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石窟艺术及历史研究：党项蒙古时期及敦煌石窟的关联

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太宗圣光皇帝李德明遣其子元昊攻陷甘州，曹贤顺率兵东奔瓜州，称瓜州王23。天圣八年（1030年）沙州回鹘东进，贤顺以千骑降于西夏。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景宗元昊击败沙州回鹘，袭取瓜沙二州24。西夏的版图曾包括二十一州，据有今天宁夏、甘肃大部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有国达一百九十多年。

夏国君主都是佛教的崇信者。赵德明和赵元昊，创业的两代皇帝，都是既通蕃、汉文字，又懂佛学的人物。他们曾六次派人到宋朝求《大藏经》，并设有译经场。朝廷还设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作为延揽人才、聘请高僧、广弘佛事的机构。西夏从西藏迎来噶玛噶举派密教，形成了显、密结合的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于是“东土名流、西天达士”25云集西夏。当时，不仅修葺旧有寺院，还建了许多新寺院，如高台寺、护国寺等，当然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石窟寺，以至于“佛图梵刹遍满天下”26。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整个河西走廊，留下了大量西夏时代的佛教艺术遗迹。榆林窟当时被誉为“世界圣宫”27，是西夏人的佛教圣地。

蒙古人于1227年攻破沙州，并灭了西夏，于是废除了瓜沙州治，以其地隶于八都大王。虽然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重立瓜沙二州，但因时局不稳，又于1291年尽徙瓜州居民于肃州，使瓜州名存实亡。28这以后才又派兵到瓜、沙屯戍，恢复生产，因而榆林窟所见元代纪年题记皆属晚期。其中最早的题记为至顺二年（1331年）瓜州知州郭承直并男郭再思、司吏吴才敏、巡检杜鼐臣等到榆林窟礼佛于第12窟所书。

元代佛教地位愈高。西宁王速来蛮至正四年（1344年）“驻镇沙州”，瓜州当亦在辖下。29至正八年，他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诵经奉佛，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碑。至正十三年，守镇官员便下令重修榆林窟，墨书题记写道：“大元守镇造……太子□（业）□（宝）□（卷）里至三危，睹斯胜境，见光相于室中，闻秀气于岩窟，由是重建精蓝，复兴梵刹，广□缁流于四姓，多与掸定于间”30。榆林窟大致修于此时，新建和改绘继承了西夏显密结合的思想和艺术。

榆林窟西夏开建洞窟有四个。其中，墨书汉文、西夏文纪年题记现存五处，即：

天赐礼盛国庆五年 癸丑 （1073年） 第16窟

雍宁元年 甲午 （1114年） 第25窟

正德元年 戊申 （1128年） 第17窟

人庆二年 乙丑 （1145年） 第25窟

乾祐二十四年 癸丑 （1193年） 第19窟

这些题记多属重修记事或游人漫题。

西夏和元代的壁画内容已与前代不同。以第3窟为例，顶部中央画五方佛曼荼罗，四面绘祥禽瑞兽、花边和垂幔，构成覆罩整个窟室的天盖。西壁（前壁）门上画维摩诘经变，门南普贤变，门北文殊变。南壁画观音曼荼罗、观无量寿经变、五方佛曼荼罗。北壁画金刚曼荼罗、天请问经变、五方佛曼荼罗。东壁（正壁）中间画佛传，南侧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变，北侧十一面千手观音变。其中各种曼荼罗为藏传密宗画，两铺千手观音变则属汉密，其余各种经变皆为显宗，整个布局上是显密混合的（图8-13）。

西夏佛教在四面八方影响下兼收并蓄，表现在石窟寺中是以大乘显教为主，密教为辅，密教中以藏密为主、汉密为辅，并努力将各宗各派融合在一起，从而适应各民族信仰和审美上的需要。到了元代，则以密教为主。

