夏书之辰不集于房，鲁太史引以为正阳之月孟夏，东晋《古文尚书》系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郑康成以为周正十月，刘原甫以为夏正十月。《春秋》日食三十六，历代史志载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违其一，儒者何以识古书之真伪，辨笺解之得失，决鲁历至朔之当否?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名号状类，则比兴之意乖。六书之学，训诂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魏孙炎创翻语，后考经论韵悉用之。晋人以译释氏之言，其徒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准望用勾股，盖肇于《周髀》，西法易名三角、八线，而正弦比例之根生于勾股，则勾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勾股。虽深明西法者，咸昧其由来也。”于是日夜孳孶，搜集比勘，靡不悉心讨索，雷同剿说，悉扫而除之。其学弥博，而探指弥约。其资愈敏，而持力愈坚。年二十余，而“五经”通矣。又谓：“古今学问之途大致有三，或事义理，或事制数，或事文章。汉儒穷其制数，宋儒穷其义理，马、班、韩、柳诸君子根柢之以为文章。若分途而驰，异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阙一也。制数之不明，于古人之文多所不省矣；经义之不达，则所谓义理固一己之义理，而非六经圣贤之义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诬也。”盖东原之为学，自其早岁稽古好学，博闻强识，而尤长于论述。晚窥性与天道之传，于老、庄、释氏之说辞而辟之，使与六经、孔、孟之书截然不可以相乱，具见于《原善》、《原象》及《与彭进士绍升书》。盖其学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婺源江先生永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理。东原取平日所学质之，江先生为之骇叹。年近三十，《考工记图》、《屈原赋注》、《勾股割圆记》诸书已成，传至浙中，齐少宗伯召南嘉叹不已。元和惠先生栋三世传经，其学信而好古，于荀、虞之《易》，郑、孔之《礼》，何休之《春秋》，旁搜广摭，发明古义。东原见于扬州，交相推重也。东原家居，同郡郑牧、汪肇漋、程瑶田、方矩、金榜皆从问业。至京师，光禄寺卿王君鸣盛、学士钱君大昕、朱君筠、纪君昀、卢君文弨皆折节定交焉。其客文恭公所也，出江先生推步法解，公于《通考》中尽载其书。其后，学士朱君任安徽学政，尽檄江先生所著书上于朝，入《四库全书》馆，东原表扬之力为多。郦道元《水经注》流传错简，东原寻其义例，按以准望整之，还其旧，俾诸水经支川渠委纳，厘然就贯，旋于《永乐大典》内见郦氏《自序》，且获增益数事，录之始为完书，嗣又得《九章》、《五曹算经》凡七种，自王寅旭、谢野臣、梅定九诸子皆未之见，东原正讹补脱，如刘徽注内旧有图，而今阙者补之，书进，得旨刊行，而古书之晦者以显。其后得疾，足痿不能行，犹日夜校雠《说文》、《方言》、《大戴礼记》，以次勘定，未及上进，而疾已亟矣。东原所著书：《毛郑诗考》四卷、《诗补注》一卷、《尚书义考》二卷、《仪礼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尔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原善》三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勾股割圆记》三卷、《屈原赋注》二卷、《文集》六卷，凡遗书二十种，曲阜孔君继涵梓之以行。其未成之书：《水地记》七册、《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册，付子中立写藏于家。东原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某日，殁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某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中立。女一，许字曲阜孔广根，盖继涵次子也。呜呼！东原之学，苞罗旁魄。于汉、魏、唐、宋诸家靡不统宗会元，而归于自得，名物象数靡不穷源知变，而归于理道。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昔韩昌黎铭施士丐，柳子厚表陆淳，皆称先生，盖以经师为重。今窃取是例，以示张君，俾刻于幽竁，乃铭曰：郑、孔既没，大义寖湮。各以窥观，莫溯其全。先生觥觥，搜玄摘秘。贯串三才，上穷六艺。公卿动色，天子嗟咨。媲古大师，谁曰非宜。龙蛇召灾，遗言在笥。吾言匪诬，俟诸百世。
阮元《儒林传稿》卷四、《畴人传》卷四十二、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八、唐鉴《学案小识》卷十四《经学学案》皆有传，存目。
余廷灿《存吾文稿·戴东原事略》：存目。
胡虔《柿叶轩笔记》：戴东原震数应礼部试，分校者争欲致之门下，每于三场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对策甚空，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无伦比，而策则如无学者，大是异事。钱辛楣詹事曰：“此东原之所以为东原也。”戴中壬午江南乡试，年四十矣，出青田韩锡祚房，其文诘屈，几不可句读。
段玉裁《经韵楼文集补编·戴东原集序》：先生卒于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学唱，三十年来，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盖其兴起者盛矣。称先生者皆谓考核超于前古。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孰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玉裁窃以谓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自古圣人制作之大，皆精审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实，综其始终：举其纲以条其目，举其利以防其弊，故能奠安万世，虽有奸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非考核之极致乎?圣人心通义理而必劳劳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尽天地民物之理也。后之儒者，画分义理、考核、文章为三，区别不相通，其所为细已甚焉。夫圣人之道在六经，不于六经求之，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义理，以行于家国天下，而文词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先生之言曰：“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又尝与玉裁书曰：“仆平生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下略)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序》：余少读《论语》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言性与天道在是。周道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于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于方圆平直。