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银钱业及银行管理（1942年）

（一）重庆市银行银号及钱庄的家数

重庆市银钱业的家数，截至现在止，计有银行之总分支行及办事处83家，钱庄银号53家，合计136家。83家银行之总分支行及办事处中，在战前成立者仅仅21家，战后成立的则为62家。53家之银号及钱庄中，在战前成立的仅仅12家，战后成立者，则为41家。若合并计算（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规定，凡经营收受存款及放款票据贴现汇兑或押汇各项业务之一，而不称银行者，视同银行，故钱庄银号在法令上自与银行相同，得以合并计算也），则战前成立者，为数仅33家，战后成立的家数，则为103家。现在的家数，计四倍于战前的家数。又现有之银行总分支行办事处及钱庄银号，属于中央及省立者，仅30家，其余之106家，则均为商业银行，后者计三倍半余于前者。又政府银行在战前成立者，仅5家，战后成立的为25家。商业银行（钱庄银号在内）在战前成立者，仅28家，战后成立的则为78家。这是重庆市现有银行钱庄及银号家数及其在抗战前后家数的比较情形。

（二）重庆市现有商业银行（钱庄银号在内）的资本

除政府各行及商业银行之总行未在重庆之各行之资本不计外，其余商业银行之总行（聚兴诚、美丰、重庆、川康平民、川盐、四川建设、和成、通惠实业、亚西、建国、长江实业、山西裕华等12家）在重庆者，除山西裕华银行，未调查到不计外，11家的资本，现在共计为3560万元。战前商业银行之总行在重庆者，其资本只有755万元，战后资本额约五倍于战前的资本额。钱庄银号的现在资本，计共26288000元，战前成立的钱庄银号，连战后的增资在内，共计不过3568000元而已，前后相比，现在的资本额，计几七倍半于战前的资本额。两者合计，则现在的资本额，共计为61888000元，战前的资本额不过11118000元而已，战后的资本总额，几将六倍于战前的资本总额。如果将山西裕华银行的资本列入，并将战前成立的钱庄银号在战后增资的资本额从战前的资本额中减去，加入战后的资本额中，其倍数自然就更大了。这是重庆市现有商业银行（总行在重庆者）的资本，及其在抗战前后资本的比较情形。

（三）重庆市银钱业增多的原因

重庆市所有之银行总分支行及钱庄银号，就其家数而言，则四倍于战前，就总行在重庆之商业银行及钱庄银号的现有资本额而论，则几将六倍于战前，已如上述。其增加的原因：或曰为政府迁渝的关系。政府四行既随政府迁渝，各省省银行亦为了通汇的便利，而于重庆设立办事处。证之以重庆市银行中，在战前属于政府所有者，仅仅五家，现在则到了30家的事实，固亦不失为原因之一。但此种解释，只适用于与各级政府有关的银行，或曰为资金被逼内移的关系。商业银行因国土沦陷，于沦陷区无法营业，资金内移，至渝市设行。证之以战后由沦陷区来渝设立分行的有11家商业银行的事实，自然也是一个原因。不过这种解释，又只能适用于由外省内移的商业银行之总分支行或办事处。或曰为适应工商业的需要关系而投资成立者。是耶，非耶？这就需视其成立的目的，是在经营正当的金融业务，即经营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第一条所规定的收受存款及放款票据贴现汇兑或押汇各项业务呢？抑在经营非本身的业务，如囤积居奇或投机事业而定。关于此点，作者于新经济半月刊六卷三期，《论重庆市比期利息与物价》一文中，曾举出经营银钱业者大多徒恃本身业务的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及商业银行多都有附属事业的二种事实，证明其成立的目的，不过适应工商业的需要扶植投资，而在经营其他附（副）业，本地人称为“□货”。并谓银钱业成立的目的，既在经营其他副业，直接经营可也。银钱业既非有利可图的事业，何以仍要违法经营呢？此乃由于二十九年三月四日财部明令禁止银行经营以日用品为抵押之抵押放款及押汇等业务后，商业银行向四行融通资金既甚困难，而经营日用品的商人更无处融通资金的关系。到二十九年八月，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以后，限制愈严。普通的商人，在物价飞涨，暴利的引诱下，欲获暴利，必须设法获得大量货币，以作购囤货物的资金。在无法向银行融通到货币以后，于是纷纷设立银行银号和钱庄，藉吸收之存款，以作经营附业的资金，副业既有暴利可获，则本业之赔钱或赚钱甚少，也就无关重要了。证之以战后成立的银行庄号，计共103家中，在二十九年及三十年两年成立的为数有61家，约一倍半于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八年二年半的成立家数（42家），尤其战后成立的银号钱庄，计共41家中，在二十九年及三十年成立的则为37家，计九倍余于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八年二年半的成立家数（4家），及三十年十二月纷纷筹备计划于本年一月一日开张的，还有10余家，因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办法的颁布而停止了诸种事实，足资证明。演变所至，银行银号及钱庄的目的，多在或者可以说全在办理其他副业，而经营本身的业务，倒并非成立的目的了。(www.xing528.com)

