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占领前后，敦煌莫高窟出现了《报恩经变》，以后又出现了《报父母恩重经变》和《劳度叉斗圣变》。它们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关系。
开元天宝以来，唐王朝内部已经出现分崩离析的征兆。出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统治者对于儒家的忠孝伦理思想格外提倡，并进一步把它与佛教思想融合在一起。天竺佛教来到了中国这块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土壤，不可避免要受到忠君孝亲思想的浸润。
吐蕃占领河西之后，民族矛盾更趋尖锐。被统治的汉族和各族人民以忠于唐朝君主的口号，展开对于吐蕃贵族的反抗斗争。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河西地区特别是沙州掀起一股鼓吹忠君孝亲思想的热潮。这一思潮对于石窟的开凿带来直接的影响。这就是《报恩经变》和《报父母恩重经变》等产生的历史原因之一。
至于张议潮恢复河西之后，接连出现的《劳度叉斗圣变》，则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反映。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年代里，只承认中原汉族政权是正统，边疆少数民族往往被称为“蛮夷戎狄”。这与佛教的正统观念不谋而合。佛教也把同时期的九十六种宗教派别一律视为需要降服的外道。这两种思想在河西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结合起来了。莫高窟壁画不仅通过《劳度叉斗圣变》曲折地表现抗蕃胜利的激情，还寄希望于长期巩固这一胜利。张氏收复河西之后，仍然是“敦煌郡四面六蕃围”29的局面，汉人政权并不巩固。要想抵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入侵，巩固政权，《劳度叉斗圣变》加上变文，是一种极好的宣传方式。《劳度叉斗圣变》在张、曹两世政权期间大量出现，一入西夏政权时期，立刻绝迹。正像吐蕃赞普形象在吐蕃时期列于各民族之首，一旦张议潮收复河西，立刻退居次要。经变题材的兴衰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晚期的莫高窟艺术虽不像前期那样辉煌灿烂，但由于它同现实生活的关联愈趋密切，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更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研究。
注释：
1 敦煌石窟遗书S.1438。
2 《唐会要》卷九十七。
3 《唐会要》卷九十七。
4 第201窟《发愿文》。
5 载《沙州文录》。
6 第231窟内容，在《阴处士功德记》中有详尽的记载：“……贸良工，招锻匠，第二层中方营窟洞，其所凿窟额号报恩君亲也，龛内塑释迦牟尼并声闻、菩萨、神等共七躯，帐门两面画文殊、普贤菩萨并侍从，南壁画西方净土、法华、天请问、报恩变各一铺，北壁药师净土、华严、弥勒、维摩变各一铺，门外画护法善神。”与洞窟内容完全吻合，展示了吐蕃时期石窟内容和结构的特点。
7 《大正藏》卷二十五，第66页。
8 《大正藏》卷十二，第904页。
9 《大正藏》卷二十，第131页。
10 详见李永宁《报恩经变和莫高窟壁画报恩经变》。
11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12 《大唐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无忧王（阿育王）既开八国所建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谓罗汉曰：‘我心所欲，诸处同时藏下舍利，心虽冀此，事未从欲。’罗汉白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隐蔽，其状如手，此时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无忧王观候光景，日正中时，罗汉以神通力，伸手蔽日，营建之所咸皆瞻仰，同于此时功绩咸毕。”
13 见孙修身《莫高窟的佛教史迹故事画》。(www.xing528.com)
14 见孙修身《莫高窟的佛教史迹故事画》。
15 敦煌石窟遗书P.3451，《敦煌变文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16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开元十八年”条。
17 《旧唐书》卷十八《宣宗纪》，《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敦煌石窟遗书P.3633。
18 《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19 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年第5期。
20 《大正藏》卷四，第418-421页。
21 《大正藏》卷十六，第587页。
22 敦煌石窟遗书P.2187、S.3491，《敦煌变文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23 “唐密”指从中原地区传到河西的密宗佛教，有别于“藏密”。
24 唐开元年间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到长安传播密教，人称“开元三大士”。
25 牛头山，即牛角山，见《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
伽山（唐言牛角），山峰两起，岩隒四绝，于崖谷间建一伽蓝，其中佛像时放光明。昔如来曾至此处，为诸天人略说法要，悬记此地当建国土，敬崇遗法，遵习大乘。”
26 此手法对前人应有所借鉴，见《图画见闻志》卷五所记吴道子、韦无忝、陈闳合作《金桥图》。
27 《沙州文录补》乐慎之残牒。
28 敦煌石窟遗书S.4000《佛说智慧海藏经》卷下尾题。
29 敦煌石窟遗书P.2462《张淮深造窟记》。
（原载《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4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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