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抗战八年，其间经过事实，只就金融方面言，举凡政府之设施，国家银行之业务推进，商业银钱行庄之动态，以及后方金融市场之演变，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似非一短篇论文，所能概括，顷因《银行周报》发行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索稿急迫，不及久待，仅就战期金融方面若干重要诸点，略加论述如次：
一、战期后方利率之变动
自二十七年十月间，武汉沦陷后，国府西迁，重庆为战时首都，已逐渐尉（蔚）为后方金融中心。沦陷区公私银钱业，纷纷迁移后方，而当地新设及改组之行庄，亦以崭新姿态出现。银钱业家数增加，同业为营业竞争起见，不惜提高存款利率，以广招来（徕），同时，政府开支庞大，每藉发行纸币以换取物资，当时物价，已显露涨势，大家认为长期抗战物价必昂，因而资金之需要孔急，利率自然随之上涨，不过在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间，重庆利率月息，仅由一分（二十六年）上升至一分五（二十九年），成都为一分二三，西安由一分四（二十六年）上升至二分五。昆明由一分上升至二分四，贵阳由一分五上升至二分五。上述后方五大城市比较观察，仍以重庆利率为最低，盖重庆为国府所在地，政府支出浩繁，市面资金，自较充裕也。自二十九年起，后方各地物价，上涨甚速，就中以粮价上升最烈，中枢当局，乃于三十年实施田赋改征实物，控制大量食粮，一方充裕军用，他方并可抑平粮价，供应民食，因粮价上涨而引起百物昂贵，利率当随之提高，此后利率追随物价上升，而物价成本，又受利率之影响，发生波动，其关系，乃正比例的趋势，恍如洪水决堤，不可遏阻。兹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间，后方五大城市利率变动，分别列表如左：
战期后方五大城市商业银钱行庄利率变动统计表
注：三十四年系一月至八月间之平均利率，自该年八月中旬起，战时已结束。
由上表可知以三十四年利率最高，设非于同年八月间，日寇投降，则后方各城市利率，定可与今日津、沪各埠，黑市利率相埒矣。惟在去年九月至十二月间，战事结束初期，因物价下跌，利率亦随之下降。
二、战期后方内汇之变动趋势
内汇率之高低，足以反映各地物资之流动趋势，如以重庆为中心，研究内汇率之变动，则渝昆间汇兑，多为升水，盖战期昆明密（弥）迩印缅，驻军林立，陆空运输，极为繁忙，加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及我军远征军司令部，均在昆明，军费支出庞大，政府拨汇款项，多用飞机运现，昆明筹码宽裕，即由于此，但物资流通，则昆明对重庆，多为出超，而汇兑方面，则重庆汇昆明，远较昆明汇重庆为低也。贵阳物资，多由重庆及昆明运往，物资外流，汇款内流，汇率自然上升，故重庆对贵阳汇兑，多为贴水。重庆对成都汇兑，与昆明大体无异，成都有美军大飞机场数处，美军人数众多，政府汇款为入超，而商业汇兑，亦以成都物价常低于重庆，商家往成都办货，在汇兑上，亦为入超现象，尝为升水。西安对重庆运进货物，多为棉花，而西安头寸尝紧，政府汇付前方军政款项，多不在当地使用，悉运往西安以外各地，故西安逐月虽有大宗款项汇入，实无补于当地筹码之灵活；商汇由渝汇陕，多为贴水，仅非无因也。第就战期埠际汇兑伸缩情形观察，政府军政汇款，多由国家银行经办，其汇率由四行联合办事处决定，尝较市场汇率为高，且变动次数亦少，军政汇款，有免收汇水者，有酌减汇水者，似难确定一适当标准。商业行庄汇款，完全根据市场供需，决定汇率，此只限于大宗商汇，零星门市收汇，当较此为高。战期渝、蓉、昆、筑诸埠商业汇款，除即期交割外，尚有所谓先收迟交及对期交割两种方式，前者等于一种变相的放款，除照当日行情计算汇水外，尚须由汇款人预付到期利息，此种方式，对各行庄及商家，均有裨益，但非有关系之主顾，则各行庄决不肯轻予为此，后者即两地商家，约定在未来半个月或一个月内，钱货两清，由一方交货，对方付款，此种方式，多经由银行钱庄居间保证，且为双方拨划款项，后方商家，多乐为此，而市场汇兑交易，亦以此为最活跃也。兹将民国三十四年前半年重庆对各埠汇兑行市，分别列表如左：
