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广森：戴震门下学子，经史小学的卓越学者

《清儒学案》卷一〇九《巽轩学案》：孔广森，字众仲，一字约，号巽轩。孔子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传铎之孙。……先生乾隆辛卯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年少入官，翩翩华胄，一时争与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裹足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及居大母与父丧，竟以哀卒。时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先生聪颖特达，经史小学，沉览妙解。所学在《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传通义》十一卷，于胡毋子都、董仲舒、何劭公条例，师法不坠。凡汉、晋以来治《春秋》者不下数百家，靡不综览。尝谓《左氏》旧学湮于征南，《穀梁》本义汩于武子，王祖游谓何休志通《公羊》，往往为《公羊》疚疾。其余啖助、赵匡之徒，又横生义例，不无承讹率臆。于是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公羊》者多著录之。其不同于《解诂》者，大端数事，详见《自序》中。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与何氏《文谥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者，斯为绝异。他如何氏所据间有失者，多所裨损，以成一家之言。先生于音韵之学独具神悟。尝谓幸生于陈季立、顾宁人之后，既已辨去叶音之惑，而识所指归，又有段氏《六书音均表》，藉得折衷诸家，即《唐韵》以为柢，指《毛诗》以为正。所著《诗声类》十二卷、《分例》一卷，推偏旁以谐众声，其字之同一偏旁，而《唐韵》误在他部，并为厘正。分古音为阳声九部、阴声九部，于对转之故、方音之殊疏通证明，略无疑滞。其后为古音之学者，分部虽各不同，而于先生偏旁条贯，莫能越焉。又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序录》一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骈俪文》三卷。(参阮元撰《传》、阮元撰《春秋公羊通义序》、阮元《小沧浪笔谈》、孙星衍撰《骈俪文序》、《诗声类》)

《清史稿·儒林二》：孔广森，字众仲，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传铎之孙，户部主事继汾之子。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少入官，性淡泊，躭著述，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及居大母与父丧，竟以哀卒，时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广森聪颖特达，尝受经于戴震、姚鼐之门，经史、小学，沉览妙解。所学在《公羊春秋》，尝以左氏旧学湮于征南，《穀梁》本义汩于武子。王祖游谓何休志通《公羊》，往往为《公羊》疚病。其余啖助、赵匡之徒又横生义例，无当于经，唯赵汸最为近正。何氏体大思精，然不无承讹率臆。于是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公羊》者，多著录之。其不同于《解诂》者，大端有数事：谓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年于其境内。而何劭公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其不同一也。谓《春秋》分十二公而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也；“所闻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见之世”，昭、定、哀也。颜安乐以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畀我来奔，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同宜一世，故断自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从之。其不同二也。谓桓十七年经无夏，二家经皆有夏，独《公羊》脱耳。何氏谓：“夏者阳也，月者阴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系于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据，间有失者，多所裨损，以成一家之言。又谓《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其为说能融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谬于圣人，大旨见自序中。仪征阮元谓读其书，始知圣志之所在。又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骈体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江都汪中读之，叹为绝手。然广森不自足，作堂于其居，名曰“仪郑”，自庶几于康成。桐城姚鼐谓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康成犹不足以限之。惜奔走家难，劳思夭年，不充其志，艺林有遗憾焉。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存目。^[1]

阮元《儒林传稿》卷四《孔广森传》：孔广森，字众仲，又字巽轩，孔子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传铎之孙、户部主事继汾之子。(孔氏大宗支谱)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年少入官，翩翩华胄，一时争与之交，然性恬淡，躭著述，裹足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及。居大母与父丧，竟以哀卒。(仪郑堂文序)时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孔氏大宗支谱)广森聪颖特达，经史小学，沉览妙解，所学在《公羊春秋》。(仪郑堂文叙录)唐陆德明云：“魏、晋以来，公羊久成绝学。”广森沉深解剥，著《春秋公羊传通义》十一卷，于胡毋子都、董仲舒、何劭公条例师法不坠。……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之辅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礼乐文质之经制，发为文章，以垂后世，而见夫周纲解弛，鲁道陵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不肖，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托之《春秋》。《春秋》之为书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凡传《春秋》者三家，粤惟公羊氏有是说焉。汉初，求六经于烬火之余，时则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学鸣于朝廷，立于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东海严彭祖、鲁国颜安乐，各专门教授，由是公羊分为严颜之学。……愚以为，公羊家学独有合于《孟子》，乃若对齐宣王言小事，大则纪季之所以为善，对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则莱侯之所以为正，其论异姓之卿，则曹羁之所以为贤，论贵戚之卿，又实本于不言剽立以恶衎之义。且《论语》责辄以让国，而公羊许石曼姑围戚。今以曼姑拟皋陶，则与瞽叟杀人之对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岂徒见税亩伯于阳两传文句之偶合哉?晋、唐以来，《公羊》、《穀梁》皆成绝绪，唯《左氏》不绝于讲诵。啖、赵横兴，宋儒踵煽，加以凿空悬拟，直出于《三传》之外者。浅识之士动为所夺，其訾毁《三传》，率摭拾本例，而肤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诘。董生不云乎：“《易》无达占，《诗》无达诂，《春秋》无达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于例者，乃足起事同辞异之端，以互发其蕴。《记》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谓也。……广森又著《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记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又喜属文，著《仪郑堂骈丽文》三卷，江都汪中读之，叹为绝手。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三十六《孔检讨诔并序》：存目。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皆有传，存目。