壁画题材大体可分四类。

经变画主要有文殊变、普贤变、西方净土变、天请问经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等。其中有些经变，如弥勒、法华，趋于简化，主要表现法会场面，着重人物刻画。有的经变却有很大的发展，如第3窟文殊变和普贤变，不再像曹氏画院那样以狮队、象群及众多人物组成壅塞的画面，而是将大小十余人物置身于秀丽的山川和云空之中，以自然风光烘托出一个旖旎灵奇的神佛世界。文殊师利菩萨手持莲花，在青狮上安详端坐，驭狮的昆仑奴是虬髯胡服的西域武士。帝释天等圣众，疏疏落落怡然自得地漫步在云海间。文殊身后海涛拍岸，群峰耸立，云兴霞蔚，迷雾蒙蒙；古刹隐藏于幽谷，彩虹横跨于山峦；仙山琼阁，神秘而静寂。在普贤菩萨的身后，奇峰突起，雾锁山腰；山下流水潺潺，楼阁辉映；山后一马平川，邈远无垠。美丽的图画境界出自西夏画师心灵的营构。显然，两宋文人山水画的飞速发展，董源、范宽、李唐、马远的高度成就，已给予民间画工以积极的影响，为佛教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

图8-13 榆林窟第3窟内容分布示意图

在普贤变图中右侧，波浪滚滚的海边出现了唐僧取经图：僧人内着襦裤，外套右袒袈裟，足蹬麻鞋，双手合十礼拜普贤，一猴面行者牵白马跟随在身后，马背上的佛经熠熠放光。这是所见最早的玄奘取经图。玄奘取经故事流传已久，更早的绘画作品，据欧阳修记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所见，扬州寿宁寺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存，尤为绝笔”（《于役志》），如今寺壁早已无存。榆林窟和东千佛洞保存着玄奘取经图五处，依据的是宋人话本（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而非佛教经籍。

玄奘于贞观三年西行取经，途经瓜州，当时瓜州刺史独孤达侍奉甚殷。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所以取经故事一直在瓜州流传不衰，后来又图之于窟壁。玄奘之后约四十年的西游高僧，法号悟空，俗姓车名奉朝31，天宝十载（751年）随中使张韬光出使印度，因病于犍陀罗国出家，遍游五印度。大约二十三岁西游，六十岁归国，往返途中历经磨难，归国后住长安章敬寺译经。后来宋元话本、杂剧和吴承恩《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概就是以这位悟空为蓝本加以高度想象而虚构出来的艺术形象。

西方净土变表现西方极乐世界，殿宇楼阁充满壁画。这类经变均以建筑为主体，构成一个宏伟的宫廷建筑群。图中主体佛殿雄踞中轴线上，高阁回廊四周合围、左右对称；院落布局，层层迭进；歇山顶或攒尖顶，中脊陡立，饰以宝瓶、鸱尾，屋角起翘如鸟展翅，展示了木构建筑巍峨壮丽、庄严肃穆的民族风格。(www.xing528.com)

佛传图的形式也很别致。画面主体情节为降魔：释迦安坐宝塔内，魔王服中国帝王衣冠，三魔女作中国后妃装，魔军变成了密教火头金刚模样。画面两侧画八塔，表现释迦生平的重要事迹。上部画涅槃，举哀人众的两端出现七佛一菩萨的组合，当系过去七佛和尚未成佛的弥勒菩萨形象。

密教图像 有汉密的，也有藏密的。汉密的，如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以第3窟五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变最富特色。观音作立像，五十一头，最上一头为佛像。千手伸展如圆轮，每只手中有一慈眼。藏经洞发现的《千手眼经》说：“叠头如塔，分臂如蔓，千眼遥观，千手接应，应会者闻声，随求者质见。”已将千手千眼观音的宗教职能表述无遗。但画师的想象往往突破宗教的规范，如佛经中所说四十种手，画中都有相应的形象，但还有很多形象是佛经里没有的，特别是一些生产劳动和生活场面，如农耕、酿酒、锻铁、踏碓、商旅和百戏等（图8-14）。通过象征性的事物，展现出一个纷纭复杂的苦难世界，并把解脱苦难的善良愿望寄托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身上。