三十四年一月至六月重庆对后方各主要城市内汇行市变动表
续表
注：（1）本表数字系就自一月份起至六月底止逐月依次变动趋势。
（2）老河口及三斗坪两地汇率起伏极巨。因当时该两地为私货集散地，重庆商人向该两地采办货物者甚多，但上述两地银钱行庄稀少，头寸缺乏，故波动甚烈也。
汇市涨落，决定埠际间之银钱松紧。通常重庆对外埠汇市跌落，当地银根即现紧象，故此出少而汇入多，银钱业纷纷由外埠调拨头寸来渝。反之，如汇市上涨，即表示外埠银风吃紧，需款孔殷，需要汇款接济，故汇出多出汇入少。综计抗战八年内，由重庆汇出款项，80%为政府支付军政费用，其余则为商汇；由外埠汇入重庆款项，其中约有20%为国家税收，60%为购买黄金，美金公债，美金储蓄券，美钞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使用，其余20%，则为商汇。战争期间，物资缺乏，运输困难，工商业虽在当地畸形繁荣，然异地销售，则十分困难，故商汇不繁昌，亦自有其原因在也。
三、抗战期间重庆银钱业务之消长
抗战以前，重庆银钱行庄，合计不过20余家，迨抗战发生，国府西迁，银钱业之兴起，日增月盛，截至三十四年八月底为止，重庆公私银钱业合计，已达100余家，计国家行局6家，地方银行15家，商业银行59家，外商银行2家，钱庄银号20家，就表面上观之，已形成全国金融中心，惟市场游资，多数囤积物资或购买黄金美钞，从事投机，且自三十二年一月开放黄金自由买卖以来，政府先后直接在市场吸收资金，约在800亿元左右，多数资金，不透过银钱行庄，故商业银行，可能吸收之存款，亦极有限，存款不增，放款尤感困难，且格于法令限制，合法放款赢余极微。战期物价变动激烈，存款活期多于定期，而定期存款中，最长期间，不过一月，如以重庆为中心，连昆明、成都、西安、贵阳等四大城市估计在内，截至三十三年底为止，存款总额，尚不及100亿，三十四年前半年存款总额，尚不及300亿，战期物价上涨，朝夕万变，而银钱业存款，如比照物价计算则膛（瞠）乎其后，经营斯业者，如非另出花样，别开生面，其正常业务之萧条，自可想像而知也。
四、抗战期间黄金政策之演变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实行法币政策，白银虽已收归国有，但黄金则至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始宣布收归国有，政府且颁布禁令，严加限制，不许自由买卖。抗战初期，外汇激落，中枢当局，为购买外国物资，充裕外汇基金计，乃于政府西迁重庆后，一方于中、中、交、农四联总处下，设收兑金银处，由四行总分支或委托各地银楼代理收兑黄金，他方并于经济部内，增设采金局，在川、滇、康、湘等地，采炼金砂，以充实国库。前者收兑黄金数量，仅得698000余市两，后者产量，亦仅21300余市两，综合计算，为数极微，其后上述两机构，先后裁撤，而战局紧张，先有英人之封锁滇缅路交通，继而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对外交通断绝，外国物资，不能输入，黄金对外价值，似已消失。三十二年六月四日，财政部公布前颁取缔黄金买卖各项法令，暂行停止施行，准许人民自由买卖，各地银楼业日增，同年九、十月间，物价上涨不已，政府为收缩通货，藉以稳定物价起见，自九月起，中央银行将其原有存金，委托中农、国货两银行，逐渐在市场抛售，成为黄金市场之主要供给者，十月间，复由美借款五亿美元中，拨出价值二亿美元之黄金，陆续空运重庆抛售，此项黄金，约合市衡5687000市两。在三十三年七月以前，中农国货两银行，即以黄金现货，照中央银行牌价，经常供应，购金者付款后，即可取得黄金，此即所谓现货。但自同年七月下旬起，黄金现货，因运输关系，不能源源供给，嗣乃产生期货，即购金者，先期向两行交款订货，俟黄金运到，即凭给据，按交款先后，次第付货，其期限长短不定。黄金之买卖，除重庆银楼业及私人间交易，为零星数量外，中农及国货两银行售出者，起码单位，在三十三年十月前，为金砖一块，约合市衡400市两，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部令，改以十市两为起码出售单位，期便利小额购户，重庆钱业市场，买卖成交单位，最初为400两，嗣亦改为十两起码。兹将历年重庆黄金官市价变动数字分别列表如左：