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之辅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礼乐文质之经胡，发为文章，以垂后世。而见夫周纲解弛，鲁道凌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下，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托之?托之《春秋》。《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凡《春秋》者三家，粤唯公羊氏有是说焉。(下略)

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东原先生姓戴氏，讳震，徽州休宁人也。学于古训，言行可法，以荐为《四库全书》纂修，赐庶吉士，春秋五十有五，乾隆丁酉五月二十七日疾卒。凡所著文章经义若干卷，叔父农部公，先生之昏因也，缀而刊之。广森常闻先生绪论，又感先生崇阐汉儒，而不终其志以没，乃为序曰：缅维乐游讲艺，访太傅于石渠，元日谈经，坐侍中于重席。时则玉羊既远，金虎初开，著学官者凡十四家，说稽古者成数万字。……君之入书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东观中文，遂分淹礼，乃取忠甫识误，德明《释文》，殚求豕亥之差，期复鸿都之旧，互相参检，颇有整齐。削康成长衍之条，退丧服厕经之传，为《仪礼正误》一卷。……且夫一阴一阳之为道，见仁见知之为性，通于六籍之为学，辨于万事之为理。谓理具灵台，则师智者得，谓学遗象罔，则悟寂者先。岂有略窥语录，便诩知天?解斥阳明，即称希圣?信洛党之尽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说空空，其见小小。盖绎郑君生质之训，诵周雅教木之笺，所谓受中日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按，汉学非伪，为《原善》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大学》、《中庸补注》各一卷。君之学术，此其大端欤?……呜呼！君之著书，可谓博矣！君之见道，可谓深矣！向使寿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轮于都尉，授梯几于鸿胪，雍宫未建，命曹褒以定仪，大予将成，诏宋登而持节，虽复辨卿讼阙，公羊未必能明，子骏移书，逸礼难其置立。(下略)

