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例》二卷：惠栋解读《易》之精华

《清史稿·儒林二》：栋，字定宇。元和学生员。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津逮。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余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交章论荐。会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呈进，罢归。栋于诸经熟洽贯串，谓诂训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作《九经古义》二十二卷。尤邃于《易》，其撰《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虞翻、荀爽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易例》二卷，乃镕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其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革》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虽为未善之书，然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明。撰《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谓禘行于明堂，明堂法本于《易》。《古文尚书考》二卷，辨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又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诸书。嘉定钱大昕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卒，年六十二。其弟子知名者，余萧客、江声最为纯实。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存目。^[1]

陈黄中《东庄遗集》卷三《惠定宇墓志铭》：本朝中吴世族以经义名家、世取科第者，无虑十数家，其继世科之后，独抱遗经，远承绝学，则有吾友松崖惠君。盖其学醇行粹，所传者远，所积者厚，其实大声宏，非苟也。君讳栋，字定宇，松崖其自号也。先世扶风人，后从建炎南渡，居湖州，明嘉靖中又迁于吴。曾祖有声，始以经学教授，与同里徐枋以节义相尚。祖周惕，父士奇，仍世入词馆，有大名，世所谓老少，红豆先生者也。君世家学，弱冠补弟子员，即遍通诸经，于汉、唐说经诸家熟洽贯串，而《易》学尤邃。所著《周易述》一书，专宗汉说，历三十年，四五易稿，犹未卒业，其专心孤诣类如此。少，红豆前以修城毁家，君迁居城南，闭门读《易》，声彻户外。其世交多跻膴仕义，不一通书问，惟以授徒自给而已。两淮卢运使馆之官舍居三年，后以疾辞归。丁丑除夕，病中以书抵余，拳拳论学术、人才之升降，其识趣高迈，又雅不欲仅以经师自命也。夏侯胜有云：“经术明，取青紫如拾芥。”今观于君，其于经术明耶?否耶?乃所遇若是。使易其穷经之力，习场屋臭腐语数千言，固宜早取上第去，乃舍彼取此，为举世不为之学。晚岁一应公车征，且以为几得售矣，又未及，抵都，辄报罢。终身学汉人之学，曾不得一遭汉儒之遇，而处之固然，耿耿自信，不为穷达所移，斯可谓笃信善道之君子已。然君晚岁遇虽益蹇，名益高，四方士大夫过吴门者，咸以不识君为耻，人亦以小红豆称之。其所以绍门风者，盖不以爵，而以德也。君为人，通不随波，介不绝俗，为学广博无涯涘，于经史多所论著，有《九经古义》二十卷、《周易本义辨证》五卷、《易汉学》七卷、《古文尚书考》二卷、《左传补注》四卷、《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后汉书补注》十五卷、《续汉制考》一卷，其他如王尚书《精华录训纂》、汪钝翁《说铃注》，乃少时所著也。君以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二。……铭曰：群经赖汉仅得存，陋儒训诂增纷纭。经义经术殊途分，太清点缀翳浮云。拾渖剽窃夫已村，谈《易》理障尤蒙昏。辅嗣以降一律论，惟小红豆汉学尊。九师废《易》嗤河汾，卓尔大雅信不群。贯通象数追三坟，爝然不为俗学醺。独寻坠绪韦编温，荆榛卤莽勤芟耘。下帷著述轻玄，江公狗曲徒狺狺。遗书传后名弥芬，有求芳躅视斯文。

