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第六卷《亭林学案上》：亭林之学，实事求是，不分汉、宋门户，经世致用，规模闳峻，为有清一代学术渊源所自出。后之承学者，因其端以引申之，各成专家。而兢兢以世道人心为本，论学论治，莫能外焉，此其学之所以大也。〇……学主于敛华就实，晚益笃志经学，曰：“经学即理学也。舍经学，则所谓理学者，禅学也。”于陆、王之说辨之最力。论治综核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生平论学，标“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旨。……清初学有根柢者，以先生为最，世称亭林先生。会诏开博学鸿词科，又修《明史》，大臣争欲荐之，以死自誓，乃免。(下略)
《清史稿·儒林二》：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昆山人。明诸生。生而双瞳，中白边黑。读书目十行下。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明南都亡，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炎武及归庄从之。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幸而得脱，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召，母丧未赴，遂去家不返。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于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无如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余，合图经而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1]。言古韵者[始]自明陈第，虽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2]，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3]，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4]、《古音表》二卷[5]、《韵补正》一卷[6]，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又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余年而后成。其论治综核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书，并有补于学术世道。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7]；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8]；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9]；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10]；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11]；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12]；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13]；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14]；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15]；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16]。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无子，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江南昆山人。……尝谓经学即理学，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于同时诸人，虽以苦节推孙奇逢、李颙，以经世之学推黄宗羲，而论学则皆不合。(下略)[17]
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东吴顾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于书无所不读，习熟国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贯会通，折衷而守之，卓乎为经济之学者也。而失意于时，君子惜之。以故北游上国，历燕、赵之墟，上太行，渡黄河，出塞入关，极秦、晋之鄙，折而滞留于齐、鲁间，皆得周览其名山大川，将以拟太史公之故事。乃每过吾州，辄见访，如侨札[18]之欢，皋梁之托也。为余谈说经史，不惮娓娓。或留信宿，浃月经时，然后乃得去。因见其著述之富，汗牛充栋。要皆崇正黜邪，一轨于圣贤之微旨，抽关启钥，尽见其全。其辩详以核，其论典以要，其思平实以远，其义纯粹以精。本于经而不泥于昔闻，原于史而不拘于成说，多前贤所未明，一旦自我发之者。自汉、唐以来，诸儒林立。观其意思，略与郑康成、王文中辈相仿佛，皆能深造理窟，力追大雅，以斯文为己任者也。以视今之作者，不啻奏黄钟、大吕于秋虫响答之前，其巨细不侔矣。假使先生得时，而驾为当代柱石，功业所至，不过封侯而止，其于闲先圣之道，以津逮将来，为天下后世之利，且孰得孰失乎?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抉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此自亭林支峰蔓壑。余老病荒忽，书数语其后，附以不朽。必欲东观大海，尽十洲三岛之奇，则有先生所著之全书在，非一朝一夕所得而卒业者矣。余不佞，倘如《豫》之五爻，疾而不死，请得读书养气，十年之后，文思少进，为先生细论之。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顾氏世为江东四姓之一，五代时由吴郡徙徐州，南宋时迁海门，已而复归于吴，遂为昆山县之花浦村[19]人。其达者，始自明正德间，曰工科给事中、广东按察使司众事溱及刑科给事中济。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赞善绍芳及国子生绍芾，赞善生官荫生同应。