孔广森《诗声类序》：书有六，谐声居其一焉。偏傍谓之形，所以读之谓之声。声者，从其偏傍而类之者也。小学文字之书，以形为经者，莫善于《说文》，以声为经者，莫备于《唐韵》。夫去古日远，篆降而隶，隶降而楷，虽形犹失其本，况声之无所准者乎?今据《广韵》以上求汉、魏人诗歌铭颂，已合者半，否者半。据汉、魏人之文以上求三百篇，又合者半，否者半。虽然，所合与否，固皆有踪迹理络，可寻而复也。《唐韵》二百六部，盖本于隋陆法言等数人之所定。其意大率斟酌消息，使通乎今，不赅乎古。古者读灰近皆，后世读灰近咍，《切韵》则厕灰于皆、咍之间而两别之。古者读庚入唐，后世读庚入耕，《切韵》则厕庚于唐、耕之间而两别之。既分占、侯、虞之属为二，而侯未敢混于尤，虞未取混于模。其他冬、钟、覃、谈、先、仙、萧、宵之界，莫不各有意义。迨唐功令以词赋取士，病其部狭律严，一切同用，而声学始讹矣。是故知萧、宵之不可并，而后知古音萧本幽之类也；宵则肴、豪之类也；知先、仙之不可并，而后知古音先与真、谆、臻、文、殷、魂、痕为一类，仙与元、寒、桓、删、山为一类；知覃、谈之不可并，而后知侵、覃、凡为一类，谈、盐、添、咸、衔、严自为一类；知冬、钟之不可并，而后知钟、江为一类，冬自为一类；知侯、虞之不可分，而后知虞与鱼、模两类之辨；知唐、庚之不可分，而后知庚与耕、清、青两类之辨；知灰不可离皆合咍，而后知咍类于之也，知灰类于脂、微、齐也，又知其各与支、隹不相类也。窃尝基于《唐韵》，阶于汉、魏，跻稽于二《雅》、三《颂》、十五国之《风》而释之，而审之，而条分之，而类聚之，久而得之。有本韵，有通韵，有转韵。通韵聚为十二，取其收声之大同；本韵分为十八，乃又剖析于敛侈、清浊毫厘纤眇之际。曰元之属，耕之属，真之属，阳之属，东之属，冬之属，侵之属，蒸之属，谈之属，是为阳声者九；曰歌之属，支之属，脂之属，鱼之属，侯之属，幽之屑，宵之属，之之属，合之属，是为明声者九。此九部者，各以阴阳相配，而可以对转。其用韵疏者，或耕与真通，支与脂通，蒸、侵与冬通，之、宵与幽通；然所谓通者，非可全部混淆，间有数字借协而已。至于入声，则自缉、合等闭口音外，悉当分隶自支至之七部，而转为去声。盖入声创自江左，非中原旧读。其在《诗》曰“参差荇菜，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初不知裒乐之“乐”当入声也。《离骚》曰“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时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初不知美恶之“恶”当入声也。昔周舍举“天子圣哲”以晓梁武帝，帝雅不信用。沈约作《郊居赋》以示王筠，读至“雌霓连蜷”句，常恐筠呼“霓”为“倪”，是则江左文人尚有不知入声者，况可执以律三代之文章哉?自沈氏释《诗》，颜氏注《汉书》，多有合韵音某；至吴才老大畅叶音之说而作《韵补》。要其谬有三：一者，若“庆”之读“羌”，“皮”之读“婆”，此今音讹，古音正，而不得谓之叶；二者，古人未有平声、仄声之名，一东、三钟之目，苟声相近，皆可同用，而不必谓之叶；三者，凡字必有一定之部类，岂容望文改读，漫无纪理，以至《行露》“家”字二章音“谷”，三章音“公”，《驺虞》之“虞”，首章“五加反”，次章“五红反”，抑重可嗤已！广森学古音，幸生于陈季立、顾宁人二君子之后，既已辨去叶音之惑，而识所指归；近世又有段氏《六书音均表》出，藉得折衷诸家，从其美善。若之、止、志收尤、有、宥之半，模、姥、暮收麻、马、禅之半，歌、哿、个收支、纸、寓之半，耕、耿、诤收庚、梗、映之半，昔入于陌，铴入于麦，而别以其半归于沃、药，顾氏得之矣。真、元之列为二，支、脂、之之列为三，幽别于宵，侯别于幽，而复别于鱼，皆段氏得之矣。至乃通校东韵之偏傍，使冬割其半，钟、江通其半，故《大明》、《云汉》诸篇虽出入于蒸、侵，而不嫌其泛滥，分阴分阳，九部之大纲；转阳转阴，五方之殊音，则独抱遗经，研求豁悟。于“思我小怨”，“只自底兮”，“肆戎疾不殄”等，向之不可得韵者，皆一以贯之，无所牵强，无所疑滞。诚虑罕发于前闻，沿疑于后进，知此者稀，倘昭所尤，辄复旁引博验，疏通证明。即《唐韵》以为柢，指《毛诗》以为正，所因所革，总而录之。窃取李登《声类》之名，以名是编。盖文字虽多，类其偏傍，不过数百。而偏傍之见于《诗》者，固已什举八九。苟不知推偏傍以谐众声，虽遍列六经、诸子之韵语，而字终不能尽也。故左方载《诗》所见字而止，有信愚说者，触类而长之，观其会通焉，可矣。^[2]

孔广森《礼学卮言跋》：广森窃见郑君注官礼多引汉法，以况周事，贾氏皆略而不说，或说之而反致乖错，良由治经者专习笺训，鲜复旁涉史籍。昔颜之推讥博士不知汉有韦玄成，魏有王粲，亦学古之病也。每两汉纪传及卫宏、应劭之书，时与注事足相证明。盖王氏《汉制考》、惠氏《周礼古义》多已征引矣。然犹拾其遗，余得若干事，辄识录之，补二家之阙焉。贾疏《仪礼》疏陋相同，公食大夫注所谓羮胾中别所谓左酒右浆皆用《弟子职》成句，而疏昧其所出，《冠礼》注假吏，则《苏武传》有之，丸则《南匈奴传》有之，《丧服注》南阳有邓，邓者，南阳县名，故《南都赋》曰穰橙邓橘，疏以为邓氏所作布，若此之类，亦望文强解，附会失之者也。唐世古学全湮，若《仪礼》古今文之殊，《周礼》故书之异字，杜、郑之异读，乃古音古训，小学遗绪，疏既忽焉不讲，《释文》亦莫能发明。商子有言：“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蒙生今日虽有志于郑学，师受云乎?意议云乎?(www.xing528.com)