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先生惠姓，讳栋，字定宇，号松厓，先世扶风人。九世祖伦，迁于吴。曾祖有声，与徐孝廉枋友善，以九经教授乡里。祖周惕，康熙辛未进士，由庶吉士改授密云县知县，工诗古文，著《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诸书。考士奇，康熙己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学士，两任广东学政，以通经训士，粤人至今诵之，著《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篴理数考》、《红豆斋小草》诸书。先生生而凝静敦朴，好学不倦，好礼不变，以孝友忠信为坊表。年二十，补元和县学诸生。先是，学士从粤归，奏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用罄其家。先生退居葑门之泮环巷，樵苏后爨，意豁如也。承其家学，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无不肄业及之。经取注疏，史兼裴、张、小司马、颜籀、章怀之注，诸子若《庄》、《列》、《荀》、《扬》、《吕览》、《淮南》古注亦并及焉，而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余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甲子乡试，以用《汉书》为考官所黜，由是息意进取。乾隆十六年，天子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黄公廷桂、陕甘总督尹公继善咸以先生名上。会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进，罢归。先生尝以顾氏炎武《左传补注》虽取《开成石经》较其同异，而义有未尽，因发明贾氏、昭氏之学，附以群经，作《补注》四卷。于《尚书》采摭《史记》、前、后《汉书》及群经注疏，以辨后出古文之伪，定郑康成之二十四篇非张霸伪造，为真古文；梅赜之二十五篇为伪古文，作《古文尚书考》二卷，爬罗剔抉，句梳字栉，摘其伪之由来，皆郝氏敬、阎氏若璩所未及，虽毛氏奇龄之《冤词》莫能解也。以范蔚宗《后汉书》因华峤而成书，古人嫌其缺略遗误，而《东观汉记》、谢承之书不存，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诸书，作《后汉书补注》十五卷。又以汉儒通经有家法，故五经师训诂之学皆由口授，古文古义非经师不能辨也。先生四世传经，恐日久失其句读，成《九经古义》二十卷。于《易》理尤精，著《易汉学》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郑君之爻辰、虞翻之纳甲、荀谞之升降、京房之世应、飞伏暨六日七分、世轨之说，悉为疏通证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余，而汉代易学灿然。又撰《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以阐明之。又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作《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发圣人飨帝飨亲之至意，谓古之明堂、治朝、太庙、灵台、辟雍咸在其间。考之《尧典》、《春秋》、《月令》、《王制》无不合也。少嗜新城王尚书《精华录》，为《训纂》二十四卷，搜采博洽，贯串掌故，亦为世所传。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初五日，终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二。……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与余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抵，莫余为详。呜呼！自孔、贾奉敕作正义，而汉、魏、六朝老师宿儒专门名家之说并废。又近时吴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益衰。先生生数千载后，躭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萧客、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可谓豪杰之士矣！因取陆淳、施士丐、孙复之例，称先生以刻于石。(下略)

彭启丰《芝庭诗文稿》文稿卷四《惠征君传》：君名栋，字定宇，元和诸生，惠学士仲孺先生之子也。自幼志承家学，稽古不怠……卒年六十二。子三人：承绪、承跗、承萼。旧史氏曰：班史传儒林，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禄利之路然也。惠君淡于仕进，而穷经以终其身。盖学汉儒之学，而不志汉儒之志者。

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惠先生栋，字定宇，号松厓，侍读学士士奇之次子。初为吴江学生员，复改归元和籍。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释道二藏，靡不津逮。父友临川李公绂，一见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学士视学粤东，先生从之任所，粤中高才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时称“惠门四子”，常入署讲论文艺，与先生为莫逆交。至于学问该洽，则四子皆自以远不逮也。及学士毁家修城，先生往来京口，饥寒困顿，甚于寒素。遭两丧，不以贫废礼。中年课徒自给，陋巷屡空，处之坦如。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钞，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总督尹文端公、黄文襄公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称。然先生于两公非有半面识也。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革》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篇，然先生之绪言具在，好学深思之士因其义例，推而演之，阙者尚可补也。孔氏正义据马融、陆绩说，以爻辞为周公所作，与郑学异。其所执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岐山”，皆文王后事也。先生独能辨之，于《明夷》之五曰：“‘箕子’当从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萁。刘向云：今易萁子作荄兹。荀爽据以为说，读萁子为荄兹，其与亥子与兹文异而音义同。……”于《升》之四曰：“文王爻辞，皆据夏、商之制，《春秋传》引《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尧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云：‘梁山，晋望也。’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为晋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谓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说《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说文》元从一，‘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生万物。’《乾》之初九，积善在下，阳气始生，东方为仁，故云‘善之长’。阴阳交而后亨，《乾》之九二当上升，《坤》五为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经凡言亨者，皆谓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变坤化，六爻皆正，成两既济。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贞也。经凡言利贞者，皆爻当位，或变之正，或刚柔相易，惟《既济》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刚柔正而位当’，《杂卦》篇所谓‘既济，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变化而成两《既济》，《屯》三爻变，《革》四爻变，皆成《既济》，《随》三四易位成《既济》，《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变而成《既济》，《临》二升居五位，三爻又变而成《既济》，故皆言元亨利贞也。”……又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又有《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义，针砭俗说，有益于学者。于《书》有《古文尚书考》二卷，谓：“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内有《九共》九篇，析之为二十四，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与《汉书》不合，可决其伪。唐人诋郑所传为张霸伪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见于《太史公书》，史公从安国问故，其载当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为伪，亦非也。”于《春秋》有《左传补注》六卷，自序云：“尝见郑康成之《周礼》，韦弘嗣之《国语》，纯采先儒之说，末乃下以己意，令学者审其异同。杜元凯《春秋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于是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出焉。今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而于古今文之同异，辨之尤悉云。”……又撰《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古字古言，以博异闻，正俗学。益都李进士文藻见其书而善之，为锓板粤中，李与先生亦素不相识也。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先生少时已好撰述，有《王文简公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盛行于世，论者以为过于任渊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有《太上感应篇注》二卷，证其为魏、晋人所作，亦经好事刊刻。又有《后汉书补注》十五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厓笔记》二卷，予皆见之。其《周易本义辩证》五卷、《松厓文抄》二卷及《诸史会最》、《竹南漫录》，则未之见也。其弟子知名者，江声、余萧客皆布衣，通经学，江于《尚书》用功尤专云。先生卒于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