同应之仲子曰绛，即先生也。绍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节，以先生为之后。先生字曰宁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蒋山佣，学者称为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与人苟同，耿介绝俗。其双瞳子中白而边黑，见者异之。最与里中归庄相善，共游复社，相传有“归奇顾怪”之目。于书无所不窥，尤留心经世之学。其时四国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败坏。自崇祯己卯后，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国利病书》，然犹未敢自信，其后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边塞亭障，无不了了而始成。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则考索利病之余，合图经而成者。予观宋乾、淳诸老，以经世自命者，莫如薛艮斋，而王道夫、倪石林继之，叶水心尤精悍，然当南北分裂，闻而得之者多于见，若陈同甫，则皆欺人无实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学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见之施行，又一禀于王道，而不少参以功利之说者也。最精韵学，能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学之变，其自吴才老而下廓如也，则有曰《音学五书》。性喜金石之文，到处即搜访，谓其在汉、唐以前者足与古经相参考，唐以后者亦足与诸史相证明，盖自欧、赵、洪、王后，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则有曰《金石文字记》。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故其本朱子之说，参之以慈溪黄东发《日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于同时诸公虽以苦节推百泉、二曲，以经世之学推梨洲，而论学则皆不合，其书曰《下学指南》。或疑其言太过，是固非吾辈所敢遽定；然其谓经学即理学，则名言也。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先生终身精诣之书，凡经史之粹言具在焉[20]。盖先生书尚多，予不悉详，但详其平生学业之所最重者。(下略)
李光地《榕村集》卷三十三《顾宁人小传》：顾炎武，字宁人，吴之长洲人。自幼博涉强识，好为搜讨、辩论之学。十三经、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义，无不考究。骑驴走天下，所至荒山颓址，有古碑版遗迹，必披榛菅，抉斑藓读之，手录其要以归。十余岁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于六书音义尤独得。余始官庶吉士，曾相从为半日话。时余于音学无晓也，宁人举大指示之曰：“古者同文，声与形应。凡字旁从某，音必从某。后世不悟音讹，反谓古书为叶，皆非也。唐韵承江左末流，部居悉舛，分合之间纷不可治。今当以《诗》、《易》、周秦之文为正，质验字旁，分者并之，合者离之，使古书无二音，然后得复其旧。”余闻言犹未省了，家居数载，追寻言绪未达者，自以意为之说。又七年，复来京师，则宁人没矣。闻其书已成，亟求观之。……盖平、上、去三声虽有差互，犹得类从，入声则杂乱尤甚，如人经荒流者，不第乡贯不可复追，姓氏、族系皆不自别矣。有顾氏之书，然后三代之文可复，雅颂之音，各得其所。语声形者，自汉、晋以来未之有也。书既刻，厚自宝秘，曰：“五十年后乃有知我者耳。”尚有《日知录》数十卷，识大小，覆同异，辨是非，亦有补于学者。其徒潘耒刻之闽中。卫先生尔锡言其地理书用心尤多，然未见也。孤僻负气，讥诃古今，人必刺切，径情伤物，以是吴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见其比。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卷十六《顾处士炎武》：顾炎武，字宁人，江南昆山人。初，应邑令杨永言之辟，与嘉定吴其沆、同里归庄共起兵，奉故郧抚王永祚以从夏允彝于吴中。鲁王监国，授为兵部司务。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炎武与庄得脱。次年，唐王起闽中，以职方郎召，欲赴，不果。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变衣冠，作商贾，游京口。次年，之旧都，谒孝陵，癸丑再谒，其冬又谒而图焉。有仆曰陆恩，叛投里豪，丁酉四谒孝陵归，擒之，数其罪，沉之水。仆婿复投里豪，以千金贿太守，求杀之，势危甚。会故相路振飞之子泽溥为白其事，乃东行，垦田以自给。戊戌游北畿，出山海关，至昌平，谒长陵以下，复归，六谒孝陵。东至会稽。次年复北谒思陵，由太原、大同入关中，至榆林。甲辰四谒思陵毕，垦田于雁门之北。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东之京师。莱之黄氏奴以陈济生所辑《忠义录》指为炎武作，首之，驰赴山东请勘，系数月，富平李因笃[21]亲至历下解之。狱白，复如京师，五谒思陵。自是往还河北诸塞者凡十年。丁巳，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时有巨公方任史事，以书来招，答曰：“愿以一死自谢，最下则逃之方外。”戊午，鸿词科诏下，诸巨公争欲致之，以死辞，得免。其论学则曰：“诸君关学之绪余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刘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然则君子为学，舍礼何由?今日讲学家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方将赋茅鸱之不暇，何问其他?”晚益笃志六经，谓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言理学者，乃坠于禅学而不自知。康熙二十年，卒于华阴，年六十有九。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音学五书》、《左传杜解补正》、《九经误字》、《石经考异》、《亭林诗文集》诸书。
