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寅亮：博雅名士与研究者

《清儒学案》卷八十四《潜研学案下·潜研交游·褚先生寅亮》：褚寅亮，字搢升，号鹤侣，长洲人。祖思，县学生，治《穀梁春秋》。父省曾，岁贡生，治《毛诗》，皆有论著。先生九岁，为《诸葛武侯论》，父见而心喜之。入塾，自力于学，为府学诸生。乾隆十六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从都御史梅瑴成受算术。迁刑部主事，监督本裕仓，进员外郎。三十六年，居父丧，年已近六十，哀毁尽礼。服阕，补原宫。四十年夏，以病辞归，主常州龙城书院。久之，又以病辞。五十五年卒。先生少以博雅称，心力精锐，读诸史，订其讹缪。中年治经，读《仪礼》，以郑注精深，非后儒可及，遂以宗郑自号。尝谓宋人说经，好为新说，惟《仪礼》为朴学，空谈义理者不能措辞。而朱子以下，又崇信之，故郑学未为异义所汩。及敖继公撰《集说》，与康成立异，特其巧于立言，含而不露，若无意于排击者，说有不可通，甚且改窜经文，曲就其意。学者苦《注疏》难读，喜其平易，乃盛行于世。万斯大、沈彤于郑注亦多所纠驳。张尔岐、马^[1]但粗为演绎，于继公之说似是而非者均未能正其失。乃撰《仪礼管见》，推阐郑学，匡继公之谬。又谓“三传”注解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后儒訾议之者，实违经旨。依何注，撰《公羊传释例》十卷，发挥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又因何劭公言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撰《周礼公羊异义》。于天文、推步、测算之学尤有神解，撰《句股三角术图解》、《句股广问》，皆有心得。他所著有《周易一得》、《四书自课录补遗》、《谷经》、《订定朱子年谱》、《十三经·诸史·诸子·诸家文集笔记》、《宗郑山房诗文集》、《杂记》。(参史传)

《清史稿·儒林二》：褚寅亮，字搢升，长洲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官至刑部员外郎。寅亮少以博雅名。心思精锐，于史书鲁鱼一见便能订其误谬。中年覃精经术，一以《注疏》为归。从事《礼经》几三十年，墨守家法，专主郑学。郑氏《周礼》、《礼记》注，妄庸人群起嗤点之，独《仪礼》为孤学，能发挥者固绝无，而谬加指摘者亦尚少。惟敖继公《集说》多巧窜经文，阴就己说。后儒苦经注难读，喜其平易，无疵之者。万斯大、沈彤于郑注亦多所纠驳，至张尔岐、马但粗为演绎，其于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其失也。寅亮著《仪礼管见》三卷，于敖氏洞见其症结，驱豁其雺雾。时《公羊》何氏学久无循习者，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不传于世。惟武进庄存与默会其解，而寅亮能阐发之，撰《公羊释例》三十篇。谓“三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又因何劭公言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作《周礼公羊异义》二卷，世称为绝业。又长于算术，著《句股广问》三卷，校正《三统术衍》，刊本误字甚多，其中“月相求六扐之数”句，“六扐”当作“七扐”；“推闰余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当作“加七”：皆寅亮说也。著有《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于家。四十六年，以病告归，主常州龙城书院八年。五十五年，卒，年七十六。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存目。^[2]

任兆麟《刑部员外郎褚公寅亮墓表》：公褚氏，讳寅亮，字搢升，一字鹤侣，系出汉少孙之后。世居河南，至宋高宗时有官平江令者，其后居吴，遂为长洲人。……四十年夏，以病假归，旋应有司聘主讲常州龙城书院，久之，又以病辞。公雅尚恬退，服官二十余年，不游贵要之门，屏除声色之好，公退，门无杂宾，惟偕同志陈说经义，引掖后进，多所成就，不为标榜声气，自名其学，古称为君子儒者，公庶几无愧矣。其致政归里也，汲汲以著述为事。所撰《仪礼管见》十七卷、《答问》三卷，推阐郑学，纠正敖继公《集说》之谬；《春秋公羊传释例》三十卷，以时、月、日为例，分别部居，悉本何邵公说而引伸之，谓“三传”批注，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或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公以乾隆五十五年卒，享年七十有六，卒之明年十月，葬吴县十九都珍珠隝之兆。公于兆麟为通门先执，解组归，兆麟常侍公左右，亲承训教，于公道谊学术梗概颇悉，爰详次其大者，遗其孤俾碣之墓隧，以谂来者，且以志麟之景行有在也。^[3]