阮元《儒林传稿》卷二、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三、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五、唐鉴《学案小识》卷十二《经学学案》皆有传，存目。

惠栋《松崖文抄》卷一《易汉学自序》：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故宋人赵紫芝有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盖实录也。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呜呼！先君子即世三年矣，以栋之不才，何敢辄议著述?然以四世之学，上承先汉，存什一于千百，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且使吾子孙无忘旧业云。是为序。

惠栋《松崖文抄》卷一《古文尚书考自序》：孔安国古文五十八篇，汉世未尝亡也。三十四篇与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数，篇名具在。刘歆造《三统历》，班固作《律历志》，郑康成注《尚书序》皆得引之，特以当日未立于学宫，故贾逵、马融等虽传孔学，不传逸篇。融作《书序》，亦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十六篇内，《九共》九篇，故二十四)。盖汉重家学，习《尚书》者皆以二十九篇为备(伏生二十八篇，《太誓》后得，故二十九。刘歆移书太常曰：“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臣瓒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学谓《逸礼》、《尚书》、《左传》。”)。于时虽有孔壁之文，亦止谓之《逸书》，无传之者(服虔《左传解谊》以《毛诗·都人士》首章为逸诗，以未立于学宫故也)。然其书已入中秘，是以刘向校古文得录其篇，著于《别录》。至东京时，惟亡《武成》一篇，而《艺文志》所载五十七篇而已(刘向《别录》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当时学者咸能案其篇目，举其遗文，虽无章句训故之学，翕然皆知为孔氏之逸书也。或曰：“古文出于晋世，若两汉先尝备具，何以《书传》所引《大甲》、《说命》诸篇，汉儒群目为逸书欤?”曰：今世所谓古文者乃梅赜之书，非壁中之文也。赜采摭传记，作为古文，以绐后世。后世儒者靡然信从，于是东晋之古文出，而西汉之古文亡矣。孔氏之书，不特文与梅氏绝异，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备著其目，复为条其说于左方，以与识古君子共证焉。

沈彤《果堂集》卷五《古文尚书考序》：辨东晋所出《古文尚书》之伪者，自赵宋而来，约有两端：曰文从字顺而易读，曰掇拾传记而无遗。前之说，则云读以今文者之删添，与传者之私窜，足以解之。后之说则云传记之征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谓挟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经史，于“五经”并宗汉学，著述多而可传。其《古文尚书考》二卷，能据真古文而辨后出者之伪。大指言：郑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目，见于唐《正义》者，即《汉·艺文志》之十六篇。刘歆、班固以为孔安国所得古文无异词。自梅赜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诸官学，孔颖达乃以二十四篇为张霸所造，遂合梅书，杂古经而大行。是谓伪其真而真其伪。余惟班之《艺文志》即刘之《七略》。刘在成、哀间领校秘书，班在显宗时典其职，于所谓十六篇者，皆亲见其文，而载之于书。十六而为二十四，郑析其《九共》一篇为九耳。若张霸所造，乃百两篇，且当时即以乖秘书见黜。然则郑之二十四篇，非张霸伪书，而为真古文可决也。郑之二十四篇为真古文，则梅之二十五篇为伪古文亦可决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于义理，顾后儒之作虽精醇，不可以混淆圣籍。杨子、文中子之拟经，皆谓之“僭”，况以伪乱真者?故欲尊古经，必辨后出者之伪，而欲辨后出者之伪，必据其前之真者而后可。此定宇之书所由高出群言邪?得是而后出古文之为伪，虽素悦其理而信之者，亦无以为之解；而所谓足以解者，皆转而为浮说矣。太原阎百诗，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尚书古文疏证》五卷，先得定宇之指，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益清云。定宇曰：别自古文真伪，如易牙之辨淄渑，且以平心易气出之。虽笃信梅书者，亦当转而致思也。

