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历史叙述已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了历史变动最后阶段的前夕——这个最后阶段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照、冲突的时代。西方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第一次接触是十六世纪的事。但是真正对照和冲突的时代到十九世纪才开始。这一个半世纪来,中国传统才真正经过了一次力量的测验,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最严重的力量的测验,生存能力的测验。
在我们谈过的历史纲要里,我们已看到古代中国的固有文明,因为有了经典时代丰富的滋养和适当的防疫,足可以应付佛教传入引起来的文化危机。不过因为本土的宗教过于单纯,中国人在一段时间里是被那个高度复杂又有吸引力的佛教压倒了、征服了。差不多整一千年,中国几乎接受了印度输入的每一样东西,中国的文化生活大体上是“印度化”了。但是中国很快地又觉醒过来,开始反抗佛教。于是佛教受了迫害、抵制,同时又有人认真努力把佛教本国化。有了禅宗的起来,佛教内部也做到了一种革命,公开抛弃了不止五千万字的全部佛教经典。因此,到了最后,中国已能做到一串文学的、哲学的、学术的复兴,使自己的文化继续存在,有了新生命。尽管中国不能完全脱掉两千年信佛教与印度化的影响,中国总算能解决自己的文化问题,能继续建设一个在世的文化,一个基本上是“中国的”文化。
早在十六世纪的末尾几年和十七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个新奇的但又是高度进步的文化来敲我们的大门。最初到中国来的那些耶稣会士都是仔细挑选出来的,都是有准备的。他们的使命是把欧洲文明和基督教开始介绍给当时欧洲以外最文明的民族。最初的接触是很友善又很成功的。经过一段时间,那些伟大的教士已不只能把欧洲数学、天文学上最好最新的成就介绍给中国头脑最好的人,而且凭他们的圣人似的生活榜样介绍了基督教。
中国与西方的强烈对照和冲突是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开始的。对着诸位这样有学问的人,这样特别懂得近代历史的人,我用不着重说中国因为无知、自大、自满,遭了怎样可悲的屈辱。我也用不着提中国在民族生活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因为不得其法,又总是做得太晚,遭了怎样数不清的失败。我更用不着说中国在晚近,尤其是民国以来,怎样认真努力对自己的文明重新估价,又在文化传统的几个更基本的方面,如文字方面、文学方面、思想方面、教育方面,怎样认真努力发动改革。诸位和我都是亲眼看见了这种种努力和变化的,我们中国代表团里年长些的人有大半都是亲身参与过这些活动的。
我今天的任务是请诸位注意与“中国传统的将来”这个题目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几件事。我想我们要推论中国传统的将来,应当先给这个传统在与西方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对照之后的状况开一份清单。我们应当先大致估量一下:中国传统在与西方有了这样的接触之后,有多少成分确是被破坏或被丢弃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确是被中国接受了?最后,中国传统还有多少成分保存下来?中国传统有多少成分可算禁得住这个对照还能存在?
我在好些年前说过,中国已经确实热心努力打掉自己的文化传统里种种最坏的东西:“短短几十年里,中国已经废除了几千年的酷刑,一千年以上的小脚,五百年的八股。……”我们还要记得,中国是欧洲以外第一个废除君主世袭的民族。中国的帝制存在了不止五千年之久,单单“皇帝也要走开”这一件事对广大国民心理的影响就够大了。
这些以及其他几百件迅速的崩溃或慢慢的消蚀,都只是这个文化冲突激荡时期的自然牺牲。
这些文化的牺牲都不值得惋惜哀悼。这种种革除或崩溃都应当看作中国从孤立的旧文明枷锁之下得到解放的一部分现象。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从没有解决如何限制一个大一统帝国里君主专制的问题,然而几十年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接触就够提出解决的方法了:“赶掉皇帝,废除帝制。”其他许多自动的改革也是一样。八百年的理学不能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的行为,然而几个传教士带来了一个新观点就够唤起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够把小脚永远废了。
中国从西方文明自动采取吸收的又有多少成分呢?这个清单是开不完的。中国自动采取的东西——无论是因为从来没有那些东西,或者没有相当的东西,还是因为虽然有相当的东西但要差一等——确实总有几千件。中国人采取了奎宁、玉蜀黍、花生、烟草、眼镜,还有论千种别的东西,都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愿意要这些东西。用钟表是很早的事,不要多久滴漏就被淘汰了。这是一个高一等的机械代替一个次一等的东西的最明显的例。从钟表到飞机和无线电,论千件的西方科学工艺文明的产物都可以列在我们的清单上。就智识与艺术的范围而论,这份清单可以从欧几里德起一直开到当代的许多科学家、音乐家、电影明星,这个单子真是开不完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从旧文明里丢掉冲刷掉这一切,又从近代西方文明自动采取了这上千个项目,然后中国传统保存下来的成分又还有多少呢?(www.xing528.com)
不止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1933年,我有一回演讲,专论中国与日本文化反应的不同形态。我指出日本的现代化可以叫做“中央统制型”,而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文化反应的另一个形态,可以叫做“长期曝露与慢慢渗透造成的文化变动”。我接着说:
这样,我们实在是让一切观念、信仰、制度很自由的与西方文明慢慢接触,慢慢接受感染,接受影响,于是有时起了一步步渐进的改革,也有时起了相当迅速或激烈的变动。……我们没有把哪一件东西封闭起来,我们也不武断禁止哪一样东西有这种接触和变化。
过了几年,我又抱着差不多同样的看法说:
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往往是先有少数几个人的提倡,渐渐得着些人赞成,最后才有够多的人相信这些观念是很合用或很有效验的,于是引起来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从穿皮鞋到文学革命,从用口红到推翻帝制,一切都是自动的,都是经过广义的“理智判断”的。中国没有一件东西神圣到不容有这样的曝露和接触,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有力量防止哪一种制度受外来文化感染浸蚀的影响。
我从前说过的话的要点只是:我认为那许多慢慢的、但是自动的变化,正好构成一个可以算是民主而又可取的文化变动的形态,——一个长期曝露,自动吸收的形态。我的意思也是要说,那种种自动的革除淘汰,那种种数不清的采纳吸收,都不会破坏这个站在受方的文明的性格与价值。正好相反,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个大解放的作用;采纳吸收进来新文化成分,只会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辉光大。我决不担忧站在受方的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又采纳了许多东西,而蚀坏、毁灭。我正是说:
慢慢的、悄悄的,可又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渐渐成了一件事实了。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
【注释】
[1]本本为1960年7月10日胡适在西雅图中美学术会议的英文演讲,译文原载1960年7月21日至23日台北《中央日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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