言似高远，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实言前圣所未言。微孔子孰从而阐之?故曰：“不可得而闻。”是后，私智穿凿者亦警于乱世，或以其道全身而远祸，或以其道能诱人心有治无乱。而谬在大本，举一废百，意非不善，其言只足以贼道。孟子于是不能已于与辩，当是时群共称孟子好辩矣。《孟子》之书有曰“我知言”，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盖言之谬，非终于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显而共见；目之曰“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入人心深，祸斯民也大，而终莫之或寤。辩恶可已哉！孟子辩杨、墨；后人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乱孟子之言，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远于仁也。吾用是惧，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韩退之氏曰：“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呜呼，不可易矣！休宁戴震。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简”。以易知，知一于仁爱平恕也；以简能，能一于行所无事也。易则易知，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条分缕晰，以仁且智当之，岂或爽几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乐记》曰：“乐者，通伦理者也。”郑康成注云：“理，分也。”许叔重《说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道》：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由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言人物分于天道，是以不齐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言日用事为皆由性起，无非本于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言身之所行，举凡日用事为，其大经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修道之谓教也。曰性，曰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曰仁，曰礼，曰义，称其纯粹中正之名。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于陆者入水而死，生于水者离水而死，生于南者习于温而不耐寒，出于北者习于寒而不耐温。此资之以为养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杀者，岂天地之失德哉?故语道于天地，举其实体实事，而道自见。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是也。人之心知有明暗，当其明则不失，当其暗则有差谬之失，故语道于人，人伦日用，咸道之实事。率性之谓道，修身以道，天下之达道五是也。此所谓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圣人修之以为教是也。其纯粹中正，则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所谓中节之为达道也。中节之为达道，纯粹中正，推之天下而准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者为达道，但举实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后纯粹中正，然而即所谓之达道者，达诸天下而不可废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继之者善”。继谓人物于天地，其善固继承不隔者也。善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一事之善，则一事合于天。成性虽殊，而其善则一。善其自然也，性其自然也，归于必然，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天地人物之道于是乎尽。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言限于成性而后，不能尽是道者众也。
戴震《戴震文集》卷十《考工记图序》：立度辨方之文，图与传注相表里者也。自小学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据。凡六经中制度、礼仪，核之传注，既多违误，而为图者，又往往自成诘诎，异其本经，古制所以日即荒谬不闻也。旧礼图有梁、郑、阮、张、夏侯诸家之学，失传已久，惟聂崇义《三礼图》二十卷见于世，于考工诸器物尤疏舛。同学治古文辞，有苦《考工记》难读者，余语以诸工之事，非精究少广、旁要，固不能推其制以尽文之奥曲。郑氏注善矣，兹为图，翼赞郑学，择其正论，补其未逮。图傅某工之下，俾学士显白观之。因一卷书，当知古六书、九数等，儒者结发从事，今或皓首未之闻，何也?休宁戴震。(www.xing528.com)
戴震《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昨遇名贤枉驾，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肃，不待加以诲语也。又欲观末学所事得失，仆敢以《诗补传序》并辨郑卫之音一条检出呈览。今程某奉其师命来取《诗补传》，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请进一二言，惟名贤教之。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3]，毫厘不可有差。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与于其间，其私自持暨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别有略是而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为中正可知。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惰，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名贤，幸谅。震白。
