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金融业的今昔：中国战时首都档案的见证

一、引言

自抗战军兴以来，迄今倏已届临第八年代矣。在此七八年中，我国之经济情势，已发生亘古未有之重大演变；而自今以往，势将不断演变，以迄于抗战胜利之底定，建国大业之完成。是项演变为何？就其大别言之，即我国沿江沿海工商机构、生产设备、与大量人口之西迁，金融重心之内徙，内地工矿建设之自力更生，国际资本主义势力之绝缘，物价币值涨落相去之悬殊，及社会财富经再分配后之畸形偏在是也。是项演变之发生，在时间上，固已亘达七八年。且将随抗战局势之推移而并进；在空间上，则更笼罩全国，凡我国国民之经济生活，莫不受其重大之影响。但在是项演变中，金融重心之移植与金融机构之繁演，实为此种变迁之主要事态之一，而其演变所在之中心区域，则为我国战时经济根据地之四川。

军兴以还，国府迁渝，随政治重心之西移，战区之重要工商机构，均相继迁川，各金融机关，亦相率内徙，而自沪港相继沦陷以后，重庆已成为全国实际上之金融重心。四川之经济情势，由此日趋繁荣，川中金融业情形，于是乃有重大演变。昔日沿海沿江少数畸形发展之都市经济，顿形减色，四川遂一变而为全国金融经济之中枢，且更成为发展整个西南与西北经济事业之枢纽。益以蜀中物产素丰，各种资源，蕴藏极富，举凡抗建所需之军需民食，一切供应，四川均成为首要之补给区域。而农业生产之促进，矿产资源之开发，工业建设之创立，商业运输之融通，皆为加强建国基础之必备条件，亦是政府国策之所系，与举国朝野上下之要求。凡此产业之开发与创办，俱有赖于金融业之扶持与推动。于是四川金融网之敷设，遂曾悬为政府金融设施之目标。而金融当局亦复放宽信用尺度，扩大贷款范围，以协助农工，激励生产。同时更以通货日渐膨胀，物价逐步上扬，工商百业，俱有厚利，金融业乃益显活跃。川境金融业丁此时会，受此激荡，遂不断增殖，日益蓬勃；战区移向后方之资金，以及一般社会游资，亦因金融事业之有利，咸以投资其间为得计；昔日之内地僻埠，往往经时不及数年，银钱机构遂增设如林，一变而为金融要邑。迄至三十年底为止，四川金融业俱在相当放任状态下，增殖机构，进行业务；而一般投机操纵，囤积居奇，以营商为附属业务，乃至种种逾越正当金融业务范围之活动，则更风行各处，不可一世；就其所获之非分利得言，此际实可谓为川中金融业之黄金时代。

然自三十年底以来，政府因鉴于物价之不断狂涨，与商业投机之推波助澜，因时宜之需要，顺舆情之要求，乃从事紧缩商业信用，严厉取缔银钱业投机活动，并限制银钱机构之增设。故自三十年杪财政部公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并于三十一年起厉行检查商业银行以后，金融业始有相当严密之管制，银行信用，顿见紧缩，而川中金融业乃稍趋轨范，渐有改进。然自此以来，川境金融业亦历经困难，兢兢自守，而有今非昔比，好景不常之慨矣。

四川既为全国金融中枢所在之地，则川中一切金融业务设施与动态，所系于抗建前途者，至为重大，足资吾人关怀；而自前年政府厉行银行管制以来，川境金融业之改革与变迁，亦殊值得留意。然则今兹推述四川金融业之今昔，鉴往以知来，当不无可资吾人寻绎与探讨之处，藉为了解当前川中金融问题之助；而为求能进一步明了四川金融起见，对于川境金融业之特质及其演进情形，亦特加剖析，俾能察知其嬗变与因应之所在。

二、战前四川金融业概况

抗战以前，四川僻在内地，交通未甚发达，工商经济，亦尚落后；只以物产丰盛，兼绕水运之利，蔚为西南各地货物转运之枢纽，农商业尚属畅旺，故能独自形成一经济单位，颇具有发展金融业之条件。远在山西票号盛行之时，四川即已有票号之组织，钱庄继票号而起，延续至今，增殖益广。自逊清末叶以迄民国初年，乃渐有新式银行之设立，但以当时政治社会，动乱不宁，各银行机构之兴存与衰歇，均随政治环境为转移，而其创设，亦莫不以政治力量，或武力为后盾。盖在军事割剧之封建局面下，实不容有纯粹的商业与金融资本存在于其间也。而地方性之钱庄字号，在其有限之环境与范围内，则尚活跃；故在民国十六年以前，川中金融业务，大部分为此等钱庄字号所把持，虽有银行之设立，亦难与钱庄势力抗衡。民国十八九年间，因商业不景气，而钱庄以经营不善，无法适应，遂逐年衰落，渐归淘汰，银行业乃代之兴起。此后连年军事频仍，政局扰攘未定，百业凋敝，经济枯竭，财政金融，俱形棼乱；致在民国二十一年一年中，川境银钱业倒闭过半。民国二十二年，川局敉平，川政统一，迄至二十四年，法币政策施行以后，金融业乃得步入坦途，渐有发展余地，银钱机构，逐年添设，蒸蒸日上，直至二十六年，抗战发生以前，川中金融业亦尚在有利环境下发展。

抗战以前，四川金融业之分布，以重庆、成都、万县、内江、自贡等埠为最盛，其次则以泸县、宜宾、乐山、新都、南充、三台、合川、遂宁等地，分设较多，其余各县虽亦有金融业之分布，而不甚普遍。就各种金融机构敷设之数量言，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前，全川共有公私设立之银行20家，在此20家银行中，中央、中国、农民等三国家银行在四川境内敷设之总分支行处共达38行处，合四川全境计之，则共有银行业之总分支行机构125行处，而各地之钱庄字号尚不在内，兹将民国二十六抗战前夕川境银行概数表列后，以资参证。

战前四川银行机构概数表（二十六年六月）

附注：张肖梅编。本表系用《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四章第一节第二款银行业之分布情形略加改订制成。

