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迹故事画-敦煌石窟艺术研究

曹氏画院将唐代前期的佛教感应故事画和唐后期的瑞像等糅合在一起构图。例如第454窟，以牛头山为中心，上部画石佛浮江、高悝得金像等海上场面，下部多为泥婆罗火池、纯陀故井、一手遮天、降服毒龙等内容，形成了巨型变相，画于甬道顶部，西侧斜披画单身瑞像数十身。画院画师在牛头山这一主题上颇具匠心，画中由牛嘴架起高耸的阶梯，直通山顶大伽蓝，以瞻仰佛像。《大唐西域记》中记瞿室伽山（即牛头山）说：“山峰两起，岩隒四绝，于崖谷间建一伽蓝，其中佛像时放光明。”27与此图大体相符。

还有些瑞像、神僧像也逐步发展成为经变形式，如神僧刘萨诃，有单身像，有单幅故事画，亦有巨型变相。第98窟背屏后，在巨型立佛像下，画一骑士红巾抹额，在山中张弓追猎一鹿；又画一武士牵马，面前一鹿，旁立一僧。此图与刘萨诃起初不敬佛道为人凶顽，曾因猎鹿而被鬼神擒捉的故事28应有密切的关系。

第72窟的刘萨诃变相（图5-6），现存榜题三十余方，内容有：七里涧圣容像现，圣容像初下无头，天女持花迎本头，架梯安头头还落，刘萨诃发愿修像，圣容像乘云飞来，罗汉礼拜圣容碑，蕃人偷盗佛宝珠，火烧寺天降雷鸣，十方诸佛社会……这些内容，据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

太武太延元年（435年），有离石沙门刘萨诃者，备在僧传，历游江表礼鄮县塔，至金陵开育王舍利，能事将讫西行，至凉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东北望御谷山遥礼，人莫测其然也。诃曰：此山崖当有像出，灵相具者则世乐时平，如其有缺则世乱人苦。经八十七载，至正光元年（520年）因大风雨雷震山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严唯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安讫还落。魏道陵迟其言验矣。至周元年，凉州城东七里，涧石忽出光照烛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仪雕（凋）缺四十余年，身首异处二百余里，相好昔亏一时还备。时有灯光流照，钟声飞响，皆莫委其来也。周保定元年（561年），立为瑞像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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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刘萨诃变相 莫高窟第72窟南壁

与画面大体吻合。但无论此文或《高僧传》《续高僧传》《法苑珠林》以及手写卷本《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等文献所载，都不及这铺画面的内容丰富。它很可能是根据刘萨诃变文而又大大加以发挥的产物。画面虽然内容丰富，各个情节表现也都生动，但是在构图上没有主体，只是许多单个场景的臻集，整体看去缺乏统一和谐之美。

五台山传说为文殊菩萨居处，自北魏起已深受佛徒景仰，不断前往巡礼供养，留下无数胜迹。《五台山图》也应属于佛教史迹画范围。它的出现，始于唐代。唐高宗李治龙朔年间（661—663年）沙门会赜创制《五台山图》小帐30之后，便“广行三辅”。敦煌壁画中出现五台山图始于吐蕃占领时期。在第159、361窟的西壁《文殊变》下方都有屏风画《五台山图》，时间在开成年间（836—840年）。它与长庆四年（824年）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31当不无关系。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规模空前，共计四十五平方米。图上山峦起伏、五台并峙；正中一峰最高，榜题“中台之顶”，两侧有“南台之顶”“东台之顶”等四座高峰。五台之间遍布大大小小的寺院和佛塔约六七十处，其中包括“大法华之寺”“大佛光之寺”“大福圣之寺”“大建安之寺”“大清凉之寺”“大王子之寺”等十六所大寺。中台则有雄伟的“万菩萨楼”和“大圣文殊真身殿”。如今尚存的佛光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所建大殿，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珍贵遗迹。画面下部还画了镇州（今河北正定）城、太原城和五台县城。其间描绘了千里江山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诸如朝山、送贡、行脚、商旅、刈草、饮畜、推磨、舂米，乃至桥梁、店房等等（图5-7），形象真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中送贡的行列，前有骑士导引护卫，后有仆从捧持贡品，榜题为“送贡天使”，又有“湖南送贡使”。文献记载中屡有帝王遣使送贡到五台山的记载32。可见《五台山图》是以现实为依据，并非完全虚构。

第61窟的《五台山图》虽然也画了神异感应之类，但与宗教神秘气氛浓郁的经变画不同，它是一幅历史地图，又是山水人物名胜的艺术佳构。图里山高水远林木扶疏，道路纵横，殿宇耸峙，云霭飘漾，瑞鸟飞鸣。风景优美的佛教圣地，吸引了远近无数巡礼朝圣的行脚僧。日本僧人圆仁于开成四年（839年）巡礼五台山时，还延请画博士为作《五台山现化图》携归日本。由于《五台山图》东渡日本，西入西域，便成了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