钱泳《履园丛话》卷六《鹤侣比部》：长洲褚鹤侣先生名寅亮，字搢升。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官刑部员外郎。传惠氏之学，一以《注疏》为归。精于“三礼”，兼通《公羊春秋》，盖何休之学久无循集者，惟先生与武进庄侍郎存与能会其说。年六十余，乞假回吴，为龙城书院山长。著书甚富，俱未刻。子鸣翙，号观亭，以孝廉为湖北通山县知县，能传家学。

王昶《湖海诗传》卷十四：褚寅亮，字搢升，号鹤侣，长洲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官刑部员外郎。《蒲褐山房诗话》：鹤侣少以制义名，中年覃精经术，宗惠氏之学，一以《注疏》为归。“三礼”折衷贾、孔，尤通丧服。时公羊何氏学久无循习者，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不传于世，惟武进庄侍郎存与默会其解，而鹤侣能阐发之，世称为绝业。以病假归，主常州龙城书院八年。群经咸有论撰。其书尚存于家，惜未登剞劂，后学无由津逮耳。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二、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五、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九皆有传，存目。

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四《仪礼管见序》：“三礼”之有郑注，所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独《仪礼》为朴学，空谈义理者无从措辞，而朱晦庵、黄勉斋、杨信斋诸大儒又崇信之，故郑氏专门之学未为异义所汩。至元吴兴敖君善出，乃诋为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说》，虽云采先儒之言，其实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据也。然自敖氏之说兴，缀学者厌《注疏》之繁而乐其易晓，往往舍古训而从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征士彤亦颇称其善，予虽不敢以为然，而所得肤浅，间有驳正，仅百之一二耳。同年友褚君鹤侣于经学最深，持论最平，从事《礼经》者几三十年，乃确然知郑义之必可从，而敖说之无所据。尝谓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经，而专与郑立异，特其言含而不露，若无意于排击者，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至于说有不通，甚且改窜经文以曲就其义，不几于无忌惮乎?”予益拊掌叹服，以为笃论，然未得读其全稿也。鹤侣没后，仲子鸣哕始出其《仪礼管见》稿本，将付诸梓，而属予序之。披读再四，乃知鹤侣用心之细密。即如《乡饮酒记》：“若有北面者东上。”敖改“东”为“西”，鹤侣辩之曰：“注明言‘统于门’，门在东，则不得以西为上也。”……皆贯串全经，疏通证明，虽好辩者莫能置其喙。夫经与注相辅而行，破注者，荒经之渐也。敖书今虽未大行，然实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趋便之士多，不亟辞而辟之，恐有视郑学为可取而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茫昧，则是编洵中流之砥柱矣夫！(www.xing528.com)

王鸣盛《仪礼管见序》：学问之道，首识字，次穷经，次考史。然史学不必有所专主，而字学、经学则必定其所宗，文字宜宗许叔重，经义宜宗郑康成，此金科玉条，断然不可改移者也。郑学尤精者“三礼”，乃《周礼》、《礼记》注，妄庸人群起嗤点之；独《仪礼》为孤学，能发挥者固绝无，而谬加指摘者亦尚少。其貌似宗仰，阴肆掊击，而书得盛行于世者，惟敖继公而已矣。近日万充宗、沈冠云，于郑注亦多所纠驳；至张稷若、马德淳但岩为演绎，其于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其失，以明郑学之精也。……大抵郑学览文如诡，观理即畅。顾自宋迄明六七百年之间，说经者十九皆以叛郑为事；其叛郑者，十九皆似是而非，但恨不能多得详审善读书如先生者十数辈，一一尽举而厘正之耳。夫说经之必有所专主，此汉经师所谓家法，予撰《十七史商榷》暨《蛾术编》，已备著其说矣，然如先生之说经，究何尝有偏徇党曲之蔽乎?(下略)^[4]

【注释】

[1]马，字德淳，山阴人。著有《仪礼易读》十七卷。《四库提要》称是编刻于乾隆乙亥，于经文诸句之中，略添虚字联络之，以疏通大意；又仿高头讲章之式，汇诸说于上方。大约以郑《注》、贾《疏》为主，而兼采元敖继公《集说》、明郝敬《集解》及近时张尔岐《句读》诸书，间亦参以己意，取便初学而已，不足以阐《经》义也。

[2]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508页。

[3]见《碑传集》卷六十。

[4]陈鸿森辑《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载《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1册，第419～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