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促进：提升国家利益贡献

我们先前介绍过美国外交评议会的《超越人道主义的要素：美国的对非战略》，它是从描写2005年7月举办的慈善音乐会“LIVE8”^[28]开始的。接下来文字是这样的：“但是关键的东西却遗漏了。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非洲已经成为超越人道主义关心的对象……这种公共活动，散布着陈旧的非洲观。”（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5：5）

如同我们论述道义援助论时所说的，人道主义从根本上支撑着援助理念。非洲的人们由于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而得到多次救助。但是，人道主义产生的是慈善，仅靠这个是无法将开发援助政策化的。我们这里论述的并不是非慈善的必要性而是开发援助政策，是让它作为政策屹立不倒、稳定前行的方法论。人道主义是人类有理念存在的证明，是所有讨论的前提。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慈善而说明世界开发史、开发论和政策论。如果是为了慈善，那么活动策划比事业设计更有帮助。

图6-12是非洲作为日本的贸易对手所占比重的变化。对于依赖于非耐久产品出口时代的日本来说，非洲曾是重要的市场。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贸易品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地，非洲贸易的比例也降低了。不断走低的非洲贸易比例进入21世纪后开始慢慢回升，这已经在第5章进行论述。这是由于汽车产业成为日本的主导产业，而且日本的汽车产业成长为世界企业，以及21世纪之后非洲的购买力提高了。而且，现在来自日本的资源投资也在进一步扩大对非经济关系（图5-28）。

图6-12　日本贸易中非洲的比例^[29]

（出处）笔者依据总务省统计局（2008）、World Trade Atlas（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资源安全保障的要求促进官民一起接近非洲。为了顺利培育支撑日本未来的尖端技术产业，必须确保处于第二序列的资源供给方的安全。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个要求对中国经济的顺利、持续增长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中国拥有的资源只在中国国内使用，那么日本必须寻找可以替代中国的资源供给地。此外，为了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的稳定增长，最好推进非洲的资源开发，增加供给量，避免资源价格的再次高涨，防患于未然。

资源开发的进展也是非洲方所希望的。通过贸易获得收入而不是依靠援助，这也是非洲各国独立以来一直追求的，它们一直希望不是成为世界的被保护者而是成为商业活动的伙伴。这能保证双方实利的关系比慈善更加稳定。中国的非洲攻势在非洲受到欢迎也是基于实利外交。

然而非洲在日本贸易中所占比例的退潮倾向虽然有所逆转，但在贸易和投资中的比例均不到3%。比起日本，对非洲有着超高进口依存度的美国和中国必须直面极其困难的非洲问题。但是，日本没有必要与部分掠夺国家保持不良关系。即便如此，也必须承认日本从非洲获得国家利益的事实。政策必须是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开发援助当然也不例外，ODA与这种国家利益要求毫无关系是不被允许的。只要非洲存在绝对贫困，那么最好继续人道援助，而且也有必要设计对日本国家利益有所贡献的ODA事业，因为存在需求。

非洲存在不利于制造业的条件：劳动者的营养状况恶劣，传染病的危险极大，教育培训水准低下。进军坦桑尼亚40余年的松下负担员工的伙食费并全额资助医疗费用，在南非拥有生产基地的日资企业对员工实施HIV/AIDS对策。不仅仅是日资企业，进军南非的其他外资企业及当地企业，只要达到某种规模都实施HIV/AIDS对策^[30]，也有些企业将这一对策扩展到周边社区。受企业资助的预防犯罪和学校教育的活动盛行，让人感觉CSR已经被纳入南非的企业社会。(www.xing528.com)

这些活动与其说是因为经营者的理念和善意实施的，不如说是在非洲的社会现实中，为了持续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被迫的”CSR。对企业来说，花时间培养的员工如果死亡是一大损失，想要守护员工就必须将支援延伸到他们生活的社区。如果营养状况恶劣、工作效率低下、旷工情况严重，那么就必须考虑提供工资以外的津贴。在与其他地域进行比较决定投资地时，这些都是非洲投资的成本，是非洲落选的理由之一。

正因为企业冒着风险进军非洲，所以必须自己负担这些成本，而且，企业实施的这些CSR的活动效果对整个社会有所裨益。如果能够降低这些成本，不仅可能促进投资，而且社会开发效果也会提升。这里存在ODA的投放机会。迈克尔·E.波特（Michael E.Porter）认为：“企业直面各种特定的社会问题，拥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手段，能够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获得最大的利益……如果运营顺利的企业能将庞大的资源、专业知识和经营能力用于他们熟悉的相关问题上，那么就会对社会福利产生强于其他机构或慈善团体的效果。”（Porter and Kramer，2006：14）如果日本企业在非洲也能找到这种力量，那么ODA就能发挥帮助其显在化的触媒功能。

如前所述，社会政策性ODA的最大课题是支援对象的选择与确定，如果要加入与日本企业相关的社区，那么就可以期待以下效果。

·对提高产业地带的社会福利做出贡献；

·减轻企业进驻非洲产生的成本，影响企业内的投资判断，促进投资；

·形成“如果引进日本企业，周边的社会就会得到改善”的评价。

通过这种官民合作，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改善，就能让日本与非洲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稳定。官民合作的ODA事业的成果可以作为各公司的内部数值进行把握。因此，从ODA预算的有效使用这个观点来讲也是好的。因为与其为了测定ODA效果而在此投入ODA预算，还不如采取官民互相监督的体制。

但是，要设计这种事业，就必须提供给进军非洲的企业一个通用的计划，哪怕只有一家公司也要提供。与有数以万计的日资企业进军的中国不同，在小国分立的非洲，大多是无日本企业进驻且今后也无法期待日企进驻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在投资促进方面就不能将非洲分割成53个国家，而是要看成一个地区，将进军各国的日企作为“进军非洲的企业”的总体来看待比较妥当。

奔赴拥有日本所需资源的国家，投入资金和人才进行挖掘的是企业。因此，如果不开展企业的非洲商业活动，那么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安全保障。在前面一章我们介绍过几个事例，为了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建构稳定的业务，日本企业已经加入开发援助的队伍。ODA可以对这些企业的努力提供支援，这种官民开发合作是顺应国家利益的。不想好好守护自身利益的国家和企业，非洲和其他国家都不会信任。难道我们没有从中国的非洲政策中领悟到外交的原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