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十三：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或自署曰蒋山佣，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昆山人。炎武少落落有大志，双瞳子中白而边黑，人异之。与里中归庄善，共游复社，有“归奇顾怪”之目。乙酉夏，与昆山令杨永言、诸生吴其沆及归庄共起兵，奉故郧抚王永祚浙东，授为兵部司务，事败，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炎武与庄幸得脱，而母王氏遂不食卒，遗言后人勿事二姓。次年，闽中以职方司郎中召，母丧未葬，不果赴。明年，几豫吴胜兆之祸。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变衣冠，作商贾游，沿江上下，览南都畿辅之胜。有三世仆曰陆恩，见其日出游，家中落，叛投里豪叶方恒，且欲告其通海状。炎武禽之，数其罪而沉诸河，叶讼之，狱急，归庄私为门生刺，为求救于故尚书钱谦益，炎武知之，索刺还，不得，乃列揭通衢以自白。会故相路振飞之子泽溥，言诸兵备道，事得解。炎武既不为乡里所善，乃复浩然出游，垦田章丘之长白山下，东北游畿甸，抵山海关外。次年，念江南山川有未尽者，复归，东游至会稽，已复由太原、大同入关中，北至榆林，与同志李因笃等二十余人丐资垦田雁门之北、五台之东。自丁酉迄丁巳，二十年间，六谒天寿山陵寝，谒孝陵、思陵者亦各六。中间浙江庄廷
私史、莱州黄培逆诗之狱，几不免，而皆以智自脱。初年故国之怀，耿耿未下，奔走四方，以求一当。既知无可为，而又不欲南归，谓秦人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华阴绾毂关河之口，亦有事天下之资，乃定居焉，置田五十亩，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入则别储之。康熙间，诏举博学鸿词科，开局修《明史》，大臣多荐之，并以死辞。华下诸生请讲学，谢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讲学得名，招逼迫，几凶死。虽曰威武不屈，然名之为累则已甚，又况东林覆辙之进于此乎?”其论学则曰：“孔子尝言：‘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刘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然则君子为学，舍礼何由?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又《与友人论学》云：“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但曰：‘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于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莫若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去之弥远也。”又曰：“今之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论语》，而但资之语录，不知本矣。”其论文非有关于经旨世务者，皆谓之巧言，不以措笔。故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救弊扶衰，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究原委，考正得失。而又广交贤豪长者。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瑀；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尔岐；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山；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颙；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泽溥；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学不倦，笃于友朋，吾不如王弘撰；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弨。”其虚怀乐善如此。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历览诸史、图经、实录、文编、说部之类，取其关于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历二十年，其书始成。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利病之余，合图经而成者。好言韵学，撰《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主明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亦全不用《补音》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有迁就，故曰本音。又即《周易》以求古音，作《易音》三卷，又《唐韵正》二十卷、《韵补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自吴才老而下廓如也。谓金石之文可证经史，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经考》、《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亭林文集》、《诗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救文格论》等书，并有补于学术世道。既怀济世之才，而不得一遂所至，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随寓即饶足。尚书徐乾学兄弟，甥也，未遇时，卵翼之，至是鼎贵为东南人士所宗，累书迎请南归，终不应。或敂之，对曰：“昔岁孤生飘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鸾之灶，且天仍梦梦，世尚滔滔，犹吾天夫?未见君子，徘徊渭川，以毕余年，足矣。”庚申，妻卒于里中，仅寄诗挽之。壬戌，竟客死曲沃，年七十，门人奉丧归葬昆山。吴江潘耒，弟子也，收其遗书，序而行之。纾字子严，炎武同母弟也。居亲丧，哭过哀，目遂盲。明亡后，兄弟绝意仕进，炎武奔走四方，纾独隐居千墩[22]旧庐。华阴王弘撰称其暗修于不见不闻之地，不愧隐君子。[23]