戴震《东原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允初先生足下：日前承示《二林居制义》，文境高绝，然在作者，不以为文而已，以为道也。大畅心宗，参活程、朱之说，以傅合六经、孔、孟，使闳肆无涯涘。《孟子》曰：“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学尽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谓之有得。求杨、墨、老、庄、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谓之有得。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而溺其中，既而触于儒书，乐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书，以谈老、释者。对同己则共证心宗，对异己则寄托其说于六经、孔、孟，曰：“吾所得者，圣人之微言奥义。”而交错旁午，屡变益工，浑然无罅漏。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言徒纷然词费，不能夺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见仆所为《原善》。仆闻足下之为人，心敬之，愿得交者十余年于今。虽《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义疏证》，反复辨论，咸与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则不敢不出。今赐书有引为同，有别为异，在仆乃谓尽异，无毫发之同。昔程子、张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从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曰：“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论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曰：“范文正公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知无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中，愿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十余年，有《答何叔京》二书。其一曰：“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自记其云何，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即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所谕多识前言往行，熹向来所见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此未免支离，曷若默会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鉴邪?”其一曰：“今年不谓饥歉至此，夏初所至汹汹，遂为县中委以赈粜之役，百方区处，仅得无事。博观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发处，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工夫处。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二书全背愿中，复归释氏，反用圣贤言语，指其所得于释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年四十四，门人廖德明录癸巳所闻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似，近年来方看得分晓。”是后，朱子有《答汪尚书书》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自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虽皆先入于释氏，而卒能觉悟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异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仆于《孟子字义疏证》辨其视理也，与老、释之视心、视神识，虽指归各异，而厪厪就彼之言转之，犹失孔、孟之所谓理、所谓义。朱子称“为他佛说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归与此异也，亦绝不可言似。程、朱先从事于彼，熟知彼之指归，既而求之此，见此之指归与彼异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夫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岂得谓心必与天隔乎?彼可起而争者也。苟闻乎此，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扩而充之，何一非务尽其心以能尽道。苟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虽言理、言知、言学，皆似而非，适以乱德。在程、朱先入于彼，徒就彼之说转而之此，是以又可转而之彼，合天与心为一，合理与神识为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为彼树之助。以此解经，而六经、孔、孟之书，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为彼所依附。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实得而貌不得，亦何伤?然他人则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实诱吾族以化为彼族，此仆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证》之作也。破图貌之误，以正吾宗而保吾族，痛吾宗之久坠，吾族之久散为他族，敢少假借哉！宋儒厪改其指神识者以指理，而余无所改，其解孔、孟之言，体状复与彼相似。如《大学章句》于“在明明德”，《中庸章句》于“不显维德”，尤浑合几不可分。足下遂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为心宗之大原。于宋儒之杂用老氏尚“无欲”，及庄周书言“复其初”者，而申之曰：“无欲，诚也。汤、武反之，‘复其初’之谓也。”仆爱《大戴礼记》“分于道谓之命”一语，道，即阴阳气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而《易》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称“天命之谓性”，孟子辨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贯通。而足下举“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以为不得而分。此非语言之能空论也，宜还而体会六经、孔、孟之书本文云何。《诗》曰“予怀明德”，对“不大声以色”而言。《大学》之“明明德”，以“明德”对“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见，如日月之悬象著明。故称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则有一事之掩亏。其由近而远，积盛所被，显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于天下”。《诗》之“不显”、“不承”，即《书》之“丕显”、“丕承”，古字“丕”通用“不”，大也。《中庸》言“声名洋溢乎中国”，其言“暗然”也，与“日章”并言，何必不欲大显，而以幽深玄远为至。夫昼日当空，何尝有声臭以令人知?而畴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载无声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载”二语，在《诗》承“骏命不易”言，郑笺云：“天之道难知也，耳不闻声音，鼻不闻香臭。仪法文王之事，则天下咸信而顺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声臭以与民接也。谈老、释者，有取于“虚灵不昧”、“人欲所蔽”、“本体之明”、“幽深玄远”、“至德渊微”、“不显之妙”等语与其心宗相似，不惟《大学》、《中庸》本文差以千里，即朱子所云，虽失《大学》、《中庸》之解，而其指归究殊。