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十一《春秋公羊通义序》：昔孔子成《春秋》，授予子夏，所谓“以《春秋》属商”是也。子夏口说以授公羊高，高五传至汉景帝时，乃与齐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后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之学，宣帝为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学，两汉最胜，虽刘歆、郑众、贾逵谓“《公羊》可夺，《左氏》可兴”，而终不能废也。然说者既多，至有倍经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闭门十有七年乃有成书，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作《解诂》，学者称精奥焉。六朝时何休之学犹盛行于河北，厥后《左氏》大行，《公羊》几成绝学矣。我朝经术昌明，超轶前代，诸儒振兴，皆能表章六经，修复古学，而曲阜圣裔孔巽轩先生，思述祖志，则从事于《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异资，长通绝学，凡汉、晋以来之治《春秋》者不下数百家，靡不综览。尝谓，《左氏》旧学，湮于征南，《穀梁》本义，汩于武子；王祖游谓何休志通《公羊》，往往为公羊疚病，其余啖助、赵匡之徒，又横生义例，无当于经，唯赵汸最为近正；何氏体大思精，然不无承讹率臆。于是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撰《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公羊》者，多著录之。其不同于《解诂》者，大端有数事焉。谓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年于其境内。而何邵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递戾之失矣。其不一也。谓《春秋》分十二公而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也，所闻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见之世，昭、定、哀也。……其不同二也。谓桓十七年，经无夏，二家经皆有夏，独《公羊》脱耳。何氏谓夏者阳也，月者阴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系于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据间有失者，多所裨损，以成一家之言。又谓《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是可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融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谬于圣人，岂非至圣在天之灵，惧《春秋》之失旨，笃生文孙使明绝学哉！元为圣门之甥，陋无学术，读先生此书，始知圣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十一《孔检讨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序》：今学者皆治《十三经》，至兼举“十四经”之目，则《大戴礼记》宜急治矣。《夏小正》为夏时书，《禹贡》惟言地理，兹则言天象与《尧典》合，《公冠》、《诸侯遥庙》、《衅庙》、《朝事》等篇足补《仪礼》十七篇之遗，《盛德》、《明堂》之制为《考工记》所未备，《孔子三朝》记《论语》之外，兹为极重，《曾子》十篇，儒言纯粹，在《孟子》之上，《投壶》仪节较《小戴》为详，《哀公问》字句较《小戴》为确，然则此经宜急治审矣。顾自汉至今，惟北周卢仆射为之注，且未能精备。自是以来，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叹。近时戴东原庶常、卢绍弓学士相继校订，蹊径渐辟。曲阜孔编修巽轩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注十三卷，使二千余年古经传复明于世，用力勤而为功巨矣。(下略)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十四《仪郑堂记》：……曲阜孔君约，博学工为词章，天下方诵以为善。约顾不自足，作堂于其居，名之曰仪郑，自庶几于康成，遗书告余为之记。约之志，可谓善矣。昔者圣门颜、闵无书，有书传者或无名。盖古学者为己而已。以约之才，志学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将去其华而取其实，据其道而涵其艺，究其业而遗其名，岂特词章无足矜哉，虽说经精善犹未也。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世之望于约者益远矣。虽古有贤如康成者，吾谓其犹未足以限吾约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记。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巽轩学案》：巽轩聪颖特达，于当时显学，无所不窥，经史，小学，《公羊春秋》都成大家，于音韵之学，更具神悟。尝言幸生陈季立、顾宁人之后而识所指归，又有段氏之《六书音均表》得以折衷诸家，即《唐韵》以为柢，即《毛诗》以为正。所著《诗声类》十二卷，分例一卷，推偏旁以谐众声，其字之在同一偏旁，而《唐韵》误在它部，并为订正，分古音为阳声九部，阴声九部。……庄存与在当时虽然是首倡《公羊》学的经师，但他并没有找到《公羊》学的思想核心，由汉末何休总结的《公羊》义法。稍后，刘逢禄、孔广森都是找到这种思想的学者，但他们理解不同。在《公羊》学的发展史上，孔、刘时代，使《公羊》学的思潮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而凌曙、陈立未能发挥，使之降为低谷。龚、魏属于偏峰，非《公羊》正统。继起的廖平、康有为遂使《公羊》学发扬光大，处于巅峰。民国以来，公羊学再不能与政治结合，走向学术，因托古说变为疑古，遂有顾颉刚老师之疑古派，而古史辨派产生。^[3]

【注释】

[1]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527～5529页。

[2]见《巽轩孔氏所著书》卷二十七。

[3]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册，第8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