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金融流动情形：档案文献分析

一、前言

金融二字，本曾日本名词，其所包括之意义，颇觉含混，吾人曾屡次言及之，本篇姑且假此一名词，综括讨论我国战时银行界之放款存款情形，惟以篇幅所限，仅能作成简括之叙述。

此次抗战，亘时八年，金融中心，自沿海逐渐退至内地，故本篇所叙述，亦专门限于自由中国之金融中心，对于沦陷区域之金融情形，概不讨论。

更从我国之金融机构观之，可大概分为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商业银行三大类，然我国国家银行之活动，实足以左右金融界之全局，故本篇之所述，又侧重于国家银行之活动情形。

以上为本篇立论之方法，请依次讨论之。

二、贴放

当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我国政府高瞻远瞩，力谋经济安定，遂一面加强金融机构，增加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资金，予四行以控制金融之力量，一面于是年八月二十六日，核定四行联合贴放办法，以谋内地金融及农矿工商各业资金之流通。

基于上述办法，四行随于各总行之所在地上海，组设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另设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并于各地组设联合办事分处，先后达50余处之多，同时于各重要地点，如南京、汉口、长沙、南昌、重庆、济南、郑州、广州、杭州等地，组织贴放分会，嗣因武汉弃守，总处又西迁来渝，此为我国联合贴放政策之发轫。

详细考察之，上述联合贴放委员会，实仅为四总行与各地四行间应付洽商之组织，所有贴放事业，则全由贴放委员会会员负责，故其组织异常松懈，并无力量控制金融全局，及至二十八年秋季，后方金融情形发生较大之波磔（折），乃于是年十月，遵照政府颁布之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改组成为强有力之联合贴放机构，此即现在之四联总处也。

从二十八年八月至二十八年十月，联合贴放工作，异常松懈，上段已有详细说明，故此一时期所作贴放之款，时多转期，并有巧立牌号，借款以囤积者，向各地方政府非生产之借款亦嫌过多，遂于二十八年十月，改订贴放原则，计分四项，（一）应趋重于转抵押转贴现，（二）应以直接放与从事农工商各业者为限，（三）应注重抗战必要与生活必需之各业与物品，（四）应减少地方政府机关非生产之借款。此四项原则，在表面似甚严密，但从其实际施行之情形者察之，所谓转抵押与转贴现，并未经过谨慎之审核，故放款种类及时间仍多散漫，且适足增加一般商业银行与省银行套取头寸之机会，延至三十一年二月，不得不重新予以规定。撮其要点，大略如下：（一）放款应以协助国防有关及民生必需品之生产事业为主，所有普通放款，及不急需之投资，应暂行停止，并不必单独承做。（二）放款之事前审核应严，但办理手续应力求简便。（三）工矿事业之借款，须用途正当，出品优良，并已正式开工。（四）国营事业，在政府预算以内之借抵备用，应由财政部保证，其在预算以外之借款，应由中央最高机关保证。（五）押款不得超过六个月，并不得展期。（六）贷款利率，照市场情形，随时酌定。自此以后，我国金融界在战时之贴放政策遂完全决定，综合此一政策，实以紧缩为要义，故此后我国金融界之战时贴放政策惟有趋于收缩之途而已，至于承作贴放之国家银行，在三十一年二月，亦经明白规定：（一）政府机关之贷款，由中央银行承做。（二）内地及进出口贸易及其有关之工矿事业之贷款，由中央银行承做。（三）交通运输公司及一般工矿事业之贷款，由交通银行承做。（四）农业贷款，由农民银行承做。从此以后，中中交农四行之分业情形，更经明白确定矣。兹暂照塔慢那（F.M.Tamagna）之分析，举示四联总处在三十一年三月至十二月之联合贴放比例以为一例，如下。

续表

三、农贷

自中国农民银行及农本局成立以后，我国遂有以全国为单位之农业金融机关，然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二十九年二月加入办理农贷），虽其本身非农贷机关，亦兼营农贷业务，且其业务规模之大，亦仅次于中国农民银行，此外更有以省为单位之农贷机关，如江苏省农民银行、广东省农民银行、江西、浙江、四川、福建、广西等省之合作金库，彼此不相为谋，其紊乱可知。依照上段所述，可见我国在抗战初期，对于办理农贷，并无适当机关以担任统一之工作步骤，政府于此遂仅能用原则上之指示而已，兹择述我国战时之农贷法规如下。

二十六年抗战初起，财政部即于八月二十六日，公布中、中、交、农四行内地联合贴放办法，其范围为抵押及财政部命令对于铁道交通农贷工贷等项之放款，是为以农产物抵押放款之开端，同年九月十日，实业部颁发各省办理合作贷款要点五条，此项合作贷款，几全为农业短期金融，或中期金融，军事委员会二十七年亦颁布战时合作农贷调整办法，规定在战前约定在各地办理合作农贷之金融机关，不得减少放款数额，并应酌量增加。(www.xing528.com)