又《诗》、《书》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于天”为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其取义也，主于不已，以见至诚无息之配天地。“于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远也。譬君之于贤臣，一再锡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贤者，岂不可叹其深远。引之者岂不可曰“此君之所以为君也”。凡命之为言，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皆有数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逾。试以君命言之，有小贤而居上位，有大贤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数之得称曰君命也。君告诫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务尽职焉，此教命之得称曰君命也。命数之命，限于受命之初，而尊卑遂定。教命之命，其所得为视其所能，可以造乎其极。然尽职而已，则同属命之限之。命之尽职，不敢不尽职，如命之东，不敢不赴东。论气数，论理义，命皆为限制之名。譬天地于大树，有华、有实、有叶之不同，而华、实、叶皆分于树。形之巨细，色臭之浓淡，味之厚薄，又华与华不同，实与实不同，叶与叶不同。一言乎分，则各限于所分。取水于川，盈罍、盈缾、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罍、如缾、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浅深。水虽取诸一川，随时与地，味殊而清浊亦异，由分于川，则各限于所分。人之得于天也，虽亦限于所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须眉毛发，维心统其全，其余各有一德焉，故《记》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瞽者，心不能代目而视，聋者，心不能代耳而听，是心亦限于所分也。饮食之化为营卫，为肌髓，形可并而一也。形可益形，气可益气，精气附益，神明自倍。散之还天地，萃之成人物。与天地通者生，与天地隔者死。以植物言，叶受风日雨露，以通天气，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气。以动物言，呼吸通天气，饮食通地气。人物于天地，犹然合如一体也。体有贵贱，有小大，无非限于所分也。心者，气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气融而灵。曾子曰：“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精气为物”者，气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为变”者，魂之游而存，其形敝而精气未遽散也，变则不可穷诘矣。老、庄、释氏，见于游魂为变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见于精气之集，而判为二本。庄周书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释氏“人死为鬼，鬼复为人”之说同此。周又曰：“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老氏之“长生久视”，释氏之“不生不灭”，无非自私，无非哀其灭而已矣，故以无欲成其私。《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又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在老、释皆无之，而独私其游魂，而哀其灭以豫为之图。在宋儒惑于老、释无欲之说，谓“义亦我所欲”为道心，为天理，余皆为人心，为人欲。欲者，有生则愿遂其生而备其休嘉者也。情者，有亲疏、长幼、尊卑，感而发于自然者也。理者，尽夫情欲之微，而区以别焉。使顺而达，各如其分寸毫厘之谓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过。过者，狃于私而忘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情之当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过。未当也，不惟患其过而务自省以救其失。欲不流于私则仁，不溺而为慝则义，情发而中节则和，如是之谓天理。情欲未动，湛然无失，是谓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足下援程子云：“圣人之常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谓无欲在是。请援王文成之言，证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之体，皦如明镜，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明镜之应，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程子说圣人，阳明说佛氏，故足下援程子不援阳明，而宗旨则阳明尤亲切。阳明尝倒乱《朱子年谱》，谓朱、陆先异后同。陆、王主老、释者也，程、朱辟老、释者也。今足下主老、释、陆、王，而合孔、孟、程、朱与之为一，无论孔、孟不可诬，程、朱亦不可诬，抑又变老、释之貌为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释亦以为诬已而不愿。老氏曰：“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义，外也，非内也。”释者曰：“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陆子静曰：“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无善无恶，心之体。”凡此皆不贵善也。何为不贵善?贵其所私而哀其灭，虽逐于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则语益加密，曰：“形有生灭，神无方也，妙万物也，不可言生灭。”又曰：“无来去，无内外。”引程子“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证明全体，因名之曰“无声无臭之本”。谓之为“天命之不已”，而以“至诚无息”加之。谓之为“天道之日新”，而以“止于至善”加之。请援王文成之言证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又曰：“‘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阳明主扞御外物为格物，随物而格，所谓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庸》“戒慎恐惧”，实失《中庸》之指。阳明得而借《中庸》之言以寄托“本来面目”之说，曰：“养德养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庄子所谓“复其初”，释氏所谓“本来面目”，阳明所谓“良知之体”，不过守已自足，既自足，必自大，其去《中庸》“择善固执”，“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何啻千万里！《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曰：“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今舍明善而以无欲为诚，谬也。