在此20家银行中，总行在川者15家，总行不在川而来川境设立分行者5家，就各家之资本数额言，除总行不在川之5家银行外，其余各行，其资本额最高者为200万元，最低者为32000元，而平均资本额则为667000余元，于此足见战前川中银行业资力之薄弱。战前川中金融业之资本既极薄弱，而其分布亦尚限于少数商业素盛交通较便之地，未能普遍分设，深入开发。以重庆一埠为例，重庆向为全川进出口贸易总汇，及川中水上交通之枢纽，早已成为四川金融经济之中心，川境银行业一向集中于此，而尤为各银钱业总行庄所在之地；计在抗战前夕，重庆共有政府银行8行处（国家银行7四川省银行1），商业银行总分支机构，则有20单位，合计28行处，占全川银行总数22.4%，加入各银钱庄号10余家计之，则战前渝市银钱机构总数，约达40单位以上，可见此时川境金融业之集中与偏在。

再就战前川中金融业之业务言，自民国二十二年，川局平定后，金融业渐入佳境，各银行亦相率努力发展其业务，就民国二十五年，即抗战前一年言之，聚兴诚、美丰、重庆、川盐、四川建设五家之存款总额，共为5728万余元，而其放款总额，则为4720万元，此五家银行之资本总额，共计仅为540万元（聚兴诚、重庆、四川建设三行各为资本100万元，美丰、川盐各为资本120万元，至二十六年下期除四川建设银行外，均已增加资本），但其资产总额则共为16259万余元，资产总额超过资本额30倍以上，足见当时各行资本虽薄弱，但信用基础，尚相当雄厚。因此各行乃不得不尽力为其资金觅取出路。就一般运用资金之途径而论，战前川境银行以兼营货物进出口买卖、汇兑投机及参加口岸要埠之证券投机等，为其主要业务项目。考金融业之兼营货品，本由钱庄字号肇其端，因以往川中一般钱庄字号与输出入贸易之关系，非常密切，输出入商人，营运货物时，其资金之周转，多需利赖庄票，因有庄票之流通，一般中小阶级商人，在资本之获得与运用上，俱觉便利，因是各地商业之依赖钱庄字号，与各地钱庄字号之辅助商业，实为往时内地贸易上普遍之现象。庄票虽不能普遍行使，而钱庄对于商人之信用借款，则甚有裨助。然自银行放款业务发达以后，钱庄字号遂日渐式微，为在业务上自谋挽救起见，钱庄乃致由辅助输出入商人，而自己变为输出入商人，亦即由金融业务而兼营货品，一般银行觇知其有利可图，遂亦起而效尤。惟银行所经营者，多为需要资金较巨之对外贸易货品或重要进口物品，如四川大宗进出口之桐油、生丝、猪鬃、山货、棉纱、布匹等，即多为银行经营之对象，而钱庄所经营者，则为川境内地各埠际间货物之营运。至就汇兑投机与证券投机而论，川中金融业除在川内各埠从事买卖汇票业务外，一般均以投机申汇为要着，而当时上海公债市场之繁荣与巨利，常能诱致川境金融业之向往，故各银行于成立之后，均竟先设立沪埠分支机构，从事经营商业，投机申汇，并参加公债市场之活动。此外川申商场沿习已久之比期存放款及信用放款业务，银行亦从事大量经营，定期存款及抵押放款业务，俱未发达。由是可知战前四川金融业分布既未普遍，资金之运用，亦未悉数纳入正当途径，非为进步合理之方式，一般言之，犹是半旧式的内地商业金融形态也。

三、抗战以来四川金融业演进之情形

甲　银钱机构之移植与增设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发生，国都西迁以后，四川遂成为大后方之重地，战时经济之命脉。自中、中、交、农四国家银行的总行，及战区各重要金融机构相继移渝以后，于是全国金融业集于重庆，而其分支机构，散布全川。战区资金，乃遂大量流入川境，为数之多，殊难估计。新银行不断增设，旧有各行，亦大事扩充，推广业务。尤因政府确定之金融政策，为尽先敷设金融网，以为内地工矿建设及一切生产事业之先驱，故在国家银行方面，即由中、中、交、农四行，遵照四联总处所规定之筹设分支机构步骤，在四川境内分期增设分支行处，依次进行；计自二十七年起，截至三十一年止，四行在川境增设之分支行处，共达116单位，其中有91单位，分布于川境各县市，25单位，设置于重庆市区，以与战前川境国家银行总数38处相较。实已增加三倍以上。在政府鼓励与国家银行倡导之下，四川省银行亦力为谋业务之发展，与分支机构之增殖，截至三十一年底止，已有分支机构89处。

在全川142县市中，四川省银行之分支机构已遍布于85县市，又各省地方银行因欲与全国金融中心取得密切联系，并保持经常之接触，特在陪都、成都、万县等地增设分支行处者，迄至三十一年为止，共有12家，设立之分支机构达17处。而近年来因政府扶持地方自治，加强县级财政，鼓励县银行之设立，自二十九年二月县银行法颁布以后，川境各县市均尽先筹设县市银行，至三十一年底止，川中成立之县市银行，已达60家以上。就商业银钱行号言，战区各重要商业银行，纷纷迁渝，资金随之移入，数量极大，涌溢金融市场，后方银钱业顿显蓬勃气象，新设之银钱行号，日有所闻，其中多为商业金融机构。川境原有之商业银行，亦转移其原设港沪汉口等埠之行处，以敷设于川境各县，从事开拓内地市场；同时增资改组，扩充机构，或合并经营者，亦复与日俱增；至三十一年底止，全川商业银行总分行处，已增达180余行处之多。就重庆一市增设之银钱行号而论，自二十六年抗战发生后至三十年底之四年中，平均每年约增25行处，而三十一年上期，渝市共有各类银钱行号147单位，以与战前原有之40余单位相较，已增加三倍半以上。而自战事发生，迄至三十一年六月底为止，战区各银行之移设其总行于重庆者，共有9家，其中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各4家，省地方银行1家；在此期中，各省省银行在渝增设分支行处者，共有9家，战区及后方各省商业银行来渝增设分支行处者，11家；故由省外移设重庆之政府银行共14家，其增设之总分支机构，则为33行处，省外移渝之商业银行，共15家，其增设之总分支机构，为20行处，因是在三十一年上半年，由省外移殖重庆之各类银行行处数目，共达43单位。同一时期，重庆一市新设之银行，计有8家，增设之分支机构，则有4处，川境各银行在渝增设分支机构者5家，又自二十九年以来，渝市新设之银钱庄号共达42家以上，而渝埠本地增设之银钱机构共有56家，合计60单位，故是时渝市除战前原有之银钱机构40余单位外，其在战时增设之银钱行号，计达103单位之多。兹将三十一年六月底重庆市银钱机构概数列表说明如次：

