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儒林二学者、才辅学、春融堂集

《清儒学案》卷七十七《西庄学案》：西庄与定宇游，其学亦出惠氏。平生奉康成为宗旨，治《尚书》尤专家，汉儒家法于兹复见。考史以事实、制度、名物、地理、官制为重，而于治乱所关，贤奸之辨，及学术递变，多心得焉。(下略)

《清史稿·儒林二》：王鸣盛，字凤喈，嘉定人。幼从长洲沈德潜受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乾隆十九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大考翰詹第一，擢侍读学士。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寻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坐滥支驿马，左迁光禄寺卿。丁内艰，遂不复出。鸣盛性俭素，无声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吚唔如寒士。尝言：“汉人说经必守家法。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宋元丰以新经学取士而汉学殆绝，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诗》、‘三礼’及《公羊传》犹是汉人家法，他经注则出魏、晋人，未为醇备。”著《尚书后案》三十卷，专述郑康成之学，若郑注亡逸，采马、王注补之。孔传虽出东晋，其训诂犹有传授，间一取焉。又谓：“东晋所献之《太誓》伪，而唐人所斥之《太誓》非伪，故附书《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谓不减惠氏《周易述》也。又著《周礼军赋说》四卷，发明郑氏之旨。又《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于一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因而得其异同，又取稗史丛说以证其舛误，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别撰《蛾术编》一百卷，其为目十：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仿王应麟、顾炎武之意，而援引尤博。诗以才辅学，以韵达情。古文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义，有诗文集四十卷。嘉庆二年，卒，年七十六。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存目。^[1]