西夏时代，藏密绘画从西藏传来，多为曼荼罗，或称坛城图，如第 3窟中的五方佛曼荼罗、十一面观音曼荼罗，四方有塔，塔两侧有旗，圆坛与方城层层套叠，坛内安置尊像。另一种藏密画是金刚（明王）图像。例如第29窟不动金刚，作忿怒形，一手持金刚杵，一手执蛇，是奉大日如来教令降伏一切恶魔的明王。又如第4窟的军荼利金刚忿怒像，八臂，持轮杵杖等法器，身在火光中，奉南方宝生如来教令降伏行疾疫害人的一切鬼神。藏密画中也有不少美丽的形象，如第3窟曼荼罗中的一身菩萨，手攀树枝，舞姿柔曼，神情恬逸，是颇具尼婆罗风的树下美人图。元代第4窟的各种密教图像，多属传自西藏的密教艺术。

图8-14 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生产劳动诸场面

尊像画 最引人注目的题材是水月观音，继唐代周昉“妙创水月之体”，宋初已在瓜、沙石窟流传，至西夏而别具风格。第2窟的两幅水月观音图，画珞珈山岩上观音倚奇石而坐，石后修竹数竿，岩下绿波荡漾，莲花盛开，天空彩云缕缕，托出一弯新月，与围绕菩萨水晶般透明的光环，相互辉映，颇有月夜之感。正像白居易诗句形容的“净渌水上，虚白光中，一睹其相，万缘皆空”32，图中有善财童子驾祥云前来受教。其中一幅不被注意的右下角，可见唐僧和牵马的猴行者翘首行礼。这是又一处表现玄奘取经的画面。《华严经》里赞观音菩萨是勇猛丈夫观自在33，而壁画上的形象却使人感觉到温静娴雅的女性美。

元代第4窟的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图，与过去的见宝塔品大不相同，释迦、多宝均作菩萨装，宝冠高髻，卷发披肩，上身半裸，着短裙，游戏坐。二像之间，高足莲花宝台上三座宝塔，其上各有伞盖。背景为灵鹫山，画作高耸切云的群峰。很明显，这一大乘显宗题材，已具有浓厚的藏传密教色彩。

说法图也抛弃了旧模式，显密交错，构图新颖，佛座下圣众、金刚力士、天龙八部、中国帝王式的帝释梵天及其男女眷属、汉僧形象的佛弟子和尼婆罗式菩萨聚集一处。说法场面在峰峦围抱之中，水晶和琉璃堆成的宝山色彩华丽，山间有修行的僧人。

供养人画像 在西夏和元代洞窟里，全部是少数民族形象，如党项羌、回鹘和蒙古等。

在第29窟里，都是党项供养人画像，其中一高僧像，面相丰圆，头戴金贴起云冠，内着半袖，外套袈裟，拈花坐须弥座；身后童仆张伞盖，座前群僧供养；有一老僧，托盆奉献，意态虔诚。榜书西夏文题名为“真义国师信毕智海”34。国师是西夏国王授予的最高职称。他的身后排列着西夏武官画像，第一、二身头戴金贴起云缕冠或银贴间金冠，身穿圆领窄袖紫旋襕，腰间护髀，束长带，足蹬乌靴，第三身无护髀、长带。其题名分别为：“□□□沙州监军摄受赵麻玉一心皈依”（第一身），“□内宿御史司正统军使趣赵一心皈依”（第二身），“□儿子御宿军讹玉一心皈依”（第三身）。