重庆银钱机构概数表（三十一年六月）

附注：本表系用《金融》第一卷第一期“重庆银钱业调查”再加改订制成。

由右表可见在此101家银钱机构中，计有银行51家，银钱庄号50家，51家银行之总分分支机构，共达97行处（战前仅28行处），其中政府银行41行处（战前仅8行处），商业银行56行处（战前仅20行处），商业银行与银钱庄号合计达106单位，在渝市银钱机构147单位中，占72%以上，足见重庆商业金融之盛。

就川省全境论，自抗战前夕至三十一年底为止，如前所言，因战区及后方各省银行机构之移植与增设，及内地银钱业之蓬勃兴起，川中金融机构已有大量之增加，其中国家银行行处数目较战前增加三倍以上，四川省银行较战前增加五倍以上，商业银行则增加二倍以上至三倍，他如各省省银行之来川增设行处，川境各县县银行之纷纷成立，使川境银行机构，增殖日多，敷设益广。此外则以四川省合作金库在各县之敷设，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兴办之储汇局所，其分布最为普遍。凡此川境各种银行之分布，除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之地较多外，即在边僻地区，如松潘、长宁等县亦有布及者。故仅就银钱机构数量之繁衍，及其分布之普遍与深入而论，实为抗战以来四川金融业之长足进步。

以资本及组织而论，当战事发生初期，川境各银钱业均纷纷增资改组，藉以加强资力，扩大营运效能，其最为显著之例证，则为二十六年九月渝市之川康殖业、重庆平民、四川商业三行合并而成之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合并后增加资本为400万元（嗣复于三十年增资为1000万元），及二十七年一月，由和成钱庄改组而成之和成银行，改组之初，资本仅60万元，后于三十年增资为200万元；此外各地银钱业增资之风，均甚普遍，直至三十一年，增资改组之银钱机构更多，就中改组者大半皆系将银钱庄号改为银行或由合伙组织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增资之银钱业，其资本增加之最高额为2000万元。就重庆言，在三十年底，除国家银行及总行未在重庆之银行外，一般银行之资本额最高为1000万元，最低为100万元，而平均资本则为350余万元，银钱庄号之资本，平均为50余万元。又据三十一年底之统计：在渝市46家银行中，资本在500万元以下者，计有30家，占全体银行数80.4%，资本在5000001元至600万元者二家，占4.3%，资本在7000001元至800万元者三家，占6.5%，资本为1000万元者四家，占8.5%，而此46家银行之资本额平均则为400余万元。从是项统计，知在46家银行中，其资本额在500万元以下者，竟达37家，足见在三十一年底，除国家银行及总行未在重庆者外，渝市80%以上之银行，均为小资本之银行。

乙　业务进展概况

次就抗战以来川境金融业之业务言，自战事发生后，交通梗阻，进出口贸易，顿形停滞，证券及口岸汇兑，相继停市，外汇市场，旋亦中断。各银行为谋其自身业务之发展，与资金之运用，均移其原在口岸要埠从事投机之资金，转向内地活动，于是大量游资，涌现于内地市场。尤以当二十九年川境物价猛涨前后，及在太平洋战事爆发，港沪巨额游资内移以后，最为显著。此时因大量资金移入，川中工商事业，蓬勃迅进，银钱业存款日益增多；是项存款多为工商业存款及个人存款，如聚兴诚、美丰、川盐、重庆、川康等五行三十年底之存款总额已达20000万元以上，而各行二十五年度之存款总额，尚仅为5700余万元，三十一年上期，美丰银行存款总额已达9000余万元，聚兴诚银行存款总额亦在6000万元以上，川康及和成两行，各有存款4000余万元，川盐与重庆两行，存款额均在1000万元以上。至各行历年存款增加情形，可以美丰银行为例证，美丰银行在二十五年存款总额仅为8906000余元。抗战发生后，二十六年底，存款即增为990万余元，二十七年更增为1318万余元，二十八年则增为2613万余元，二十九年复增为3398万余元，三十年再增为8941万余元，由此可见，自战事发生以后，美丰银行之存款历年均有增加，尤以自二十八年以后，增加最速；此实足以代表一般商业银行存款之情形。以言存款来源，一般均以商业存款占绝对多数。在政府银行方面，则因实行公库法，代理公库之故，以机关存款为多，其收受普通存款，与商业银行同，亦有逐年激增之势。如四川省银行二十八年度之存款总额为4983万余元，二十九年则增为7817万余元，三十年遂激增为17263万余元，三十一年复增为20624万余元，在各类存款中，除机关存款外，则以商业存款较多。以言存款期限，则因利率随物价上涨，投机盛行。故定期存款多转为活期或比期，而比期存款，尤最盛行，但信用佳而有声望之银行，稍能吸收比较长期之存款，一般言之，实亦以商业上之短期及活期存款为最多。

就放款言，因战时金融业务发达，银钱机构加多，存款大增，故放款亦随而增加。兹以重庆10家商业银行为例，以说明放款增加之情形。据上海、浙江兴业、中国国货、中国实业、金城、盐业、中南、亚西实业、大川、江海等10家银行之放款旬报所载，三十年七月底，各行之放款余额为3800万元，八月底即增为4600万元，十月复增为5200万元，十一月再增为5900万元，十二月遂增为5600万元；半年之间，此10家银行之放款额，已增加80%。以个别银行言，如四川省银行二十八年底之放款总额，仅为2589万余元，二十九年底即增为4673万余元，三十年底，则更增为9517万余元，三十一年底再增为13939万余元，四年之间，各行放款总额，增达五倍以上。又如美丰银行二十五年度之放款总额尚仅为800余万元，战事发生后，该行历年放款，迭有增加，至三十一年三月底，已增为5991万余元；六年之间，增达七倍以上。由是可知，放款之增加，乃为抗战以来川境各行普遍之现象；惟各行资力不同，政策各异，故放款数量与途径亦各不同，然在此战时商业畸形繁荣笼罩下，商业利润优厚，较能负担高度之贷款利息，而维持其信用；且以各银行一向与商业关系密切，一般银行，均从事商贷，以博高利，故以商业放款为最多。他如银号钱庄向以商贷利息与商业利润为惟一收入，其依存于商业，更无问题。因此，一般银钱业对工矿业农业之贷款，实嫌过少，此项生产事业之放款，多为国家银行所主办。以放款期限而论，战时放款，多属短期与比期，而尤以比期放款为主。比期放款，乃为商业上之短期信用放款，川中金融与商业，习于比期制度已久，故其放款多用比期方式。观左表所列渝市12家银行与24家钱庄银号，在三十年一月至三十一年五月之比期放款数即可略见其概。