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铭》：西沚先生以笃学鸿文登巍科，入词馆不数岁，而参纶阁，班九卿，贵且显矣。甫逾强仕，奉讳星奔。服阕，遂不复出。里居三十余年，日以经史、诗、古文自娱，撰述等身，弟子著录数百人。尝取杜少陵诗句，以西庄自号，学者称西庄先生，西庄之名满海内。顷岁忽更号西沚，予愕焉，讽使易之，不肯。私谓儿辈曰：“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西沚于经义专宗郑氏，兹以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馆，岁行在巳，龙蛇之厄，与康成先后一揆，斯亦异矣！予与西沚总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学，长同官，及归田，衡宇相望，奇文疑义，质难无虚日。予驽缓，西沚数镞厉之，始克树立。平生道义之交，无逾西沚。常以异姓轼、辙相况，匪由亲串昵就辄相标榜也。今窀穸有期，而予视息犹在人世，志石之铭，奚敢辞?西沚姓王氏，讳鸣盛，字凤喈，一字礼堂，外舅虚亭先生长子，为世父升孟公后。幼随王父卓人公丹徒学署，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公咏以神童目之。稍长，习“四书”义，才气浩瀚，已有名家风度。年十七，补嘉定县学生，学使岁科试，屡占第一，乡试中副榜，才名籍甚，巡抚陈文肃公大受取入紫阳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琴德、吴企晋、赵损之、曹来殷诸君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征君松厓讲经义，知诂训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事矣。乾隆十二年中江南乡试，十九年会试中式，殿试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蒋文恪公溥为院长，重其学，延为上客。二十三年，天子亲试翰詹诸臣，特擢一等一名，超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其冬，扈从盘山。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蒇事，即有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之命。还都，召对，天语甚温。未几，御史论其驰驿不谨，部议降二级。明年，授光禄寺卿，扈从木兰秋狝。二十七年，以平定回部，覃恩诰封三代，赐貂皮大缎等物。二十八年，丁朱太淑人忧，去职回里。既除丧，以虚亭先生年高，遂不赴补。其后入都祝万寿者一，迎驾行在者再，皆有文绮之赐，恩遇不异供职时，而西沚自以多病，无宦情矣，性俭素，无玩好之储，无声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图书，吚唔如寒士。卜居苏州阊门外，不与当事通谒，亦不与朝贵通音问，唯好汲引后进，一篇一句之工，奖赏不去口，或评选其佳者刊而行之。尝言：“汉人说经必守家法。”亦云：“师法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宋元丰以新经义取士而汉学殆绝。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诗》、‘三礼’及《公羊传》犹是汉人家法，他经注则出于魏、晋人，未为醇备。”故所撰《尚书后案》专宗郑康成，郑注亡逸者，采马、王补之，孔传虽伪，其训诂犹有传授，非尽乡壁虚造，间亦取焉。经营二十余年，自谓存古之功与惠氏《周易述》相埒。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实用也。早岁论诗，溯原汉、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变化，出入香山、东坡，晚年独爱李义山，谓少陵以后一人。前后吟咏甚富，手自删定为二十四卷。王琴德谓其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虚恃气者所及。古文纡徐醇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一时推为巨手。又撰《蛾术编》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博赡焉。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年六十八，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春秋七十有六。……铭曰：古三不朽，立言其一。言非一端，所重经术。汉儒治经，各有师承。后儒凿空，师心自矜。堂堂光禄，朴学是好。祖述后郑，升堂睹奥。学优而仕，实大声宏。鸷鸟累百，先鸣。立朝九考，晋秩二品。优游林泉，著作自任。经明史通，诗癖文雄。一编才出，纸贵吴中。弇山、元美，畏垒、熙甫，兼而有之，华实相辅。枌榆共社，科第同年，肩随兄事，申以婚姻。有过必规，有疑互质，相思披衣，老而愈密。壑舟云逝，大名长留。斯文光焰，芘护松楸。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五《王鸣盛传》：王鸣盛，字凤喈，嘉定人。明司业逢年之后。少敏慧，弱冠补诸生，屡试第一。巡抚招入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归安吴大受、常熟王峻先后赏其才。为文镕经铸史，风发泉涌。乾隆十二年，乡试以“五经”中式。会试不第，归苏州。时沈德潜以礼部侍郎致仕，海内英骏皆师之，门下以鸣盛为最。又其时长洲吴泰来、上海赵文哲、张熙纯及鸣盛妹夫钱大昕，皆以博学工诗文称，而群推鸣盛为渠帅。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编修，公卿争礼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礼通考》，属以分修，而尤见重于掌院学士蒋溥。二十一年^[2]，大考翰林，鸣盛名第一，特擢侍读学士。三十四年，考试差第二，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寻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事竣还京，以滥用驿马被吏议，左迁光禄寺卿。寻丁内艰，归，遂不复出。久之，迁居苏州，学者望风麕至。鸣盛又有《江左十二子》、《苔岑》诸集之刻，声气益广，名望益深，而键户读书，绝不与当事酬接。家本寒素，往往卖文谀墓以给用，余则一介不取也。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庆二年十二月，殁于苏州。鸣盛为诗，少宗汉、魏、盛唐，排律则仿元、白、皮、陆。在都下见钱载、蒋士铨辈喜宋诗，往往效之，后悔，复操前说。于明何景明、李攀龙、李梦阳、王世贞、陈子龙及国朝王士禛、朱彝尊之诗服膺无间。大抵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专一家，于明先嗜王慎中，继效归有光，撷经义之精奥，而以委折疏达出之。诗文集凡四十卷。先与元和惠栋、吴江沈彤研经学，一以汉人为师，郑玄、许慎尤所墨守。所著《尚书后案》、《军赋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义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于一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因而得其异同，又取稗史丛说以证其舛误。前人纠缪拾遗之作，不屑沿袭摭攟也。晚作《蛾术编》，有说录、说字、说地、说物、说制、说集、说刻、说通、说系十门，共一百卷，亦以渊灏称于世。