（一）战期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官价变动统计表
（二）战期重庆黄金市价（黄金每市两折合法币数）变动统计表
由上表可知，战期政府藉出售黄金，以收缩通货，抑平物价，用意未尝不佳，惟因运用技术不当，每因黄金官价提高，物价即随之波动，形成黄金与物价角赛之局面。且自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开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以来，每经一度黄金提价，金融市场，即遭受牵制，存户纷纷挤提，银行存款减少，黑市利率上涨。银风趋紧，如此循环不已，不止一次，整个后方金融，悉被黄金政策侵蚀，当局虽于事后设法补救，如准许银钱业持公库证拆借，及其他类似工贷、农贷及商贷等等救济办法出现，然经济组织，已被黄金蹂躏得残缺不全，亡羊补牢，虽非绝望，然已晚矣。
五、抗战期间美金钞券之演变
军兴以后，抗建并进，巨额公债之销（消）化，建设资金之筹措，游资之吸收，与夫通货膨胀之防止，均有赖于节约储蓄之推进，中枢于二十七年七月通过“节约储蓄纲要”，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复先后颁布“节约建国储金条例”及“节约建国储蓄券条例”，由国家三行两局负责经收，劝储目标，为国币80亿元，然截至三十一年止，仅收足30余亿元，一般人民，除由政府强迫劝购外，对此多不感兴趣，此乃就国币储蓄而言也。其次，外币储蓄可分为两种，一为外币定期储蓄，期满后，仍得以外国货币偿付本息，但当时因外币来源短缺，储额不多，截至三十二年底，仅有26万余元折合美元13000元，再为美金储蓄券，于三十一年四月间举办，截至三十一年底，共收国币48500万元，折合美金2425万元，其期限为一年，到期可持券向各行局换取美金汇票，政府尚能保持信用，凭券支付汇票，当时美金储蓄券行市，节约上涨，人人乐于购买，用以换取外汇，惟至三十五年三月四日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公布后，美金储蓄券除照当时官价汇率，结售于原发行银行外，已失却其原来意义。三十一年五月一日，政府发行美金公债一亿美元，照票面十足出售，年息美金四厘，在发行初期，尚乏人注目，及至官方及半官方有人收购，乃产生黑市，惟到期抽签，还本付息机会绝少，如能中签，即可持券请开美金汇票，否则单以息票，亦可开付美金汇票，或在市场出售，但抽签日期一过，市价即行激落，就过去情形而论，美金公债行市，常在美金储蓄券以下，因后者只要到期，即可开付美汇，而前者则除中签外，仅能持取息票，而不能取本金也。
美金现钞之输入后方，其日期，似在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后，我与美军并肩作战，而当时我官定外汇率，美金每元仅合法币20元。衡诸当时后方物价，已较战前上涨2000余倍。盟军持美钞支付日常用费，实感不敷。政府为体念盟军生活，曾口头应允其市面自行出售，换取物资，故最初美钞市价，仅略高于美金储蓄券及美金公债之市价，并不受投机家注目。其后，盟军来华者日众，美钞流通额骤增。而一般人对美钞之兴趣，乃愈浓厚。在三十三、三十四两年间，战事愈趋紧张，法币膨胀无已，后方物价亦追踪上升，美钞形成金融市场宠儿，与美金公债、美金储蓄券及黄金三者，并驾齐驱，行市涨落无常。在战事结束前一个月（三十四年七月），美钞飞黄腾达，曾激涨至美金每元合法币3000余元，其上涨率尤在同期间黄金市价之上。美钞在战期后方各地，而既不能直接换取物资，亦非合法外汇。而多数人趋之若鹜者，无非为保持财富，不使因法币贬值，而遭受损害。美钞战期在我国后方，流通额究有若干？尚无正确统计，客观推算，当在一亿美元左右。就中以昆明、成都、重庆三地流通最多。战争结束后，海口畅通，美钞乃由后方流入平、津、沪、汉、穗诸埠，以为支付不能取得官价外汇或走私之进口货物价款。兹将重庆自身有市价以来之美金公债、美金储蓄券及美钞行市变动趋势，分别列表如左。