重庆十二家银行与二十四家钱庄银号三十年一月至三十一年五月比期放款表

续表

附注：右表系引自《经济建设季刊》第二卷第二期赵晚屏《国民购买力与物价》一文。按12家商业银行为美丰、川盐、川康、通惠、大川、亚西、四川建设、聚兴诚、中国实业、浙江兴业、中南、盐业等，24家钱庄为和济、信通、同生福、承庆、益民、同丰、源泰、复兴、和通、同心、永生、福钰、胜利、聚丰、泰裕、正太永、光裕、万镒、正和等19家钱庄，及永美厚、大夏、泰记、开源、泰丰等五家银号。

由上表可见12家商业银行与24家钱庄银号比期放款逐月增加之情形：在三十年四月以前，12家银行之比期放款总额尚较24家银钱庄号为少，但自三十年四月起，银行比期放款额即超过各钱庄银号，迄至同年九月，银行比期放款额已达一亿元以上；同时12家银行与24家钱庄银号之比期放款总额，从三十年一月之5100万元，增至三十一年二月22700万元之最高额。在一年又五月之间，各银钱行庄之比期放款，竟增至四倍半以上。三十一年三月以后，政府虽有加强管制银钱业放款业务之举，并有比期存放款管制办法之规定，然一般银钱行号之比期放款额，经一度略减之后，其数量依然庞大，足以影响市场。比期放款之对象，皆为商业，而又全系无抵押之信用放款，其利率之高与贷放额之大，在川中各商业金融市场上几居于领导之地位。银钱业之乐于从事比期放款，盖以其利息优厚，周转灵活，商人之宁愿承受比期放款，而不计其利率之高昂，则因其手续之简便，且以商业利润之厚，足资弥补。然比期放款利率过高，期限过短，有害于生产事业资金之融通，尤因其集中收付款项，常致筹码不足，引起金融市场之波动；至三十二年初，乃有废除比期制度之举。

就汇兑言，自战事发生以后，银钱业增设日多，汇兑业务，在川境各埠，殊甚畅达；各银钱业分支机构遍布，其业务目标之一，即在求互通汇兑，因汇兑畅通，既可从事资金之调拨，复能运用套汇及博取汇水之利益，川境各银行多在省外之要埠如衡阳、柳州、西安、三斗坪等地设立分支行处，以代办商汇，经营货运，或径自办理货品之输出入，故与各地通汇尤极繁密。此外如储蓄业务，除国家银行办理尚有成绩外，一般商业银行之储蓄业务，因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储蓄兴趣大减，已成为无足轻重之地位。信托业务在政府颁定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以前，各银行多以此为其公开营商之中心，惟自是项法规颁布以后，则一变公开之经营，而为秘密之经营，虽经财政部实行检察银行之后，亦未能尽竭其势。

综观川境一般银钱业务状况，在二十八年以前，尚称平静，大致亦尚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活动，但在此时以后，物价即时时猛涨，商业投机之风，盛行一时，于是银钱业乘时兴起，增设之机构最多，并即从中推波助澜，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此际因物价不断上涨，利率亦步步上升，比期存放款利率之高，尤属空前，一般游资更多投置于增设银钱机构之途，透过银钱业组织以从事商业活动，故一般商业银行非投资□放款于银钱庄号及商号以间接经营商业，即径自设立银钱庄号与商号，以直接经营商业。而一般银钱行号遂相率以经商为副业，几乎每一商业银行均领导若干企业组织，其关系即银行尽量供给其营运资金，是项副业之经营，有时竟成为其业务上之重心，而转以其本身之银行业供维持门面之用者。良以战时物价上涨过剧，商业利润过大，商业投机之风太炽；利率虽亦随物价上涨，但距物价高峰，相去甚远，借款遂成为最有利之事，商人称贷于银行，以所得资金，经营商货，转瞬获利倍蓰，借款之本金与利息，在是种情形下，对于商人遂成为甚轻之负担，在银行方面，放款于人，既蒙受币值跌价之损失，其所获利息已成负数，等于无息借贷，复贴补一部本金，又未能将其资金运用于最有利之途径，不合营利经济之原则，则与其贷款于商人，坐蚀本金，不若直接间接参加商业活动，以牟高利。在银钱业经商未受限制以前，自为合法之公开经营，即在政府严禁以后，违法营商者仍属不少。在利润远过利息，物价上涨率远大于利息上升率（亦即物价高度远过利息高度）之情形下，银行经营商业，最初虽在追求利润，最后则在保持其资产之实值，此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尤其中小资本之银钱机构之生存基础，所关甚巨，故如政府一旦以最严厉最完密之法制，管理银钱业，使之完全纳入正轨；则若干因从事商业投机而开设之银钱机构，及一般依存于商业之银钱机构，将有根本不能存在之虞。

由是可知，抗战以来川中金融业之发展，已成极端畸形之演变，一般商业银行以其投机性之商业资本，操纵金融市场，助长物价，为害非小。然就另一方面论，各银行之融通社会资金，开辟内地产业，活泼商业市场，诱导农业生产；并发有商业资本，以为生产建设与工业资本之先驱，于国计民生，及整个经济建设上，实亦不无裨益，此则抗战以来川境金融业之演进所在也。(www.xing528.com)

四、一年来之四川金融业

四川金融业历经抗战以来六年余之演进，自三十二年起，就大体言，已由蓬勃迅进时期，而转入沉滞稳进时期，除政府银行之外，其余一般银钱业已时时感到若干根本之症结与矛盾，不易解决。同时川境新设之银钱机构，虽已减少，但扩设分支行处者，反日有增加，而在周期性的银根奇紧之余，银钱业亦尚保持其相当繁荣的姿态，兹将一年来四川银钱机构之扩充与分布及业务推进情形，分述如次。

甲　银钱机构之扩充与分布

（子）银钱机构之设立与扩充——自三十一年政府加强管制银行后，对于银钱机构之设立，曾于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中，加以限制，故自三十一年起，川境银钱业之增设机构已受相当限制，不似前此之任意；而进至本年，是项限制，似更严厉。本年川中新成立之银行，据不完全之记载，除各县县银行之外，计有茂华商业银行、华侨兴业银行、华侨联合银行、英商汇丰银行、英商麦加利银行等五家，此五家银行，均在重庆，英（均）为商业银行。且俱中两家为华侨银行，两家为外商银行，而茂华商业银行亦为由沪迁渝开设者，故真正由内地资金开设之银行，仅为年来蓬勃兴起之各县县银行而已。由此可见政府限制设立新银钱行号之结果，已著实效。