（四）银钱业与物价

银钱业成立的目的，多在经营副业，已如上述。其与物价的关系，不用说，自然很密切的了。物价问题的真因，我们归纳起来说，首为“供需的失调”及“物资与通货的失调”，次为“三待”与“抢购”。关于两个失调者，论者已多，无须再解释。“三待”是什么？曰“囤积待时”，“囤积待多”，“囤积待缺”之谓也。“囤积待时”，为平常的经商原则之一，不必解释，“囤积待多”者，乃起因于财政收支的不能平衡，以增发通货为弥补的手段，通货增加，物价必贵，商人遂囤购货物，以待法币更多了。“囤积待缺者”，乃起因抗战愈延长，物资必感愈缺乏，缺则价高，商人遂购囤货物以待其更缺时出售也。至于“抢购”呢？乃争将法币换为物资之谓也。譬如去年重庆市糖价的提高，就是由于几家银钱业者联合不讲价天天收购的关系。去岁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发生后，重庆市“抢购”之风更凶，以致物价一跃倍余者甚多。“长袖美舞”，“多财善贾”，银钱业者的抢购资力，既甚充足，“三待政策”又最能坚持，其对于物价的扰乱力量，自然是很大的。最近社会议论及政府当局由物价而注意到银行的管理，可以说是搔到了囤积问题的痒处。我尝说，偌大的重庆市，他的心脏，就在新街口及陕西街一带的银行区，这个心脏如能管理得好，对平价政策的裨益，真是太大了。

（五）比期利息与法币出笼

关于银钱业与物价之关系，我们已经说明如上。就现在重庆市银钱业发展的趋势以及其成立的目的而论，问题太多了。如存款人的保障以及战后衰落将波动或动摇社会的经济基础等等问题，本文暂不论列，兹特提比期利息的问题一谈。关于重庆市比期利息的变动，我曾根据自民国二十三年起至三十年十月上半月止的各比期利息的实际材料，写为一文，详论其因果影响，发表于《新经济》半月刊六卷三期，可资参阅。比期利息的开始高升，始于二十九年三月，迄现在每1000元的每比期利息，已高到了17元，若合为年利，就以单利计算罢，每千元每年的利息，已达到408元了。事实上比期既以半个月为清算的期限，其利息的计算，自然是采复利的办法了。以这样高的利息，来吸收存款，影响所致，各机关的公款，公务员的存款甚至国家银行职员的存款，多纷纷地跑入了钱庄银号。原先本多存在国家银行的现在因比期利息的诱引，而由国家银行出笼了。出笼的结果，增多了市场的□码，自然会愈益压迫着物价上涨，物价越上涨，暴利自然就更能获得了。暴利既然更可获，银钱业者遂更以高利吸收存款，以便直接或间接地囤购货物而获暴利，法币自然就愈益出笼了，影响所致，真不知将“伊于□底”，这个问题关系于现在的物价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