钱泳《履园丛话》卷六《西庄光禄》：王西庄先生，名鸣盛，字凤喈，嘉定人。乾隆甲戌进士第二人，以内阁学士降光禄卿，寻丁艰归，遂不出迁，居苏州阊门外之闻德桥。余年十六七时，始识于金安安先生坐上。先生勤于著述，尝与元和惠栋、吴江沈彤研精经学，有《尚书后案》、《周礼军赋说》、《十七史商榷》、《蛾术编》诸书。选生平交游之能诗者十二家，为《苔岑集》。自刻所为诗文曰《西庄始存稿》。年六十余，双瞽。越十年，双目又明。嘉庆二年，卒于吴门。世之言学者，以先生为圭臬云。

阮元《儒林传稿》卷四、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四、唐鉴《学案小识》卷十四《经学学案》、王昶《湖海诗传》卷十六、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五、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八十三、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六皆有传，存目。

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四《尚书后案序》：两汉儒林各有师承，守家法者兢兢不敢逾尺寸，未有兼综六艺、博学而详说之者。北海郑氏，生于微言既绝之后，独能窥寻四代之制度。虞、夏、商、周之传，伏生述之，郑氏能言之也。笺《诗》注《礼》，具有成书。《春秋》则《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显然与何休为难者，散见于贾、孔群经义疏中，唐初犹未亡也。《易》则唐李鼎祚集之于前，宋王氏应麟裒之于后。《尚书》一经，世宗伪孔安国传。郑氏之注灭没于散亡之后，遂无有起而表章之者。是郑氏诸经不亡，而《尚书》独阙也。光禄卿王君西庄，当世之能为郑学者也，戚然忧之，钻研群籍，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勒成数万言，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郑氏之学而未已也。马融，郑所师也。马之言，郑不尽从也。存马之说，知郑之不墨守家法也。王肃，难郑者也，六天、丧服，难礼者叠出，于《书》，未数数然也。参王之说，存郑之诤友也。孔传后出，疑在魏、晋之间，孔尝窃郑，非郑袭孔也。疏之与传，若祢之继祖，而亦间出郑注，则孔颖达亦郑之功臣也。为郑学当尊郑氏，尊郑氏，则此四家者皆当退而处后，准诸鲁兼四等附庸之例，别黑白而定一尊。此西庄论撰之微意也。其曰“后案”，何也?以经证经而经明，以四家证郑而郑益明。许慎胪《五经异义》，而终之以“谨案”，“案”之所由昉也。其曰“后”，何也?前乎此者，郑能弼马融之违；后乎此者，王肃不能匡郑氏之失。郑注确而可循，若《春秋》之《决事比》，若老吏之已成事，言成于此，而案立于彼，虽有异说，可以增波助澜，不得喧客夺主。西庄为之推衍焉，由绎焉，讲去其非而趋是则已矣。昔马昭未尝亲受业郑门，张融去郑益远，坚持其说，以枝拄王学。西庄生又后于二人，其曰“后案”，其以是哉?余性识暗劣，读经而不能疑，疑经而不能断，卒业西庄之书，昭若发蒙。姑以《缁衣》一篇插齿牙于五十九篇之中，可乎?古者策用漆书，久则剥蚀，“说命”为“兑命”者，“言”蚀而“兑”存，故曰“兑命”也。《尹诰》为“尹吉”者，“言”蚀而“告”存，“告”又蚀其上，故曰“尹吉”也。《君奭》“在昔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割”以蚀不全而讹为“周”，“申”蚀其上下而为“田”，“勸”蚀其左而讹为“觀”，此犹以偏旁剥蚀而致异同。其读法，则郑有胜于孔者。《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孔以“资”为“咨”，郑解“资”为“至”，属下读。以字义论，怨为愤恨，咨为嗟叹，怨深而咨浅，怨重而咨轻。人情先咨而后成怨，未有怨而以咨继之者。以措辞论，上辞曰“惟怨”，下辞曰“亦惟怨”，上下相应，立言之体。《书》言虽古虽拙，不应聱牙若是，是皆孔颖达所未尝采也。魏华父谓：“《缁衣》，公孙尼所作。”尼为七十子之徒，纵使传为孔安国真本，亦已后一二百年，而何忽不加察也。间尝论儒术有显晦，而郑学为尤甚。一显于孙小同之辑《郑志》，张逸、赵商、孙皓、昊模之问，崇精之答，当时著述之精蕴已发露无遗剩。所谓礼堂写定，传诸其人，此其时也。旋晦于王肃之难，旋显于马昭之申；再显于贞观之定从祀，再晦于嘉靖张孚敬之罢从祀；京山郝敬解九经，拾王肃之牙后也。吾师淳安方氏楘如辑郑氏之言为《拾渖》，吴郡惠氏栋辑郑注《尚书》，是皆为郑学者也，而其书不显于世，绵绵延延，递显递晦。西庄负振古之才，际经术昌明之会，竭卅年之精力，绍绝学于二千载之上，可不谓独立不惧，踵贾、孔诸儒而递兴者乎?鄙人于郑学无能为役，庆郑氏之有传人，而又庆西庄之传郑氏。此书非余序而谁叙欤?惜方、惠二氏之不及见，反袂拭面，有余恸焉。