再言各银行扩设之分支行处。本年仅川境各银行在省内各地扩设之分支行处，根据不甚完全之统计，共有34行处，其中中、中、交、农四国家银行在川增设之支分行处共有14单位，计为中央银行北碚分行及合川办事处，中国银行南充办事处及遂宁办事处，交通银行磁器口办事处、曾家岩办事处及彭水临时办事处，中国农民银行遂宁办事处、荣昌办事处、自贡办事处、巴中办事处及隆昌分理处；省银行增设分支机构4处，计为四川省银行成都外南办事处、外北办事处及外东办事处、广西省银行重庆分行；商业银行共设立分支行处16所，计为金城银行渝市民权路办事处、中国通商银行自贡办事处、四明银行成都支行、美丰银行广元办事处、中国工矿银行南充分行及自贡分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重庆歌乐山办事处、四川建设银行南充办事处及内江办事处、亚西银行宜宾分行、开源银行宜宾分行、和成银行宜宾分行及遂宁办事处、永利银行成都分行、成都济康银行重庆分行、永美厚银行南充分行。据是项不甚完全之统计，国家银行在川境设立之分支行处14所，与各商业银行增设之分行处16所，适成为七与八之对比。在各行中，以中国农民银行之增设5处分支机构最多，交通银行之增设4处分支机构居次，此因4行专业化之后，各该行所负责任加重，急需广为敷设其分支行处，以便执行业务之故。就各增设分支处分布之地区而论，则以重庆之6所为最多，成都5所居次，此外南充4所，宜宾、自贡、遂宁各有3所，合川、北碚各有2所，内江、广元、隆昌、荣昌，各有1所。

本年新设与扩设之各银行行处数（除县银行外），共为39所，其中政府银行18所（国家银行14行处，省银行4行处），占总数46%强，商业银行21所，占54%弱。

（丑）银钱业之增资与改组——自抗战发生以来，川境银钱业迭有增资改组之举，至三十一年，增资改组者更多，已成为普遍一致之风气，本年川境银钱之增资改组者，据报章所载，共22家，其中增资者11家，改组者8家，改组而后增资者4家，增资之银行，计四川银行、江津农工银行（已更名为四川农工银行）、和成银行、亚西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四川建设银行、开源银行等7家，四川省银行由原资本400万元增资为4000万元，江津农工银行由原资本300万元增资为600万元，和成银行由原资本500万元增资为1000万元，亚西银行由原资本500万元，增资为1000万元，美丰银行由原资本1000万元，增资为2000万元，四川建设银行由原资本100万元，增资为300万元，开源银行由原资本100万元，增资为1200万元，实收650万元，其余定期收足。增资之银钱庄号计有永生、义丰、同生福三钱庄及谦泰银号，计永生、义丰各增资为500万元，同生福增资为200万元，谦泰增资为600万元。改组者有永利、胜利、福钰等钱庄，大夏、复礼、大同、复华、泰裕等银号，俱改组为银行；江津农工银行于更名为四川农工银行时，即将重庆分行改组为总行。改组而同时增资者为聚康银号，于改组为银行时，即将原资本100万元增加为实收资本1000万元，永成银号改组为银行，同时增资600万元，义亨钱庄改组为有限公司，即由原资本50万元增资为200万元，永美厚银号改组为银行，亦即增资为500万元，故由银钱庄号改组为银行者，共12家，而一般银行，于其增资以后，其新资本至低为原资本之一倍，最高则增至10倍；但商业银行之资本，其较为雄厚者，仍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以2000万元为其最高限度，普通仍仅五六百万余元左右。

银钱业之增资与改组，其目的虽在于充实资力，改进机构，而按其实际情形，到因年来币值下跌，物价猛涨，原有资本，不足以供营运之需，且因年来银钱业获利丰硕，资产益渐庞大，资本过小，于纳税时，极为不利（因所得税、过分利得税均系以资本额与赢利额之比率为准则而缴税，资本过少则将显见赢利额甚高，纳税必较多也），同时，银钱业为求扩充业务，以获致更多之赢利，亦需加强资力，改进□□，良以增加资本，可增进信誉，银钱庄号改组为银行则可抬高地位，故一般银钱业于其资力许可时，均乐于为之。然亦有将原资本升值，号称增加资本，或仍保持其钱庄之一贯作风，而号称银行，以市其广告作用者。

（寅）川境银行机构分布现状——川境银钱业经抗战以来历年之增设与扩充结果，全川银钱机构分布之数量，已有极大之增进，只就银行而论，迄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底止，全川已共有各类银行175家，其分支行处分布全川之数，则达750单位，较战前川境银行机构总数（125行处）增加六倍之多。兹列载川境现有各别银行行处数目表于次，以资参证。

四川境内现有各别银行行处数目（三十二年十二月底）

附注：右表系用四川省政府统计处数字略加增订制成。

就各类银行之分布地区而论，全川各类银行总分支机构750行处，共分布133县市，其中国家银行135行处，分布于52县市，四川省银行93行处，分布于85县市，各省地方银行23行处，分布于6县市，四川省合作金库，121行处，分布于121县市，四川各县市银行97所，分布于97县市，商业银行（其中包括外商银行，华侨银行各二家）及邮政储金汇业局280行处，分布于36县市。