王士禛《居易录》卷三十：友人顾炎武字宁人，别号亭林。按：顾野王读书处名顾亭林，在华亭。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二《抄书自序》：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嘉靖间，家道中落，而其书尚无恙。先曾祖继起，为行人使岭表，而倭阑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昔时尝以问诸先祖，先祖曰：“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抄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唐人书一卷也。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下略)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序》：《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成然后被之乐。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之时，其文皆本于六书，其人皆出于族党庠序，其性皆驯化于中和，而发之为音，无不协于正。然而《周礼》大行人之职：“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赓，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系，无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词赋日繁，而后名之曰韵。至宋周颙、梁沈约，而四声之谱作。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休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祐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实有望于后之作者焉。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又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书为《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论》，何也?曰：审音学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韵正》之考音详矣，而不附于经，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犹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别为书，何也?曰：自作也。盖尝四顾踌躇，几欲分之，几欲合之，久之然后胪而为五矣。呜呼！许叔重《说文》始一终亥，而更之以韵，使古人条贯不可复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割裂删削，附注于九经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之难而毁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记》曰：“不陵节而施之谓孙。”若乃观其会通，究其条理，而无轻变改其书，则在乎后之君子。(下略)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二《左传杜解补正序》：《北史》言，周乐逊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今杜氏单行，而贾、服之书不传矣。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觿》百五十余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参以鄙见，名曰《补正》，凡三卷。若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则别记之于书，而此不具也。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二《金石文字记序》：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积为一帙，序之以贻后人。夫《祈招》之诗，诵于右尹，孔悝之鼎，传之戴《记》。皆尼父所未收，六经之阙事，莫不增高五岳，助广百川。今此区区，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门旧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
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而田父伧丁鲜能识字，其或褊于闻见，窘于日力，而山高水深，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岂无挂漏?又望后人之同此好者，继我而录之也。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下略)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一《读亭林遗书》：乾隆壬子，白门书贾新雕《日知录》出，予翻阅首册，始知亭林之名。爱其书，力不能购。嘉庆辛酉，客芜湖，为从游姚季光著《说储》二篇。壬戌，至常州，主李申耆家，出稿本质之。申耆手为缮清，以为其说多与《日知录》相出入，因得尽读《日知录》三十卷，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唯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欲删移其半，别为外篇，以重其书而未果。嗣游扬州，得见《唐韵正》五书，心伟绝业，而非所好也。又得《郡国利病书》读之，征录赅备，如医家流之有《本草纲目》，足为《日知录》之佐使。迨展侧吴越，近世闻人之书大都得寓目。窃以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继闻亭林有诗文集，求之不可得。今岁家食，见黄修存藏《亭林遗书》十种，诗文集备在，假归读之，乃知所著又有《肇域志》，其稿不知尚在人间否?