王鸣盛《尚书后案自序》：《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氏康成一家之学也。《书》本百篇，秦火后，伏生传今文三十四篇，孔安国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余四十二篇亡矣。三十四篇者，即二十九篇，《尧典》一、《皋陶谟》二、《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盘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范》十二、《金縢》十三、《大诰》十四、《康诰》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二十、《无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二十五、《费誓》二十六、《吕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伏书本二十八，《太誓》别得之民间，合于伏书，故二十九。安国得古文，以今文读之，又于其中分《盘庚》、《太誓》各为三，分《顾命》为《康王之诰》，故三十四也。二十四篇者，即十六篇，其目郑具述之：《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也。自安国递传，至卫宏、贾逵、马融及郑氏皆为之注，王肃亦注之。惟郑师祖孔学，独得其真。但诸家只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无注。至晋又亡，好事者别撰增多二十五篇，内有《太誓》，故于三十四篇删去《太誓》，又分《尧典》之半充《舜典》，《皋陶谟》之半充《益稷》，改为三十三篇，并撰孔传，盖出皇甫谧手云。夫增多者已亡矣，目犹在也，三十四篇汉注犹在也。晋人所撰与真古文二者皆不合，孔颖达作疏用之，反诬郑述增多为张霸书，自是三十四篇汉注亦亡矣。予遍观群书，搜罗郑注，惜已残阙，聊取马、王传疏益之，又作“案”以释郑义。马、王传疏与郑异者，条析其非，折中于郑氏。名曰《后案》者，言最后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则别为《后辨》附焉。嘻，草创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于己亥，五十有八矣。寝食此中，将三纪矣。又就正于有道江声，乃克成此编。予于郑氏一家之学可谓尽心焉耳。若云有功于经，则吾岂敢！