又在中、中、交、农等四国家银行135行处所分布之52县市中，如就每一县市所已设有国家银行之数量而论，则重庆一市共设有国家银行26行处，占全川国家银行总数19%以上，成都、泸县两埠，各设有7行处，乐山一县有5行处，自贡、资中、江津、宜宾、万县五地，各有四行处，内江、南充、合川、绵阳、广元、射洪、新津、简阳、犍为、涪陵、北碚等十一县各有三行处，灌县、永川、荣昌、富顺、合江、黔江、云阳、遂宁八县，各有二行处，而郫县、威远、井研、巴县、江北、綦江、夹江、隆昌、叙永、纳溪、酉阳、彭水、秀山、奉节、开县、渠县、梁山、长寿、南部、三台、什邡、达县、巴中、松潘等十三县，则各有国家银行一处。而在商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280行处所分布之36县市中，若就每一县市所已设有之行处数目而论，则重庆一市共有94行处，占全川是项银行行处总数30%强，成都共有42行处，占总数15%，内江有16行处，宜宾、泸县各有13行处，自贡、乐山各有11行处，南充有8行处，万县、合川、犍为各有7行处，江津有6行处，遂宁有5行处，绵阳、广元、合江、涪陵、达县、射洪各有3行处，灌县、新都、綦江、江油各有2行处，新津、资中、简阳、威远、江北、北碚、富顺、叙永、渠县、广安、三台、金堂、阆中各有1行处。各银行分布之情形，因其性质各别而不同，国家银行为全国金融最高机关，负有调剂及领导全国金融事业之使命，其分布点多在金融枢纽之地，商业银行则在供应及流通商业及各有关专业之资金，其分布咸偏向工商业发达资金荟萃之地。全川商业银行总数为261行处，在各种银行中为数最多（占全川银行总数34%以上），而其分布地区，仅限于30余县，在此30余县中，每县平均有八家以上之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在现状之下，亦多营商业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无甚差别），于此足以显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之现象。余如四川省银行，各县市银行及四川省合作金库，一在调剂省县地方金融，一在发展农村合作，其分布于川境各地，最为广泛。在此各类银行繁密汇集与普遍分布之下，四川实已成为全国之中枢金融网，而重庆则为其轴心。以750单位之银行而敷设于一省之间，此种盛况，在中国金融史上，实为空前。而在全川142县市中，银行机构已遍布于133县，其间尚无银行之敷设者，仅素称荒僻，未经开发之雷波、马边、峨边、城口、靖化、懋功、青川等县，及武隆、旺苍两设治局而已。

川中银行分布地区之广袤既如此，而其集中程度亦殊可观，除上述之商业银行，已造成集中形势外，一般金融机关亦均走向集中发展之局面，例如重庆一市在三十二年十二月底，共有各类银行144行处，占全川银行总数19.2%，成都一市共有银行56行处，占全川银行总数7.5%，而重庆、成都、泸县、宜宾、乐山、自贡、万县、南充、合川、犍为、江津、遂宁、涪陵、绵阳等15县市，则共有各类银行394行处，合占全川银行总数52.5%，兹将重庆、成都等15县市之银行分布情形，列表于左，以说明银行业集中之情形。

重庆成都等十五县市银行行处分布表（三十二年十二月底）

附注：右表系用四川省政府统计处数字再加改订。

除此15县市以外，川中其他设有银行之118县局，则共有各类银行356行处，占全川银行总数47.5%。从县市数比较言，在全川设有银行之133县市中，重庆成都等15市县，仅占设有银行县市总数11.3%，但其银行敷设之数，则有全川银行总数52.5%，其余118县局，占全川设有银行县市总数88.7%，而其银行敷设之数则不过47.5%，于此即可显见川中多数银行集聚于少数城市之偏枯现象，迄仍如故。

乙　业务概况

如谓民国三十年以前为川境银钱业之黄金时代，则三十年以后，此项黄金时代已渐成过去。事实上，自三十一年以来，因政府加强银行管制，银钱业活动范围日蹙；更以物价变动频频，金融与商业市场波动过剧，银钱业应付此种变动局面，极为不易；凡此种种困难，至三十二年而日益加深。兹将一年来川境银钱业之存款、放款、汇兑等主要业务撮述如次：

（子）存款及存息——以存款来源言，川境一般银钱业存款，可分为商业存款、工业存款、机关存款、团体存款、个人存款、同业存款等六类，除政府银行外，商业存款一向高踞各项存款之首；此因战时商业畸形发展，一般银行多趋于商业银行化之故。银行所经营之放款、汇兑等主要业务，无不多与商人往来，宜乎商业存款居多，而商人亦因图资金融通之便，尤多与银钱业深相结纳。复以内地商业与农产品关系特别密切，其交易常有季节性，如未到季节之时，资金闲置，往往暂存银行以备动用，商人购货需款时，即便支取，是项情形，在支票通行之地，尤称发达，以故商业存款之多，实非无因。商□□□□□□上之资金，其特点为富于流动性，随时可以提取备用，故在存款期限上，即表现为活期存款（包括往来存款、特别往来存款、日息存款、通知存款等），各银钱业之商业存款发达，故其活期存款居多；更以近来投机盛行，定期存款多转为活期，故活期最多，而定期存款益少。以银钱业存款数量言，自抗战以来，本已大量增加，惟以年来商业号庄私以高利吸收存款，故除政府银行之外，一般银钱业存款均有减少之趋势。

就存款利率言，年来因法定存款利率过低，一般存户，多不将款项存入银行，反提出原有银行存款以存入商业号庄等高利之处，因此一般银行乃不得不增加高利率，以期招纳存款。川中银钱业自三十一年六月开始增加存款利率之后，复于三十二年度一月及七月一再增订其存款利率。以重庆而论，三十二年一月重庆各银行增订后之存款利率，其活期往来存款，均为年息五厘至六厘，特种活期往来存款，与活期储蓄存款，一般均为年息八厘，此与年前无异。以言定期存款，即半月定期，一般均为一分八厘，一月定期，最低为一分四厘，最高为二分，而年前则均为一分四厘。二月定期存款，一般甚少规定，但亦有定息为二分一厘者；三月定存最低为一分五厘，最高为二分二厘，但年前仅为一分二厘；六月定存为一分六厘至二分三厘，而年前则为一分三厘至一分九厘；九月定存为一分七厘至二分三厘，但年前则为一分四厘至一分八厘；一年定存为一分八厘至二分四厘，而年前则为一分五厘至二分。故三十二年上期各银行之增订存款利率，多偏重于增订定期存款利率，而活期存款，则少变动。至三十二年下期七月起，重庆各银行再度增订存款利率后，遂将活期往来存款利率增为六厘至一分以上，特种活期往来存款，增为九厘至一分以上，活期储蓄存款，则增为一分。至于定期存款，则半月定存，已有增为二分者，一月定存则增为二分一厘至二分二厘，二月定存，亦已增至二分一厘至二分二厘，三月定存已有增为二分三厘者，六月定存已有增至二分四厘，九月定存，亦渐增至二分五厘，一年定存已增为二分四厘至二分六厘。故在三十二年下期，各银行除将活期存款利率提高外，定期存款利率亦略有增加。于此足以显示一年来渝市各商业银行间之一般存款利率，最低为六厘，最高为二分六厘，普通均在三分以下，盖因中央银行有存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二分八厘至三分之规定故也。