战期重庆美金储蓄券美金公债美钞及印度卢比行市变动统计表
续表
注：（一）美金公债大券，以面额500美元为起码单位；美金储蓄券原分三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三日以前发行之二种，本表数字，系采用七月三十一日者，印度卢比，自三十四年起，始有正式行市。
（二）本表数字，悉为逐日收盘行市。(www.xing528.com)
结语
现在战争结束，已逾一年有余。吾人回想抗战期间后方金融之演变，可得称颂者，虽不能谓为绝无，而处处发现破绽，加速金融市场之紊乱者，诚层出不穷。法币在战争期间，平均约贬值4000余倍。一个脆弱的国家，作战八年之久，并不算稀奇。不过，如果在战期当局对金融政策，能提纲絜（挈）领，善为运用，稳定物价于适当水准，不使再度上涨或下落。再以美金公债，美金储蓄券及抛售黄金诸种方法，互相配合，相信至战后今日，金融当已早上轨道，物价亦可安定；不图战期，当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金融政策，未能与财政经济政策配合。一方面企图限价及取缔囤积居奇，以抑平物价；他方又任意提高黄金官价，政府仅获得些微利润，而物价及正当工商业受黄金变动之刺激，益现破绽。此种恶果，绝非当局最初所能逆料。时至今日，仍依样葫芦，毫无改进迹象。缅怀过去，瞻望将来，前途凶多吉少，殆可预卜。
【注释】
[1]原载《四川月报》第11卷第3期，1937年9月出版。
[2]摘自《国民公报》，1938年11月20日。
[3]原载《新经济》第2卷第4期，1939年11月出版。本文原名“内汇问题”，作者沈宗濂。
[4]摘自《国民公报》，1942年2月7日。
[5]原载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秘书处编《金融周刊》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42年3月23日出版。
[6]原载《金融周刊》第3卷第27期，1942年7月6日出版，原名为“重庆昆明两地商业银行业务比较”。
[7]摘自《三十一年上半期国内经济概况》第二节“重庆金融”，作者邵循怡。
[8]摘自《三十年下半期国内经济概况》第六章“四行贴放”。
[9]摘自《国民政府年鉴》第五章，中心印书局1943年7月出版。
[10]原载《金融周刊》第4卷第37期。
[11]摘自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农月刊》第5卷第12期，1944年12月出版。
[12]原载《金融周讯》第20期。
[13]原载《金融周刊》第6卷第4、5期，1945年1月出版，本文原名为“一年来重庆市金融动态之分析”，作者孙继孝。
[14]原载《银行通讯》第18期，1945年2月，重庆市银行界同人进修服务社印行。
[15]原载《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1期。
[16]摘自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编《中农月刊》第7卷第4期，1946年4月出版。
[17]摘自四联总处秘书处编《金融统计年报》（1946年度），1947年出版。
[18]摘自财政评论社《财政评论》第15卷第6期，1946年12月。
[19]摘自四联总处秘书处编《金融统计年报》1946年43号，1947年出版。
[20]摘自《地方金融》创刊号，1947年5月，四川省县市银行业务贷协进会出版。
[21]原载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1948年出版。
[22]原载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194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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