而集中自述《日知录》之辞，有曰：“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又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又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道之隆污，各以其时，使后王得以酌取，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然后知予之所以信亭林者，乃即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立说之多符合也。如《日知录》所载，自古有亡国，无亡天下。国亡，卿大夫之责也。天下亡，则士与有责焉。集中所载，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又曰：“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又曰：“目击世趣，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饬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至哉言乎！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亭林之自序曰：“少为帖括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恳恳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即罢帖括之业，而力求吾儒所当有事者，佣书负米，经三数十年，颇能远伤廉之取，不枉己以求合，辛苦颠踬而不悔。兹读亭林诗文，按其岁月，核其行检，辨进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励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坚。读其集，而《日知录》乃以益重，则信乎其近世学者之首也。亭林耳目至广，记诵绝人，勤于笔札，至老不倦。于以参较错互，辨正讹谬。其学能举大而不遗么细，沾溉小儒，目饾饤一得之勤，以及考证、声韵、金石、舆地名家者十数而不止，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稗贩而谀闻，是亭林之所长也。予少小尠所闻见，雅善遗忘，唯以食贫居贱，知民间所疾苦，则心求所以振起而补救之者。稍长，困于奔走，涉世事，读官书，则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知举事骇众则败成，常求顺人情，去太甚，默运转移而不觉，必能自信也，而后载笔，然犹必时察事变，稍有窒碍，则不惜详更节目，要于必可举行以无误后世，是予之所长也。至于诗文一艺，结习同深。亭林之诗导源历下，沿西昆、玉溪、杜陵以窥柴桑，予则托始供奉，溯康乐、平原以达步兵、东阿，而弛负于曲江、杜陵。亭林诗从声色入，予诗从臭味入，言必有物，风云月露，不得涉其毫渖，是则所同也。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跻南丰，以其立志远，而读书多，更事数，时时有独到语，为曾、朱两家所未及。予为文能发事物之情状，窥见至隐，有如面谈，繁或千言，短则数语，因类付形，达意而止，是则千虑之一，抑亦有不敢多让者。要之，亭林之学成于责实，予之学出于导虚，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论议，则予可免凭臆之讥，而亭林亦少术述之诮矣。亭林见《韵补》，而自伤谫陋独学，欲求如才老者与之讲习，则明六经之读，复三代之旧，夫岂其难。则予读亭林遗书，而不能不重为之叹息者，亦无怪矣。[24]
章太炎《检论·清儒》：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纡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
今按：顾炎武早年深受其祖父之影响。其学之主干为经世之学，而义理之学实非所长，去禅学化倾向尤为偏颇。身处明、清之际，安得复三代之古?其考据之学亦接着宋、明诸儒而讲，并非独辟蹊径。后世以清代朴学开山祖师视之，其考据学受到时代、家庭、天资、资料等多方面的限制，故其学术成果多为未定之说。《日知录》开启清学札记体范式，提出了大量论题，此后主流学者围绕这些话题展开了长达三百年的讨论，顾炎武因此成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中心人物。
【注释】
[1]《音论》：《音论》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共十五篇。其中五篇较为重要。《唐宋韵谱异同》考订唐宋用韵沿革。顾氏意在据唐人韵谱以正宋人韵谱之失。《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主唐陆德明之说，认为古人用韵宽缓，如相近可协，则不必依今韵之苛细而改读。《古诗无叶音》主陈第之说，但顾氏同时也认为，由于方音之异，有些字虽不同部，也可以相押。《古人四声一贯》认为，古有四声，但可以递转。顾氏主张，古人读音本有迟疾轻重之别，但由于诗的抑扬高下不同，遂使有些字一字具有迟疾轻重不同的几种音读，以后起的四声名称而论，即“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近代入声之误》认为《广韵》以入声配阳声是错误的。顾氏根据古人押韵、文字谐声、一字异读等材料，主张古代入声配阴声。但侵以下九韵仍旧，歌、戈、麻亦无入声。(见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第462页)
[2]《诗本音》：《诗本音》据《诗经》以求古音。列《诗经》全文，注音于韵脚之下。凡顾氏认为其音读与今音合的，注明《唐韵》(实即《广韵》)韵目；与今音不合的，则根据《诗经》全书的用韵，参以其他古书韵文，用直音或反切正其音读。顾氏认为，古音本如此读，并非“叶”。这就是“本音”的意思。取全部《诗经》一千九百余韵字，与《广韵》二百零六韵比勘，辨其同异，综合贯串，以求上古韵部之分合。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至此始一一廓清。此书开清人研究《诗经》古韵之先河，其功甚伟。但顾氏同时有一局限，即受陈第及其前学者的影响，以为当时音读能谐合的，就是古今未变的读音。实际上，今读谐合的，古音并不一定同。如今音支、脂、之三韵不能别，古则分为三部。(见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第462页)(www.xing528.com)