此外如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所创办之信托存款，其利率为年息一分二厘至一分四厘，中央信托局于年初改订之各种储蓄存款利率，为年息七厘至一分二厘，邮政储金汇业局重庆分局所举办之特种通知存款，则为年息一分六厘。

以上所述，均为渝市法定范围内之银行存款利率，另一面，渝市流行之黑市存款利率，则与此相差甚大，计在本年初一般钱庄银号之存款利率，即鲜有在三分以内者，至四月杪，黑市存息，遂涨至三分八厘至四分，六月初复升为四分五厘。惟是项高利存款，多为一般商店字号，私自经营者，至银钱庄号之存款利率则在四分左右。但一般银号钱庄存所定款利率亦至为参差不齐，然总较银行存款利率为高，而较商号存款息为低，商店字号，私自经营存款，所付存息之多寡，则视其对于资金需求之情势而定，然大概为四分五厘至六分，本年八月以后，渝市黑市存款利率，常徘徊于五分上下。此外川中其他各金融市场，其黑市存款利率，均较重庆为高，尤以南充、内江两地为最，其存息普通均在五分至六分以上。一般言之，银行所定存款息较低银钱庄号较高，而商店字号则以最高利率吸收存款。因是年来各银行虽迭次增订存息，然增订以后之存款利率与黑市利率相较，其距离仍然甚远，故一般银行存款，多被高利吸收以去，遂致大量减少。因当局一贯施行低利政策之结果，致大量游资，以往由国家银行逃出，游离于商业银行，年来且已由商业银行逃向商业字号，资金之逃避游离，不入正流，实为一般金融市场头寸短绌之一因。

（丑）放款及其利率——川境银钱业运用资金之主要方式为放款。盖因票据之流通未广，票据贴现尚不发达，工矿之基础不厚，利润不大，未能引起金融业之大量投资，故一般金融业之主要出路，乃为放款。国家银行之放款，多偏重于扶助生产事业，三十二年四联总处核定四行之放款余额，迄至十月底止，全川共达249000余万元，在此数额中，重庆一地，即达243050万余元，占此时四行在后方各地放款结余总额86.6%，同一时期，成都、内江、自贡、乐山、涪陵等地经核定之放款余额则不足6000万元。惟四行对于自贡盐业，资内糖业亦曾专款贷助，数量均甚庞大。本年中国农民银行在川境举办之农业贷款共55630万元，在全国十四亿元农业贷款中，几占40%。商业银行以商业上之放款为最重要，川中银钱业之商业放款总额，向无统计，以川中银钱业商贷之盛，其数量当极庞大。商业放款有时与商业上之投机相关联，乃为促成后方商业资金畸形发达之主因，一般银钱业既多吸收短期流动之商业存款，故尤不能不作短期流动之商业放款。复因承袭旧日钱庄信用放款之固习，故一向未能抛弃信用放款之方式。而短期之信用放款，实已成为川境银钱业一般放款之主要方式。定期放款与抵押放款之分量，决不能与活期信放相比，而比期放款亦从未因本年初比期制度之废除而终止。各地银钱业之收受比期存款与贷出比期放款，仍保持故常，无多更改；或则不用比期之名而行比期之实，即仍集中于月半月底为收付，此在重庆银钱业间，是种情形，尤为显著。就放款之地域分布言，则因重庆为后方金融工商集中之地，自以重庆为最多。成都为省会所在，工商业素盛，近年尤极繁荣，存款素多，放款亦大。内江、自贡，向为放款大埠，贷放对象，均集中于糖、盐两业，惟一般银行放款，并非直接贷放于糖、盐生产者，而系贷放于糖商与盐商，故只能视为商业放款。万县、宜宾、泸县，商业特盛，亦为放款要埠，乐山、犍为等地，近年已蔚为工业要区，其盐、煤、丝、绸、酸、碱、制纸等工业均为放款之主要对象。南充、合川、遂宁、江津、三台等地，年来放款亦称发达，而南充尤为全川利率最高之地，其丝、绸等业急需大量营运周转之资金。

就放款利率言，抗战前夕，川境一般银行之放款利率，平均在一分五厘以上，抗战以来，各地利率因物价之刺激而上涨，财政金融当局乃有限制利率之举。本年上半年重庆银钱业之放款利率，经中央银行核定，放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三分二厘，惟除国家银行以极低利率贷款于工、矿、农等业以外，一般市场之商贷利率（黑市利率），最低为三分五厘，最高则达七八分以上，成都放款利率通常为六七分至八九分，内江则由八九分至十三分，泸县、富顺则由七八分至十分以上，万县、自贡八九分。乐山、宜宾、涪陵、遂宁均为七八分，南充利率最高时曾达十八分。至各地之每日折息，则成都平均为二元四角，自贡平均为二元三角，内江通常为一元四角，万县平均为一元八角至二元。因各地资金数量多寡不同，供需情形不同，故利率乃有差别，重庆为金融重心，资金素多，向为低利市场，年来因受外埠如南充、内江等地高利市场之激诱，常致重庆资金大量外流，引起银根奇紧之恐慌，而各埠间此类短期资金之流动，亦恒为造成金融市场波动之原因。同时金融业既多从事商贷，往往与商业投机相关联，每值商品价格波动，商业市场发生变化之时，即致金融市场震荡不定；而比期制度之流行，使金融商业债权债务之清理，过于频促集中，每值临时需款，窘迫无计，故常有头寸不足之苦痛。

（寅）汇兑业务——川境银钱业一般均注重汇兑业务，视为调拨头寸、运用资金之一种方式，汇兑分门市汇兑与汇票买卖两种，银行从事调拨头寸时，即常运用买卖汇票之方式，年来川中金融业极力扩充分支机构，其业务目标之一，即为发展汇兑业务，而汇水收入及运用套汇之利益，在银行赢余成分中，亦占有相当重要之地位，故银行之利赖汇兑业务者实多。一年以来，川中银行业之汇兑业务，其对省境以内之汇款，则以重庆为中心，多集中于成都、内江、万县、乐山、宜宾、泸县、南充、江津等埠。其对省境以外之汇款，则以昆明、贵阳、衡阳、柳州、西安、三斗坪、洛阳、桂林、长沙、梧州、老河口、螺河等地为盛，亦以重庆为其总汇。因各地均为物产与百货进出口重要地区，故与渝市汇兑交易极为频繁。就省境以外之市埠言，则以衡阳、柳州等地对川境进口货物最多，故汇款亦最盛。

