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6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国民大会的一个代表，我想说一个故事，让我的美国朋友们知道林肯的思想怎样会变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平常说，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美国林肯总统的三句话是相通的：林肯说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当时还没有适当的翻译。中山先生自己翻译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说，他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有”，民权主义就是“民治”，民生主义就是“民享”。
孙中山先生死在1925年。他死后二十一年，这些思想就概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条里，这一条的全文是：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所以我们可以说，林肯的盖梯斯堡[2]演说的一部分，用孙中山先生自己翻译的文字，永远生存在中华民国宪法里。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对林肯表示的最高的崇敬。
今天我们庆祝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纪念，正当全世界的危机时期，我们不能不感觉林肯的生平事业对我们有一种新的意义。
这种新的意义就是：林肯当日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分裂林肯的国家的，是一种把人作奴隶的制度。分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是一种把人作奴隶的新制度。
在一百年前，林肯曾宣言：
一个自己分裂的家庭是站不住的。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将来总有一天或者全部是奴隶，或者全部是自由人。
林肯本人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他相信一切的人，无论什么地方都应该自由。
但他也是一个搞实际政治的政治家，所以他总不免有一种希望——一种无可奈何的希望：他总希望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们能够“限制这种制度的推广”，能够“把这种制度认作一种不可再推广的罪恶，但是因为这种制度确已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只好容忍它，保护它”。
他这种希望，若用近几年流行的名词来说，可以叫做“围堵”和“共存”的政策（The policy of“Containment”and“Coexistence”）。
但是林肯没有机会可以实行他的“围堵奴隶制度”的政策。从他被选作美国大总统，到他就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已有七个南方的邦宣告脱离联邦国家了，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且把独立各邦境内的多数炮台也占领了。
林肯就总统职之后三十九天，战争就爆发了——那个可怕的战争一直延长到四年之久。
林肯总统迟疑了一年半，方才颁布他的释放南方各邦境内全部黑奴的命令。最后的解放黑奴命令，1863年元旦颁布的。(www.xing528.com)
当他迟疑不决的时期，林肯在一封信里曾说：
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救这个联邦国家。……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而可以救国，我要干的。如果解放全部奴隶而可以救国，我也要干的。
当时战事的延长扩大，使他不能不承认释放奴隶的命令不但是道德上的必要，并且是军事上的必要。
直到今天，全世界最不忘记的，最崇敬的林肯，就是那位伟大的奴隶解放者林肯。
我们现在纪念林肯的生日，我们很自然的都回想到他在一百年前说的那几句富有预言意味的话：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将来总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在一百年前说的这几句话，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得着同情的响应，正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种新起的，更残酷的奴役人们的身体与精神的奴隶制度——这种新起的奴隶制度已经把一个很大部分的人类都变作了奴隶，并且还在很严重的威胁着整个世界。
我们在自由中国的人，在自由世界的人，都常常忍不住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能够长久存在吗？
这个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究竟还能够存在多么久呢？
是不是将来总会有一天，——正如林肯在一百年前玄想将来总会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我相信，这是林肯在今天给我们的新意义。
【注释】
[1]本文为1959年1月29日胡适在台北美国新闻处的录音稿，送“美国之音”广播，原载1959年2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第20卷第4期。
[2]盖梯斯堡：旧译名，今译为“葛底斯堡”，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南部一个村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在此有“葛底斯堡大捷”，是南北战争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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