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第9条共有两款，其中第2款是在200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增加的内容。这表明原告适格范围在逐步扩大，并体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原告适格问题不断深入探究的成果。2004年以前，对第1款，即“只有就行政行为或者复议决定之撤销有法律上之利益者，才能提起行政行为撤销之诉或者复议决定撤销之诉”，如何理解，没有统一的看法，尤其是第三人的原告适格问题。各界对此的理解也是不断发展。起初是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延续而来的反射利益说，或曰事实利益说来否定原告适格，即行政行为中第三人所获得的利益是法律保护公益过程中客观地反射给一般人的利益，只是一种事实结果，虽然间接地给私人带来利益，但私人不具有以该利益受侵害为由而向法院起诉的请求权。1957年公共浴室诉讼[27]一审判决“京都地判昭和32·6·29民集16·1·65”主张反射利益说，否定了当事人的原告资格。二审判决“大阪高判昭和33·4·26民集16·1·72”支持了一审判决。1978年最高法院在果汁标识不当诉讼[28]判决“最判昭和53·3·14民集32·2·211”中认为，法律保护利益是指以行政法规范保护私人等权利主体之个人利益为目的，通过制约行政权行使而得以保障的利益，要与以行政法规范实现公益为目的，制约行政权行使后，在结果上有时让一定的人获得的反射利益相区别。一般消费者根据《不当赠品与不当标识防止法》而获得的利益是国民全体通过公正交易委员会实施该法保护公益来共通具有的抽象的、平均的、一般的利益，换言之，其是作为公益保护之结果而产生的反射利益或者事实利益，不是法律保护利益。但随着权利观念的进步，人们逐渐不使用反射利益说了。
1962年最高法院在公共浴室诉讼判决“最判昭和37·1·19民集16·1·57”中认为，公共浴场法主要出于“国民健康与环境卫生”这一公共利益，设置了许可制，但防止滥设立公共浴场，防止无序竞争导致经营不善，也是公共利益所必需，所以，保护被许可人免受滥设立所致的经营不善这一旨趣不得否定，通过许可制适当实施而被保护的经营者的营业利益不只是单一的事实上的反射利益，而是公共浴场法所保护的法利益。上诉人的原告资格得到了最高法院认可。
1982年最高法院在保安林诉讼[29]判决“最判昭和57·9·9民集36·9·1679”中认为，解除保安林认定的根据法《森林法》将相关居民的意见陈述机会作为程序上的利益加以保护；森林存续给不特定多数人带来的生活利益之中，存在一定范围的与公益并列保护的个人的个别利益，这些利益的归属者与保安林认定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应该在法律上被给予声张自己利益的地位。
1989年最高法院在新潟机场诉讼[30]判决“最判平成元·2·17民集43·2·56”中认为，“就行政行为或者复议决定之撤销有法律上之利益者”是指自己的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行政行为而遭受侵害或者必然遭受侵害者，而当规定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法规范不仅仅是专门将不特定多数人的具体利益吸收消解到一般公益之中，也将其作为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加以保护时，该利益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对此作判断时应该看，在该行政法规范以及目的相通的相关法令所组成的法体系中，行政行为的根据性规范是否旨在通过该行政行为来保护每个个人的个别利益。本判决提出要求参照有共通目的之相关法令的旨趣与目的。(www.xing528.com)
1992年最高法院在文殊核反应堆诉讼[31]判决“最判平成4·9·22民集46·6·571”中认为，在判断行政法规范是否意指也将不特定多数人的具体利益作为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加以保护时，应当考虑该行政法规范的旨趣与目的、该行政法规范拟通过该行政行为来加以保护之利益的内容和性质。
1999年六号环线道路诉讼最高法院判决“最判平成11·11·25判时1698·66”否定了项目周边居民的原告资格(后详述)。2004年，在吸收法学界新近理论和司法判决重要经验后，《行政诉讼法》进行了大修，一大亮点是在第9条增加第2款，旨在扩大权利救济的范围和有效性。修改后的第二年，最高法院就在小田急高架项目诉讼判决“最大判平成17·12·7民集59·10·2645”中，适用和阐释该新条款，肯定了项目周边居民的原告资格。小田急高架项目诉讼最高法院判决是解释运用第9条的典型判例，在认定第三人原告适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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