渝市经营汇兑业务之银行，计有省银行15家，商业银行22家，银钱庄号23家。三十二年上期承做汇兑业务总数在10000万元以上者，计有四川省银行，和成银行等14家；其中以四川省银行之汇兑业务为最发达，本年上期之汇兑总额共达969827000余元，其汇兑范围仅限于省内，故在省境以内之汇兑业务最称发达。次为和成银行，其汇兑业务逊于省行，上半年之汇兑总额为614606000余元。重庆银行居第三，上半年汇兑总额为585095000余元。聚兴诚银行第四，汇兑总额计为326936000余元。亚西银行则为2300279000余元，金城银行198512000余元，美丰银行183516000余元，云南兴文银行171545000余元，广东省银行150434000余元，湖南省银行149158000余元，同心银行139185000余元，川盐银行126834000余元，川康银行121635000余元，江津农工银行（现已改为四川农工银行）118019000余元；此外上海商业银行之汇兑总额亦达3亿元以上。故三十二年上期，此15家银行之汇兑总额共达46亿元左右。年来政府对于银行之放款投资，管制日严，金融业运用资金之途径日仄，因此一般商业银行渐倾注其资力于汇兑业务，如和成银行在川境商业银行中资力本非最大，年来因努力发展汇兑结果，遂使其汇兑数额在半年之间，进达六亿元以上，在商业银行中，汇兑数额最大。由于一般银行之注重汇兑业务，尽力发展埠际汇兑，故汇水之收入，已成为银钱业之主要收益。

一年来，因商业物价之波动，资金供需情形之不调，金融业尤其一般商业金融机构无论间接直接仍与商业投机保持相当密切之关系，并以本身业务上运用之不当，故川中金融业，尤其商业银行方面之困难，实较抗战以来任何时期为严重。如以一年来重庆银钱业所感受之窘迫与重庆金融市场之动荡情形为例，显示一切，则尤足以说明川中金融业普遍之情形。查重庆银钱业年来所感觉之最大困难，乃为营运筹码之短绌，资金周转之不灵，其表现在金融市场上之现象，即为银根之奇紧。三十二年重庆金融市场上之波动，与银根奇紧之频数，远较以往各年为多，除一月、三月、十月情形较佳外，其余各月几乎每届收付款项期间，俱有短绌紧张之现象，尤以五月及八月各期为最盛。在银根奇紧之当时，凡资金偶感不济之行庄，即惶急万状，疲于奔命，不惜以极高利率，四处罗致款项。因之每逢银根紧急，即致利率增高，商人进货困难，汇款减少，汇市沉寂，囤户遂谋脱手求现，银钱业亦往往紧缩业务，审慎从事，以策安全，于是物价乃有下跌之趋势。反之，当金融市场平稳，资金宽松之时，银钱业遂竭力设法运用其多余之资金，扩张放款业务；或从事汇兑买卖，运用套汇方式，以调拨头寸，赚取汇利，或则运送现钞至外埠高利之处，从事贷放。此时利率降低，物价有上涨之势，商人即大事借款进货，汇出款项增多，汇市繁忙；迨至收付款项之期间已届，若因商人之款项不继，不能按期偿还；或银行之头寸不敷，对于届期集中清理之债务，无法应付时，即造成银根奇紧现象，往往因部分银钱业筹码之短缺，引起整个金融市场之波动。当银根紧急利率上升之时，银行即尽速设法移回其外调款项，商人亦谋脱手求现，清偿债务，于是银根又趋松弛，利率亦复下降。如此一张一弛一往一复周期循环之金融波动，即为目前一般银钱业感受困难的症结之所在。

金融市场之周期波动，本为金融商业上所生之季节变动，或由于经济循环而发生之市场动荡使然，为任何金融市场所常有之现象，其发生于川中金融市场由来已久，亦并不始自今日。顾自抗战以来，由于战时经济之非常状态，通货日渐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商业投机，成为普遍之风气；金融业角逐商业利润，致金融市场形成反常状态，资金供需失调；加以川中比期制度之流行，其集中清理，短期收付之习惯，使资金周转，过于频促，不但不合商业与金融上之需要，且转成为金融运用与商业流通之桎梏。更因物价高涨之结果，各业所需周转资金日多，而其现有资金之实值日少，此在平时已常苦资金不足，如值市场变化，则银根紧迫之现象，即常扩大加深，成为商业金融上之严重恐慌。故通货之增发，物价之波动，投机之盛行，乃为今日金融市场动荡不宁之主因。自三十一年以来，因政府厉行紧缩信用政策，于紧缩发行之外，并以各种公债与储蓄券从事法币之收回，就中如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亿元之发行，自三十一年四月迄至三十二年八月，即行售罄，收回法币达二十亿元之多。当本年八月美金储蓄券停售之前，重庆银钱业均以其大利可图，竞相购进，举市如狂，至八月月半比期，重庆银钱业即遭临空前之金融恐慌，又自本年六月黄金解禁，恢复自由买卖之后，于是金融商业上，平添一投机对象，使资金之去路增大，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已足造成筹码不足之现象；更以年来一般商业行号以高利率吸收存款，致银行存款减少，形成资金逃避现象，亦为促成银钱业筹码短缺形成银根奇紧之一因。在此种种情势之下，银钱业犹从事紧缩业务，多置准备以策安全，乃常为外埠高利市场所吸诱，每值资金有余，转向外埠调动，且仍间接直接参与商业活动，致商业物价方面之每一波动，均成为金融市场上之难关。此项银根奇紧与金融市场动荡不宁之情势，常由重庆而波及川中各地，尤其重庆以外之各重要金融市场所受影响尤大。

川中金融业于历经困厄之后，对于其业务之进行，虽已渐趋审慎，兢兢自守，但在其营运方面，仍有根本之症结与矛盾，未易解除。而商业利润之追逐，比期固习之墨守，则为此项症结之焦点。一方面既感头寸奇缺，他方面复以其资金追求高利，陷于冻结不灵状态，盖既欲保持资金之高度流动性，复欲为资金觅致极大之利润；因二者之不可得兼，即往往舍前者而取后者，此则违背商业金融经营之原则，徒增加业务上之困难，并引起对于自身之不利。在此战时经济之非常局面下，金融业已不复循其正常之轨辙发展，则欲避免一切反常之困难，当不可能。由此可知，一年来四川金融业之困难与症结，虽由于战时环境所造成，而其本身之不健全与其业务运用之不当，实亦应尸其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