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研溪学案·惠先生士奇》中的惠士奇简介

《清儒学案》卷四十三《研溪学案·研溪家学·惠先生士奇》：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年自号半农人、研溪子。康熙辛卯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庚子，典试湖南，寻督学廑塞。雍正癸卯，命留任，涛升侍读学土。后罢官。乾隆丁巳，补侍读。戊午，以病告归。辛酉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经史，晚尤邃于经学，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于《易》杂释卦爻，专宗汉学，以象为主。于《礼》古音古字皆为分别疏通。于《春秋》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言必据典，论必持平。先生幼读史，于《天文》、《乐律》二志未尽通晓。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举隅》二卷。悟阳正阴倍之义，法存于琴篷，撰《琴篷理数考》四卷。又所著诗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及《南中》诸集。(参史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又附见《惠吉士记》)

《清史稿·儒林二》：(惠周惕)子士奇，字天牧。康熙五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两充会试同考官。圣祖尝问廷臣谁工作赋，内阁学士蒋廷锡以王顼龄、汤右曾及士奇三人对。五十七年，孝惠章皇后升祔^[1]，礼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学士以上乃得开列，士奇以编修与，异数也。五十九年，充湖广乡试正考官，寻提督广东学政，以经学倡多士，三年之后，通经者多。又谓：“校官，古博士也。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访得海阳进士翁廷资，即具疏题补韶州府学教授，部议格不行。圣祖曰：“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雍正初，复命留任。召还，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乾隆元年，复起为侍读，免欠修城银，令纂修“三礼”。越四年，告归，卒于家。士奇盛年兼治经史，晚尤邃于经学。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于《易》杂释卦爻，以象为主，力矫王弼以来空疏说经之弊。于《礼》疏通古音古字，俱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于《春秋》，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穀》，大致出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典核过之。《大学说》一卷晚出，“亲民”不读“新民”。论格物不外本末终始先后，即絜矩之不外上下前后左右，亦能根极理要。又著《交食举隅》三卷、《琴笛理数考》四卷。子七人，栋最知名。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存目。^[2]

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三十八《惠先生士奇传》：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吴县东渚村。祖有声，明末以诸生贡入太学，里居著书，以九经训子弟。父周惕，始迁居葑门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密云县知县。先生之生也，父梦贵人来谒视，其刺乃东里杨文贞公，遂以文贞名名之。年十二，能诗，有“柳未成阴夕照多”之句，大为先辈激赏。弱冠为诸生，不就省试，或问之，则曰：“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于是奋志读书，晨夕不辍，遂博通六艺，九经经文、《国语》、《战国策》、《楚辞》、《史记》、《汉书》、《三国志》皆能暗诵，尝与名流会，坐中有客前请曰：“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先生朗诵终篇，不失一字，合坐皆叹服。戊子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癸巳乙未会试，再充同考官。圣祖尝问廷臣谁工作赋者，阁学蒋公廷锡以华亭王公顼龄、仁和汤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对。其后汤公掌翰林事，词臣拟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后进呈。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礼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学士以上乃得开列。先生以编修与焉，洵异数也。庚子秋，主湖广乡试，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复奉督学广东之命，下车日，焚香设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颁条教，以通经为先，士子能背诵“五经”，背写“三礼”、《左传》者，诸生食廪饩，童子青其衿……于是毅然以经学倡，三年之后，通经者渐多，文体为之一变。……丁巳六月补侍读，时已垂老，耳渐聋。己未春，以病告归。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经史，晚岁尤邃于经学，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其论《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牺，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适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易》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其论《春秋》曰：“《春秋》‘三传’，事莫详于《左氏》，论莫正于《穀梁》。韩宣子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春秋》本《周礼》以记事也。《左氏》褒贬，皆春秋诸儒之论，故纪事皆实，而论或未公。《公羊》不信国史，惟笃信其师说，师所未言，则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诸国史，《公》、《穀》得之师承，虽互有得失，不可偏废。后世有王通者，好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传作而《春秋》散。’于是啖助、赵匡之徒争攻‘三传’，以伸其异说。夫《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暗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也。后之学者，当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若徒据《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说，力排而痛诋之，吾恐三传废而《春秋》亦随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穀》有功兼有过，学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无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论《周礼》曰：“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况，贾公彦于郑注，如飞矛、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下略)

阮元《儒林传稿》卷二、《畴人传》卷四十一、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三、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五、《(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五十六皆有传，存目。

杨向奎《三惠学案》：士奇盛年奋志力学，遂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暗诵，尝对客朗诵《史记·封禅书》，不遗一字。晚尤邃于经学，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其论《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牺，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此说有其是处，文王于《易》有所作为，而《易传》之来，胥由儒家，但谓“六十四卦皆实象”，实为后人附会，古《易》说宇宙万物，王弼而后虚象谈玄，遂使《易》升华为哲理书。《易经》之发展为《易传》亦循此径者，盖由虚而实，复由实转虚。但士奇言《易》能开后世之先路者，乃在其以训诂解《易》，还《易》以本来面目。……在《礼说》中，士奇颇多精义，以训诂探礼之源流，较胜于以理想体系妄图符合者。……士奇卓识谓《周礼》与《管子》相通，而齐法与《周官》合，几十年来，此说始通行于学者间，谓为卓识，岂知二百年前已有此乎！论清代朴学吴门惠氏实属大宗，而士奇乃大宗之不祧祖也。^[3](www.xing528.com)

【注释】

[1]升祔：升入祖庙附祭于先祖。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四：“伏请升祔太庙，以时配享。”清恽敬《赠光禄大夫陈公神道碑铭》：“今皇帝嘉庆四年，高宗升祔礼成，覃恩海内。”《清史稿·宣宗纪一》：“戊寅，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升袝太庙。己卯，以升祔礼成，颁诏天下，覃恩有差。”

[2]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467～5468页。

[3]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卷，第108～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