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再别康桥》：解读及影响

【作者】张琼

【作者简介】张琼　陕西师大文学院

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及发展，徐志摩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是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前期“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志摩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富于变化，较多地采用了精炼、清新的口语，音韵节奏和谐流畅，调子轻快而富于音乐美，意境和形象具有独创性。他早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政法，毕业后先后留学美、英，深受西方现代艺术的陶冶，尤其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徐志摩一方面大量接受了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倾心于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种特殊的思想和艺术素养，对徐志摩的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内涵与他的总体思想倾向一样，是非常驳杂的。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幻想以及这种幻想破灭，他信仰个性自由的理想主义以及这种理想的难以实现，始终矛盾地贯穿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同时也浸透在他诗歌创作的全过程中。

徐志摩的文艺观点是主张性灵。他说：“我要的是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激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纯真的思想。”他的性灵论是与“五四”时期的叛逆性格和个性解放思潮相联系的美学范畴，它对于冲击封建文学的“文以载道”，发展艺术个性，曾经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徐志摩性灵论的核心是“真”，不要假，不要虚伪，也不要迎合潮流。与此有着内在联系的，是徐以“诗化生活”为理想，而他的单纯的信仰是“爱，自由，美”。把“爱，自由，美”当作“诗”来追求，当作理想来追求，这就是“诗化生活”的含义。徐志摩对爱情的追求，就是一种真诚的理想主义。徐志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现代思想苏醒的时代，人的个性意识终于挣脱了封建思想桎梏而获得解放。这时，英国湖畔诗人对于自然风物的清远超脱，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自然地触动了青年徐志摩的诗心，从而成为他的浪漫诗情的母体。

许多论者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徐志摩诗中活动着的乐观因子，他诗中这种生命的欢乐，本自他对生活的理想，尽管这个理想只是一个朦胧的意念。他总是不知道风在往哪个方向吹，他也总是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的心灵总幻想有一颗明星。徐志摩诗的柔美流丽是有名的，他即使在讲痛苦和死，也充满了浪漫色彩，总是闪耀着让人欣喜的光辉。但他的颓唐也是有名的，这是由于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的明星熄灭，伴随而来的就是一种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这就是茅盾说的：“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

对于徐志摩及其作品的评价，几十年来毁誉掺杂。而他的创作活动，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来分析。第一时期是他最早写诗的半年，他在《<猛虎集>序文》里写到：“那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生命受到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可是那个时期的感情奔放的罗曼谛克的诗，显然为量甚多，但他自己却认为都见不得人，所以我们也无从研究了。徐志摩创作活动的第二个时期，是由《志摩的诗》所代表着的。那是他1922年回国后两年间的作品，不少作品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者和悲苦人物，其社会倾向是明显的，确实具有人道主义性质。他所揭示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人的尊严、爱情高尚的主题等等，都涉及当时人们心灵中震撼过的主要问题。他的《雪花的快乐》《她是睡着了》等，不仅有着雪莱与海涅似的轻灵、自由、曼妙的歌咏，而且表现着在那个封建黑暗时代，爱情确乎具有一种与人间不幸相抗衡的积极力量，因而感人至深，引人向上。在以《翡冷翠的一夜》为代表的第三时期，中国发生了“五卅”运动，徐志摩在其后目睹了各种更为不满的现象，从而酿成了思想上的一个大转变。诗人这一时期的诗，从内容到技巧都趋于成熟，他追求爱、自由和美，在新诗形式上也作了很多可贵的探索与试验，努力探寻新音律与新格式的表现，力求为不同的诗的内容找到最适当、最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把新诗艺术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徐志摩第四时期的代表则是《猛虎集》和《云游》。由于他在这一时期里思想处处与现实碰壁，陷入“怀疑的颓废”，他感到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充满悲观厌世的情调，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退缩、无知也都表现无遗。(www.xing528.com)

应该说，最能显示徐志摩诗歌艺术特点和风格特色的诗作，既不是那些积极进取的篇章，也不是那些苍白无力的呻吟，而是一部分抒发个人情怀，有真切的生活感受，揭示某种人生哲理而又给人以美感的诗篇。徐志摩最有影响的代表诗篇是1928年11月诗人在重访英国的归国途中所作的《再别康桥》，这首诗更为突出地显示了徐志摩诗作的意境美、音韵美和结构美。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在这里，诗人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在《吸烟与文化》里边，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诗篇。

在《再别康桥》这首诗里，诗人是以康桥的自然景致为直接抒情对象的；但在诗人心中，康桥已经幻化成了旧日情思的象征，诗人的情意完全融解在康桥的山光水色之中。康桥自然景物的人情化，诗人主观感情的自然化，在这里融为一体，情意愈浓，笔下愈来得潇洒。在这种物我交融的境界中，令人感悟到一种悠远而又执著的意念；人不能伴景长生，但情却能与景永存；人间总有别离，而性灵却天长地久。这首诗不仅美在意境，而且也美在音韵，美在结构。全诗七节，韵律舒徐轻盈，首尾两节意象重叠，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诗的主题一再重复、深化，一曲奏罢，余音犹存。

在《再别康桥》这首诗中，徐志摩以无限的眷恋之情，描绘了“康桥”的美丽和清幽。第一节诗中，描写了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写出了诗人不无伤感的情态。诗中连用了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脚尖，像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同时也描绘了康桥的景物，那披着夕阳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榆荫下的一潭，都尽收眼底。其中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彩：第一个是“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将“河畔金柳”看作是“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的人物，显得温润可人。第二个是“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这里将清澈的潭水比作是“天上虹”，被浮藻揉碎后，变成了“彩虹似的梦”。正是在意乱情迷间，物我两忘，诗人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在诗人的心头“荡漾”起一阵不可抑止的柔情，竟使诗人甘愿化作“一条水草”，永留在他心爱的康桥。这种主客观合一的结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在第五、六节，诗人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了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诗人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默而无言，又胜过了多少情语。在诗的最后一节中，作者以三个“悄悄地”与首阙回环对应。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全诗一气呵成，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胡适在《追悼徐志摩》中曾说过：“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不也是这种追求的一个缩影吗？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深深崇拜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地‘音乐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却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给人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的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也是多方面的。感情真挚，形象生动、鲜明，语言优美洗练，十分注意诗的结构美、形式美和音乐美。在诗中，作者并未构画康桥真实、具体、完整的形象，只有从中提取的感觉和想象化了的意象，语言对意象的外部形态，也都是稍稍触及后又上转化为心灵和情感反应，转化为主观意象和内心独白。同时，这首诗还具有丰富的联想性、意味性，它不仅通过意象来暗示和表现情感，还借助音乐节奏来加强和推动它。因此，这首诗的语言，不仅具有高度情感价值和意义的暗示性，也充满视觉美和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