[3]《易音》：《易音》据《易》韵文以求古音。注音体例与《诗本音》同，又多取《诗本音》参照。《易》用韵与《诗》有所不同，顾氏认为这是方音之异。真、谆、臻与耕、清、青通，蒸(“应”字)与东(“中”字)通，侵(“禽”、“深”、“心”三字)与东(“穷”、“中”二字)通，这三种情况顾氏都断为方音用韵。顾氏拿它们与《诗》韵的方音参照，并且说“以此知五方之音，虽圣人有不能改者”。顾氏对方音现象的注意，是很可贵的。(见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第462页)
[4]《唐韵正》：《唐韵正》以古人用韵正《唐韵》音读之误。顾氏以《广韵》与《唐韵》一脉相承，所以虽然他订正的是《广韵》，却名之为《唐韵正》。该书就二百零六韵逐字辨其音读。凡今音与古音同的，则不注；不同的，则认为是“韵谱相传之误”，先用直音或反切注其古音，后引经传韵文正其读。一韵大部分皆同，仅数字误的，就数字注之，如一东；一韵皆误的，则每字注之，如四江；相同与不同各半，则同者略注，不同者详注，并说明其本不同源而误并为一，如五支；一韵皆同无误，则不注，如二冬、三钟。此书优点有三。1.就韵中各字一一考订，离析《唐韵》以求古韵部分合。这对古音研究是一大贡献。而在顾氏之前，古音学家多仅就韵目归并。2.据历代用韵异同说明语音的流转。3.除韵文材料外，还用文字谐声以求古韵部分合。此书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取证下限过宽。所引不但有两汉南北朝诗赋，且有唐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古韵分部的精密性。其次，有泥古思想。语音古今不同是发展变化的结果，顾氏概以为“韵谱相传之”，是不妥当的。(见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第462～463页)
[5]《古音表》：《古音表》立古韵十部：东、冬、钟、江第一，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第二，鱼、虞、模、侯第三，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第四，萧、宵、肴、豪、幽第五，歌、戈、麻第六，阳、唐第七，耕、清、青第八，蒸、登第九，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第十。上去随之。入声配阴声(第十部除外)。一韵派属两部的，各部录其所属诸字，并注明：“凡不载者，即案文字偏旁以类求之。”一韵之中少数归入它部的，则于它部下录所收之字。顾氏所分古韵十部中，歌、阳、耕、蒸四部在整个清代古音学中被视为定论；以入声配阴声，也是顾氏一大创见。但总的看来，其分部尚为疏略；入声的具体分配，也多有不当之处。江永《古韵标准·例言》称顾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极为公允。(见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第463页)
[6]《韵补正》：顾氏在撰写《唐韵正》之后，遂作此书以正宋吴棫《韵补》之得失。《韵补》内容可分为二：1.是收录古人用韵而今韵不收的韵字；2。论二百零六韵的古音关系。此书对二者均予是正。首先，逐字考辨吴书所收之字。依内容异同分别若于门类：①所收与古音相合的；②不合古音的；③虽不合古音而又见于《诗》、《易》方音用韵的(此为存疑条)；④四声递转，吴氏本不必收录的；⑤“入声转用”的(此见于去声阴声韵中)。进而逐韵考订吴氏所论二百零六韵古音相通关系。其与吴书意见相同的，则列而不论；意见不同的，则列而正之。其中有吴氏认为与此通而顾氏认为当与彼通的，如江韵：有一韵当析其半而吴氏未析的，如庚韵；有古韵部当立与否的，如尤、侯、幽。但真以下十四韵，吴氏分真、先二部，顾氏虽不分，却无异议。此书对吴书的功过是非，都能尽其所知给予指出订正，态度公允，条理清晰，考订详谨。(见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第479页)
[7]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吴江(今属江苏)人。精天文历算之学。
[8]杨瑀，字组玉，号雪臣，又号旭楼，武进(今属江苏)人。顾炎武《与杨雪臣》云：“愚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与时名。”即此文所言“读书为己”。
[9]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又号汗漫，济阳(今属山东)人。
[10]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啬庐，另有数十别号、室名。阳曲(今山西太原)人。
[11]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周至(今属陕西)人。
[12]路泽浓，字吾征，又字安卿，直隶曲周(今属河北)人。
[13]吴志伊，字任臣，一字尔器，号托园，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14]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
[15]王弘撰，字无异，一字修文，号山史，又署鹿马山人，华阴(今属陕西)人。
[16]张弨，字力臣，号亟斋，山阳(今江苏淮安)人。
[17]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435～5437页。
[18]侨札指春秋郑国公孙侨(子产)与吴国公子季札。季札至郑，与子产一见如故，互赠缟带纻衣。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后因以“侨札”比喻朋友之交。
[19]花浦村，即今昆山市千灯镇，尚有顾炎武故居，又新辟顾园。
[20]全氏此语似为误断。
[21]李因笃(1631—1692)，字天生，一字孔德，又字子德，陕西富平人。事迹见冒怀辛《天生学案》(载杨向奎《清儒学案》第三册)。
[22]千墩，即今昆山市千灯镇。据《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吴地有三江，其吴淞江畔有土墩九百九十九个，及昆山南三十里有一高土堆，为第一千墩，遂称“千墩”。千灯位于昆山市区东南部，东接上海，西通苏州，为江南著名水乡之一。至今仍保留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棋盘式格局和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风貌。
[23]《续修四库全书》第333册。
[24]《续修四库全书》第108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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