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来一向留在外国，好久没有穿中国衣服，好久没有说中国话，这次说话，也许要带出外国字来了，请大家不要见怪。承蒙诸君招待，非常感谢，只是因为回国十小时以内就闹腹泻，非常狼狈，所以两次定期都不能到，先向诸位道歉。
这九年之中，诸位在沦陷区、在后方，所作的许多抗战工作，我都没有参加；所受各种苦痛，也没有受到。好像是国家放了我九年假，现在回国，真有一种假期终了的感觉。
刚出去的时候，完全是考察性质，奉政府非正式的使命，去看看美国对我们抗战的舆论和态度。后来，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命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会议，那时是1938年。这个会议我国还是第一次参加。自欧洲回美就奉命回到外交方面工作了。
我在1938年到1942年这整整四年之中担任着外交工作，责任实在是非常轻松的。每天不过换几套衣服、出席几次茶会或者Cocktail Party，没有订过一次条约，没有接洽过一次借款，没有捐过一笔钱。而且，我对他们说老实话，不讲究外交词令，我们有困难就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要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是老老实实的人。
后来，我的任务没有以前轻松了。政府已经看到，在我们一国单独挺身抗战之外还必须要注意世界局势的转变。不过老实说，我实在还是一无成绩可以报告诸位听的。
我在没有递国书的时候广州失陷了。在递国书前三天武汉又陷，这正是国家最倒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一向主张说负责任的话，不怕人家笑骂、不怕人家嫌我们不时髦，但是在这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的时候，我觉得这态度还不够，觉得我自己还应当参加意见、参加判断。我的报告是否准确，在历史上可以起作用——我觉得只说负责任的话是不够了，我觉得实际负责任，比说话摇笔杆的负责任，还要艰难。写文章的人往往随便议论，并且常欢喜写翻案文章，但负责办事的却不容许如此的。
1942年秋天本来想回国，但是我有心脏病，医生说不适宜于高飞。而在重庆常常要跑很多石级，昆明又是海拔六七千尺高的地方，有心脏病的人都不相宜。于是，又在美国耽搁了几年。当时应回国从事文化工作的愿望也不能达到了。
出国的最初五年，从未从事学术研究，一篇文章不写，一点考据和研究的工作也没有作，即使讲演，也从没有什么心得。虽然得了三十一个荣誉学位，却并不是用功拿来的。于是下了一个决心，在1942到1944这几年中，努力于“无声无臭”，“无声”是不说话，“无臭”是不招摇，专心读书研究，利用这个国家给我的假期训练自己，预备回国来做一个教书匠。(www.xing528.com)
去年9月政府发表我做北大校长。事前教育部和我没有一个字的联络。因为他们晓得我有一个弱点：国家在艰难的时候，政府发表我什么事，我是从不迟疑、从不否认的。北大的职务是一种光荣，但也是很艰巨的工作。我愿意做一个教书匠，一个史学家，这一点就算是我这余年中的一些“野心”罢。
主人要我就一个新从外国回来的人的看法，对国内情形说些话。题目太大了，不容易交卷。在国外的人常常看见大处，不见小的地方，因此有时就看到了整个的一面，不挑小眼儿。但是回国之后才知道和国外所闻的确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十个月前所乐观的，十个月后也许就有可以悲观之处。我从本月五日到上海，至今才两个礼拜，晤见朋友不少。上海的名片有两寸高，南京的名片也有两寸高，听到的话悲观的居多，对将来并且很有抱失望的。但是我虽去国外九年，并没有和国内隔离，更从没有减少对国内的关怀。我以为用研究历史的态度看起来，我们是用不着太悲观的。
九年以前，或者十五年以前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们都曾仔细考虑过局势，我也从不主张轻易作战。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经济、文化、工业等等的基础都有些不敢接受这种挑战，打这空前大仗。到庐山会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忍受得已经够了，正像一个患盲肠炎的人，明知开刀可以有性命危险，但是为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再怕冒险。所以，我们就接受了挑战，参加了战争，一打就打了八年。
用研究历史的眼光看起来，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一部分固然或者还是由于我们的努力不够，但大部分或者还是因为历史上的必然。以美国之富强，胜利以后至今也还没有恢复常态。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胜利，却决不是已到了休息或者“写意”的时候。存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也许就不至于太悲观了。
我们应当研究我们的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人才吗？学问吗？然后努力加以克服。也许我们要再吃五年或者十年苦，但是如果只吃苦而不作探讨和研究，那么吃苦的时间只会更延长。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么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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