上述各项法规，于农业合作社与金融机关之关系，未能明白指示，于各金融机关之相互间业务，亦无明白规定，乃由行政院于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布扩大农村贷款办法，说明对于农业各种放款应尽量利用各种合作社，但在抗战期间凡经放款机关承认之农民组织，亦得为贷款对象，同一区域以内，如有二个以上贷款机关，办理农贷时，应互相协商调整，避免重复偏枯，于是农业放款之对象遂明朗化矣。

三十一年四月，政府公布土地债券法，其目的在便利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之筹集资金，以办土地业务，自从此项办法实行以后，我国农业贷款更从短期及中期之贷款进而注意长期之贷款，此为我国农业金融之又一进步。

我国之农贷工作既已具有规模，更进而有农贷专业化之举，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四联总处临时理事会议通过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规定中、交两行及中信局农贷业务概归农行接收办理，当由农贷审核委员会拟具各行农贷业务交接原则，提经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四联总处会议通过，分函各行局照办，自此中国农民银行遂成为全国农业金融之专业银行矣。

四、普通存款

吸收存款，本应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布之银行法，早已明文规定，惟一般商店仍多经营吸收存款等业，此事显干厉禁，在战争期间，金融动荡甚烈，尤应加以禁止，以便对于金融业得以实施适宜之管制，故二十九年十月，财政部代电各省，于此事重申禁令。进一层，更于三十年十二月，由财政部训令各省地方银行驻渝办事处，亦不得吸收存款，于是我国惟有正式银行始能收受存款矣。

此时又发生存款准备金问题，存款准备金之用意，本在于保障存户之安全，除由各银行自行准备外，亦有由政府规定缴有存款准备金之比例者，我国即系采用第二种办法，故于二十九年八月公布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规定银行经收存款，除储蓄存款应照储蓄银行法办理外，其普通存款，应以所收存款总额20%为准备金，转存当地中、中、交、农四行任何一行，并由收存行给以适当存息。依据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财政部通令，所谓普通存款，系指储蓄存款以外其他一切活期定期存款而言，其同业存款借入款系属同业间往来或属一时抵充头寸之用，应不包括在内，交存准备金之计算根据，应仿照储蓄存款交存准备办法，分为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底四次为之，为体恤银行周转，兼顾保障存户起见，在此时期中间，如存款减少至总额五分之一以上时，准由交存行填具表报，向收存行申请，按照比例提回准备，至于交存准备金给息，应按照四行公布之贴放息为准，自三十一年六月一日起，存款准备金收存机关改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各行庄以现金缴存存款准备金，其利率一律提高为年息一分，于是存款准备金之制度粗定矣。

依照银行学定理，在平常时期，定期存款恒大于活期存款，在社会不安定时期，活期存款恒大于定期存款，我国在抗战时期，情形亦复如此，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之比例，从各年之平均数观之，为873.5对100.0，其比例亦可惊矣。

五、各项储蓄存款

社会不安定，人民对于储蓄之兴趣，自然减少，惟我国在抗战时期，于奖励储蓄仍极注意，金融界对于普通储蓄存款之利率，屡次提高。二十九年九月四日，四联总处理事会决议增高储蓄存款利率，三十年以后，四联总处虽未再有提高储蓄存款利率之规定，但各银行多已继续酌量提高，惟利率虽逐渐提高，其成绩则微乎其微耳。

除去普通储蓄而外，在抗战时期，又有节约建国储蓄券，外币定期存款储蓄以及美金节约救国储蓄券，皆所以吸收游资也。此外，在中央信托局之下，设有中央储蓄会，自二十五年起，办理按月储蓄之有彩储蓄存款，按月开奖，在抗战期间，仍继续办理，二十九年十月，又增办特种有奖储蓄券，计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特奖。其不中奖者，则到期还本，并附给红息，计自第一期发行至第二十九期为止，最初虽曾哄动一时，其后变成强弩之末矣。

六、结论

金融业仅为工商业之风雨表，并不能以金融业之力量强迫工商业走入某一轨道，亦不能强使之由盛入衰或由衰入盛，此为经济社会一定之理。我国在抗战期中，对于如何利用放款以协助农工商业，以及如何奖励存款以吸收社会游资，备极努力，具详上述，然因外界关系，农工商业所能徊翔之地步亦极有限。故金融业努力之成绩亦极有限，此不能全归咎于人事之不臧，盖亦囿于当前经济社会之大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