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四《古文尚书考序》：《古文尚书》出于东晋，江左诸儒靡然从之，而河北犹守郑氏古义。唐初修《正义》，始专用梅氏一家之学。宋讫明，攻其伪者多矣，而终无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谓晚出书为伪，则并壁中书而疑之，不知东晋之古文自伪，西汉之古文自真也。谓梅本不可信，则郑本当可信，又疑其出于张霸，不知郑所受于贾、马者，即孔安国之古文，不特非张霸书，并非欧阳、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与今文同，太史公所载，许叔重所引，郑康成所注，皆真《太誓》也。自梅书别有《太誓》，乃以旧《太誓》属之今文。东晋之《太誓》固伪，西汉之《太誓》则非伪也。且安国为武帝博士，所传授即伏生二十九篇，其后得壁中书以今文读之。字句或异，因别为说，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书》有孔氏之学。其增多十六篇，虽定其文，而无其说，故马季长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也。诚知安国之真古文，则知增多者十六篇，别之为二十四篇，而断非二十五篇。安国所说者，仍二十九篇，别之为三十四篇，而断无五十八篇之《传》。此千四百余年未决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独一一证成之，其有功于壁经甚大。先是，太原阎征士百诗著书数十万言，其义多与先生暗合，而于《太誓》，犹沿唐人《正义》之误，未若先生之精而约也。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绪论。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独是编伏而未出。顷宋生子尚得之江处士艮庭许，亟梓商传之。而属序于予。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忽忽卅余载，楹书犹在，而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乾隆壬子三月既望序。(www.xing528.com)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九经古义序》：《九经古义》十六卷，吴征士惠松厓(栋)先生之所著也。凡文之义，多生于形与声。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读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者，寡矣。唐之为《释文》、为正义者，其于古训亦即不能尽通，而犹间引其说，不尽废也。至有宋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会冥契，独辟窔奥，不循旧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数、声音、文字之学多略焉。近世学者安于记诵辞章之习，但知发策决科为务。与之言古训，骇然以为迂晦而难通，塞耳而不能听也。嗟乎，此学问之所以日入于靡烂，而有“终身读书、不识一字”之诮也乎?今读征君此书，单词片义，具有证据，正非曲徇古人，后之士犹可于此得古音焉，求古义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硕师也。为性理之学者，或视此为糟粕。然虚则易岐，实则难假，承学之士要必于此问涂，庶乎可终身不惑也。余十数年前见是书，即为之商略体例、校订讹字，而还之征君之子承绪。洎余自湖南归，复从乞借抄，携之京师。嘉定钱学士莘楣(大昕)、历城周进士书愚(永年)各录一本以去。而余转鹿鹿未能卒业，至今春，赖友朋之力始得录全，计元本之在余箧中又五年所矣。书此以见岁月之空驰，而读书能不间断诚难也，且以志余愧云。时乾隆三十八年仲春旬有二日。

王鸣盛《蛾术编》卷三“惠氏易”条：惠氏士奇，字天牧，号半农，吴县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力宗古义，所著《易说》，独得汉《易》之传。子栋字定宇，号松厓，乾隆辛未荐举经学。恨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老氏之虚玄，而汉经师之业不存也。于李鼎祚《集解》取虞翻之说，以上溯孟喜，推明卦气，衍以纳甲，作《周易述》二十卷。其第七卷下经自《鼎卦》以下阙，第八卷全阙，第十卷彖下传自《鼎卦》以下阙，第十四卷象下传自《鼎卦》以下阙，第二十卷《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并阙。门人江藩，号郑堂，补之，然后虞氏之说明，而孟氏之学亦卓有端绪。其《周易述》，好事者已刻之，而补则尚未刻也。又别撰汉经师说《易》之原流，作《易汉学》七卷，曰孟长卿，曰虞仲翔，曰京君明，曰郑康成，曰荀慈明，其意以虞氏《易》即孟氏《易》，京虽亲受业于孟，而书已失传，故反次于虞。郑注《易》最在后，老耄昏忘，道涂倥偬，故不能密也。荀爽最后出，而推阐独精，故特进之，附于五家之末。又《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皆已刻，而《微言》等繁其名称，宜归并省，语亦辗转抽演，反有入于多岐者。明堂与禘，应让郑氏专家，强说亦无取。