证心宗者，未尝不可以认“本来面目”为“明乎善”，此求伸其说，何所不可。老子、告子视善为不屑为，犹能识善字。后之宗之者，并善字假为己有，实并善字不识。此事在今日，不惟彼所谓道德非吾所谓道德，举凡性与天道，圣智、仁义、诚明，以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无非假其名而易其实。“反身不诚”，言事亲之道未尽也。“反身而诚”，言备责于身者无不尽道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义行也。身之，仁义实于身也。假之，假仁义之名以号召天下者，久则徒知以仁义责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下言“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申明性者如是。言“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皆申明“反之”，谓无所为而为，乃反而实之身。若论“复其初”，何用言“非为生者”，“非以干禄”，“非以正行”，而且终之曰“俟命”。其为“反身”甚明，各核本文，悉难假借。足下所主者，老、庄、佛、陆、王之道，而所称引，尽六经、孔、孟、程、朱之言。诚爱其实乎?则其实远于此。如误以老、庄、佛、陆、王之实为其实，则彼之言亲切著明，而此费迁就傅合，何不示以亲切著明者也。诚借其名乎?则田王孙之门犹有梁丘贺在。况足下阅朱子《答何叔京》二书，必默然之，及程、朱辟老、释，必不然之，而至于借助，则引程、朱为同乎己。然则所取者，程、朱初惑于释氏时之言也。所借以助己者，或其前之言，或其后之似者也。所爱者，释氏之实也。爱其实而弃其名，借其名而阴易其实，皆于诚有亏。足下所云“学问之道，莫切于审善恶之几，严诚伪之辨”。请从此始！倘亦如程、朱之用心，期于求是，不杂以私，则今日同乎程、朱之初，异日所见，或知程、朱之指归与老、释、陆、王异。然仆之私心期望于足下犹不在此。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离人情而求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见当之，则依然本心者之所为。拘牵之儒，不自知名异而实不异，犹贸贸争彼此于名而辄蹈其实。敏悟之士，觉彼此之实无异，虽指之曰“冲漠无朕”，究不得其仿佛，不若转而从彼之确有其物，因即取此以该之于彼。乌呼！误图他人之貌者，未有不化为他人之实者也。诚虚心体察六经、孔、孟之言，至确然有进，不惟其实与老、释绝远，即貌亦绝远，不能假托其能假托者，后儒失之者也。是私心所期于足下之求之耳。日间因公私纷然，于来书未得从容具论，大本苟得，自然条分理解。意言难尽，涉及一二，草草不次。南旋定于何日?十余年愿交之忱，得见又不获畅鄙怀。伏惟自爱。震顿首。[4]
戴震《声类表》卷首《答段若膺论韵书》：存目。
章太炎《检论·清儒》：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王引之尝被诏修《字典》，今《字典》缪妄如故，岂虚署其名邪?抑朽蠢之质不足刻雕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会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及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
章太炎《检论·学隐》：惠栋殁，吴材衰，学者皆拥树戴氏为大师，而固不执汉学。其识度深浅，亦人人殊异。若戴氏者，观其遗书，规摹闳远，执志故可知。当是时，知中夏
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手，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古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如是足也！……魏源深诋汉学无用。其所谓汉学者，戴、程、段、王未尝尸其名。而魏源更与常州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大者为汉奸、剧盗，小者以食客容于私门。三善悉亡，学隐之风绝矣！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东原学案》：东原论性，标榜以“六经”还诸“六经”，以孔、孟还诸孔、孟，所以他有时代孟子立言，但他逐渐走上了自己的路，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通过段玉裁的《戴东原先生年谱》和东原自己的叙述，可以说他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岁左右的时间，是他从脱胎程、朱学派而走上批判程、朱的道路。他提出一本说而不同意程、朱的二本说。东原具有唯物一元论思想的内容，而程明道也是一元论，以此东原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与明道思想有渊源，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东原到四十七岁，当《绪言》杀青及《孟子字义疏证》开始后，遂公开反对理学，批判程、朱。虽然这时还主张以孔、孟还诸孔、孟，实际上他的思想和孔孟也有距离，他的《疏证》不是代孟子立言，而是为自己立言。[5]
今按：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吾拟之曰：“道不同，相为谋。”儒、释、道三家之道不同，互相为谋，互相渗透，最终互相融合，三教合一。中、西、印之道不同，东西文化各异，若相为谋，则可望避免文化间的冲突，在全球文化的层面上形成一种新型文化。
又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颇具原教旨主义色彩，其实较之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均相去甚远。乾嘉之际，由理学转向朴学，或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窃以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大倒退。戴震被拔高甚至被神化，这是现代学者制造的一大神话。戴震的历史作用应当重新评价。清代学术史的中心人物是顾炎武而非戴震，戴震只是发挥了顾炎武学术中的一小部分，而忽略了其中最根本的东西。戴学从顾学中来，但远没有顾学的博大气象与经世风彩。
【注释】
[1]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513～5516页。
[2]见《碑传集》卷五十，又见《湖海文传》卷六十。
[3]槷：通“臬”。古代观测日影的标杆。《周礼·考工记·匠人》：“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郑玄注：“槷，古文‘臬’假借字。于所平之地中央，树八尺之臬以县正之。”《明史·天文志一》：“若表臬者，即《考工·匠人》置槷之法，识日出入之影，参诸日中之影，以正方位。”
[4]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东原学案》：“谓宋儒理欲之分为祸国殃民，未免为东原之失言。理不能祸民，而‘无欲之说’更无害于民。人欲横流，岂非祸国殃民?理学之病，不在理欲之分，而在其不能坚持；道学多伪，以其标格过高，未免食言而肥也。”(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五册，第136页)
[5]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五册，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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