王鸣盛《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序》：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何谓家法?经者，夫子之所修，而七十子传之，递相授受，以及于汉儒，必定从一家以名其学，故谓之家法也。《宋书·百官志》云：“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后汉书·儒林传》云：“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此之谓也。汉末大儒郑氏康成，乃会通众家，遍释群经，独《春秋左传》则不注，而以推服子慎。自是以后，天下并称郑、服。晋杜预者，乃别为集解一书，夫名曰“集解”，则是集合诸家之解矣，其自序乃云：“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连，以见同异。”吁！左学以服为首，杜解中攘窃其义甚多，顾隐而不言，明系忌服名高，作此狙诈耳。孔颖达疏附会之云：“杜以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同异。自余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此等梦呓之谈，将谁欺乎?预在晋功名既盛，书遂大行，而南士轻浮好异，故六朝皆以杜为宗，然《北史·儒林传》云：“《左传》江左则杜元凯，河洛则服子慎。”是知服氏家法犹在北方，奈何唐人袭用刘光伯义疏，又惟杜是遵邪?严生豹人安贫乐道，笃志嗜古，作《春秋内传古注辑存》，汉人家法藉以不坠，此书出，彼杜氏之苟驳前师、向壁虚造者尚能以惑人哉?且夫学莫善于有本，而功莫大于存古，九经疏汉学佚其四，而《穀梁》之用范宁，犹为稍可；其佚而可惜者，《周易》、《尚书》、《左传》也。《周易》有李鼎祚、王应麟所辑；尚书有予所辑，汉学略具梗概。惟《左传》未有辑本，予曩者序生所辑《鲁齐韩三家诗》，曾反复低回属望之，生果能践此言，再有此辑。彼《诗》有毛、郑岿然在，生所搜罗，厥功差小，若此编继绝表微，功视诗尤伟矣。生性谦，未敢定从一家，要其辑之之本意，原欲定从服氏，服注残阙，故不得不兼取贾逵；贾注又残阙，故不得不兼取刘歆、郑兴及兴子众，而诸注又不全，不得不旁取以益之。掇拾鸠聚，遂至数家竹头木屑，船钉秤星，装合辐凑，眉目井井，字里行间，苦心如见。予序其书，不禁雀跃欣喜，以为斯文之厚幸焉。丁未仲春，西庄老史王鸣盛题，时年六十有六。^[3](www.xing528.com)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七《师法》：孟喜受《易》于田王孙，田王孙受《易》于丁将军宽。喜之改师法，乃为梁丘贺辈所诬耳基其实不改也，而，汉人说经重师法则于此可见，下文胡母生之弟子东平赢公则表其不失师法是也。……汉人重师法如此。又称家法，谓守一家之法，即师法也。……又《郑康成传论》曰：“王父豫章君传授生徒，专以郑氏家法。”此蔚宗谓其祖父豫章太守宁。李贤注云：“言宁教授，专崇郑学。”盖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不改师法则能修家法矣。两汉尊师法，而俗学即出乎其间。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有云：“缀学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曰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岂不哀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亦云：“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诚非诏书实选本意。”观此则知俗学之妄，古今同慨。自唐中叶以后，凡说经者，皆以意说无师法。夫以意说而废师法，此夫子之所谓“不知而作”也。