章太炎《检论·清儒》：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闻；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祯诗，其余笔语尤案。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憙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刘览而无纪纲，其流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

龚向农《经学通论》卷四：惠定宇《易》学倾动一世。平心而论，所撰《易汉学》有存古之功；孟氏、京氏虽入于术数，然自是古学学者所当知也；所撰《周易述》渊博古雅，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为“其子”，而读为“亥子”，则大谬也。(下略)^[2]

杨向奎《清人学案新编·三惠学案》：清代朴学正统，本来是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因古训以明经。此风顾亭林开其端，惠士奇畅其流，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帜，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时遂臻极盛。惠栋曾订正《易经》七十余字，以复古字。虽然，惠氏治《易》专宗汉学，而以《虞氏易》为主，但《虞氏易》实多不通，因之惠氏说《易》亦多谬误，以致陈澧于《东塾读书记》中指出“《虞氏易》多不可通”，“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纤巧”(卷四《易》)对于惠氏《易》学也曾指出，“惠氏好改经字……而自伸其说，卒之乖舛叠见，岂能掩尽天下之目哉！”(同上)因案汉《易》而改字，实属拙劣，惠氏治《易》类此者多，陈澧所言尚非其尤者。……在学术史上惠栋曾被誉为清代朴学之大师，有关《易》学诸作，更为时人所推崇。我们已经指出，就思想体系言，他出入谶纬儒道之间，企图以神学代理学的思想家顾亭林曾提倡“经学即理学”，惠栋则以为谶纬即经学，而以为道教经典可以赞翼经学，这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传统。虽然惠栋在提倡古文经。亭林、定宇也都反对理学；惠定宇之所谓“理”，不同于宋代理学家之所谓“理”，他采取了法家的见解，尤其是“韩非子”的见解，“理”的概念平实了，合理了，免去了神秘的宗教气息。这当然会发生积极的影响。戴震是反理学的思想家，他对于“理”字解实，也朴素平实，肯定受有惠栋的影响。惠栋关于“理”的“兼两”含义，是富有启发性的学说，这是对灭人欲而兴天理说的反击，是反理学的中心思想。但我们说，理学有应当批判处，但亦有其不可及处，就哲学思潮之发展言，理学是一个高峰，他们之中的大程一派的宇宙观是可取的，赞美我们的宇宙，爱护我们的宇宙，是人类永远的课题。用考据代替理学，亦“由真返俗”之一环，他日“反俗成真”，代替考据者，有晚清之今文经学。在学术方法上，惠栋强调了荀子一派所主张“积”的学说及“以类行杂”的方法。“积”是积累，他从积累的观点出发，发挥了“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的道理。积则有成，否则无成，他本人之所以成为渊博学者，也是和这种主张分不开的。他也鼓吹“以类行杂”和“以一持万”的工作方法，这都是荀子的主张。所谓类与杂，一与万，是在复杂的事物中归纳出条理，然后以条理驾驭万事万物。所以荀子批判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时，说他们“僻违而无类”，“无类”也就是没有条理。“一”是规矩，荀子说，“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是说一个准则可以衡量无数的方形。这个道理应用到治国，即以法来衡天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经有许多设施是“以一行万”及“以类行杂”的具体表现。清代汉学家用此方法治学，杂和万，是用多少条杂乱无章的材料，加以排比而求出一种规律来。顾亭林的《日知录》是这方面的最好说明，汉学家都长于此道。^[3]

今按：乾嘉考据学向有吴、皖之分。吴派以惠栋为宗，皖派以戴震为祖。二派又有求古、求是之别。近代以降学人多扬皖抑吴，戴学被鼓吹为正统派之主流学术，戴震亦被拔高为反理学之思想家。其实，就治学态度而论，更应该扬吴抑皖。经学历来反对过度诠释，反对穿凿附会，更反对所谓的创新。我们不应以现代学术标准衡量古代学术，对经学尤其如此。

【注释】

[1]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468～5469页。

[2]见林庆彰主编《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二辑第1册，第120～123页。今按：龚向农此处抄袭陈澧《东塾读书记》之说。民国时期经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足以名家者屈指可数，此期经学著作多剿袭清代经学家的相关论述。

[3]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卷，第117～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