在第二身内宿御史身后，有一纸画补贴于壁上的童子供养像，头顶无发，着襕袍，题记为“孙没力玉一心皈依”。上排供养人行列最后另有侍童三人，头顶无发，可能与元昊秃发令有关。在国师像下面还有下排男供养人画像，衣冠与上排相同，有题名者六身。第一身手捧香炉，题名为“……瓜州监军……座……名每纳……”。第二身题名为“施主长子瓜州监军司通判纳命赵祖玉一心皈依”。第25窟甬道西夏文题记中亦有赵祖玉等的题名：“……凉州路瓜州监军司通判□官赵嘿□□，你合饿州监军司通判考色赵祖玉，亲友前长军赵果山，子前长军□嘿罨□□，□□，没力折。”二窟之中的赵祖玉应系同一人，这两组男供养人像，包括了祖孙三代。第29窟功德主正是第二代赵祖玉。

第29窟内还画党项族女供养人二排。上排第一身光头，外着袈裟，题名为“……出家掸定箇则那征平一心□□”。第二身，高髻小团冠，两侧斜插步摇，身穿交领窄袖衫、百褶裙、弓履，题名为“故岳母曹氏福者一心皈依”。以下共十余身，除服色花纹外，装束大体相同，多属汉、夏混合装，人物画相多有党项族特点（图8-15）。这些女供养人与同壁男供养人的关系，说明西夏党项族官员与瓜沙曹氏也有联姻之好。

西夏供养人形象，大都符合史籍中对元昊的形容，“圆面高准”，身躯高大。35统治者的形象，往往成为一时审美的好尚。

图8-15 西夏女供养人 榆林窟第29窟

在元代洞窟里蒙古族画像不少。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画像，男女对坐于床上。男像，头戴宝顶莲花帽，披发，着“质孙”（蒙古民族一色服）。女像冠饰与男像同，或戴顾姑冠，穿纹绣衣。男女均双手执金刚杵交叉于胸前。两侧有侍者，戴笠帽。这应是蒙古王公贵族礼佛的样式。元朝在寺院里为帝王设神御殿 （旧称影堂）。当时统治瓜沙的西宁王速来蛮、脱欢大王，都曾到莫高窟、榆林窟上香礼佛。

第3窟蒙古族男像，头戴宝顶笠帽，着黄色氁衫，搭护衣，脚穿六合靴，题名为“思钟答里太子”。女像第二身戴顾姑冠，顶插羽毛，长裙曳地，系蒙古贵妇的礼服，题名为“太子答里夫人”。

第39窟甬道有回鹘族男女供养像，男像戴白毡高帽，后垂红结绶，着圆领团花紫旋襕，腰束革带，挂鞢七事，穿白毡靴，当系回鹘王子或官员画像。女像，高髻博鬓冠，翻领红袍，项饰瑟瑟珠，属回鹘贵妇衣冠。另有回鹘族庶民男像，毡冠，红结绶，窄袖短衫革带，白裤，毡靴。这里的回鹘族形象及衣冠，多与西州回鹘接近。

装饰图案 保存完好的大多是西夏和元代的作品，唐宋图案所剩无几。西夏元代的石窟装饰主要在洞窟的顶部，形成一个覆盖全窟的大宝帐。窟顶中央的藻井图案，除个别洞窟继承唐宋团龙翔凤纹样以外，多已被密宗曼荼罗所代替。第2窟藻井团龙，因富于动感的圜饰而使人感到龙在不停地旋转。第10窟中心为曼荼罗，四周多饰各种花边，如回纹、联珠纹、宝珠纹、菱纹、龟背纹、云头纹、鸟兽百花卷草纹、垂帐纹等，其中游龙、翔凤、奔狮、翼马、麒麟、天鹿、花雁、六牙白象等祥禽瑞兽，颇为生动。在大宝帐下，四壁上部有飞天旋绕。飞天在天花、珠宝自然运转的太空中，怡然自得地弹奏各种乐器，计有筝、琵琶、腰鼓、笙和胡琴。用弓弦拉的胡琴，在这里首次见之于壁画形象，为敦煌音乐研究提供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