王鸣盛《蛾术编·南北学尚不同》：南人轻浮浅躁，北人沉潜笃实，南人虚夸诞妄，北人诚朴谦谨，故学尚不同。两汉、三国经师林立，南人惟一虞翻，包咸、韦昭亦可备数，其余大儒皆北人。此谓传注也。若夫义疏之体起南北朝，而所宗主者南北亦大不同。《魏·儒林传叙》，首言立学置生徒，幸太学，释奠讲经等典故，而末段则略举诸儒姓名，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盛行于河北。此段乃经学中第一紧要关目，何以从未有人理会到此?予为拈出，学者急须着眼。《周易》当以孟喜、虞翻为主，郑康成于此经却未为精诣。然郑《易》究与孟不甚相远。北学既宗郑《易》，则孟亦在其中。能发挥重者，虞翻为最善。翻实南人，若无创于北，亦何能研究乃尔?至于北朝，崇尚郑注《书》、《诗》、“三礼”、《论语》、《孝经》，服注《左传》，何注《公羊》，其择取允当绝伦，并何注《公羊疏》亦疑徐遵明作。信乎！经学之在北，不在南也。下文又云，王肃《易》亦间行焉。“肃”当作“弼”。又云，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隋·儒林传叙》首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此段通论南北学尚之异，挈领提纲，亦颇能得其总要。然于何休《公羊》竟不齿及，则其标举北学，已远不及魏收。愚前论《公羊疏》，必系北朝精于实学，笃守师法之人所为，若徐遵明是。今观魏收言，何休《公羊》盛行于河北，愚说犹信。乃作《隋书》者，于此疏竟夷然不屑，置若罔闻，无识之甚。至其评断云，南得英华，北得枝叶，大有扬南抑北之意。殊不知王《易》、孔《伪书》、杜《左》，经中之蟊贼也，反以为英华，何哉！此种议论，必出于刘焯、刘炫。《隋书》唐人所修，彼时徐学渐炽，古学渐微，幸而《诗》则并主于毛氏，《礼》则同遵于郑氏，四经得以长留天地间，并《公羊》亦未荡废。然而十一经中，古学已亡其五，数千百年之下，抚卷三叹，能不深惜之?(下略)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七《乾隆二十四年福建乡试策问》：问：经之有传注训解也尚矣。两汉去古未远，孔门之微言大义犹有存者。诸儒尊其师说，各自名家，彬彬称盛焉。历魏晋及隋，传经者代不乏人。至唐集《九经正义》。宋又益之以四经，乃专宗一家之说，而尽废诸家。其去取果悉当否?抑其所取，若王弼诸人，孰得孰失，孰浅孰深，孰略孰详，孰真孰伪，孰为兼通众义，孰为墨守一师，孰为取裁前哲、确有禀承，孰为凭臆立言、得自创获者耶?为正义者，在唐为孔氏、贾氏、徐氏、杨氏；其余各经，则宋邢氏暨孙氏又附益之。诸家之所本者何人?其中间称大隋，是又不独唐人所撰也。就诸正义较之，其亦有浅深、得失、详略、真伪之可辨者耶?且注赖疏以明，而邢氏、孙氏二家，于本注反从删节，何耶?自宋以来，曰经者多宗朱子。朱子之说经也，于“四书”、于《周易》、于《诗》各有成书。于《礼》有书而未及成。于《书》则口授之弟子。于《春秋》及《孝经》、《尔雅》则未暇及，仅散见文集、语录中。其义例、旨趣亦有可得而约举者否?夫汉、唐、宋诸儒，于经互有短长，不可偏废。要而言之，大约前则《十三经注疏》，后则朱子手定之书，此其最著者也。我朝文洽诞敷，一尚经术。御纂四经，钦定“三礼”，折衷至当，集古今之大成。而所采取，亦惟注疏及朱子之说为多，尔多士服习。皇上天纵之姿，日新之学，御制《乐善堂文集》，广大精微，度越前古。近复重加编订，昭示久速。而几余偶暇，时洒宸章。制作之富，直与日月齐光，江河比润。至御选《唐宋文醇》，提要钩玄，又有以放斯文之津筏。儒者躬逢盛际，争自濯磨，必当有好学深思之士出乎其间，以应休嘉之运。尚各摅所心得，用备乙夜之采择焉。

王树民《西庄学案》：西庄学术之特点为以经学为基础，而以史学为归宿。苏州学派当时称为汉学正宗，经义主郑玄，文字主许慎，言必有据，为其主要信条，解说经义之间是否为汉儒之说，而不问其解说之是非。与之同时并称的徽州学派，则重视解说的是非，故就学术成就而言，苏州学派逊于徽州学派。但在汉人旧注堙失千年以上之后，苏州学派能广泛搜辑，并加诠释，使之重为世人所知，其贡献已不容忽视。六经本多为古代的史书，如《尚书》为记言者，《春秋》为记事者，故由经学转入史学，其中并无隔阂，且有水到渠成之势。西庄治经即以《尚书》为主，其次所重者为《春秋左传》与《周礼》等。西庄受惠于经学主要为言必有据，极力避免虚论伪证，立论确乎不拔，因而时人称之为实学。严守家法则如作茧自缚，影响创造性的发挥，不能如徽州学派之别开天地，是西庄所受予经学的消极方面。幸而家法对史学之影响较小，因而西庄得有较大的成就。^[4]

【注释】

[1]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498页。

[2]今按：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王鸣盛传》、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八《西沚先生墓志铭》皆作“二十三年”，应从之。

[3]见陈鸿森辑《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载《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1册，第425～426页。

[4]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八册，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