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问题：开发援助的整合手段

蒙特雷构想计算出要将贫困人口比例减半需要200亿美元。但是，如前文所述，这个数字是依据其他资料得出的。其一就是科利尔与戴拉的论文。科利尔是对援助效果持保留意见的学者。这篇论文认为，MDG消除贫困的目标由于中国状况的改善也许能够实现。该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消除贫困的目标能否在成绩最差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实现的问题，模拟的结果是在政策环境好的国家“援助效率不降，还拥有增加50%的援助吸收能力”（Collier and Dollar，2000：22）。因此，如果能及时予以补充援助，那么到2015年贫困人口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72%下降到41%。科利尔认为：“援助若达到GDP的16%左右，收入递减法则就起效了，援助的效果将或多或少丧失”，但“非洲即便在G8首脑会议之前，其水准也已接近16%”。因此，在现在的框架下即便增加援助也不会取得预想的效果。（Collier，2008：160-161）因此，这个提议就是不如将援助从政策环境恶劣的国家抽离，集中投放到政策环境优越的国家。将通常需要3700亿美元的贫困对策减少至200亿美元的秘密就在此，不是通过社会扶助而是通过经济增长来消除贫困。因此，效果就如同科利尔所说的，政策是关键。那么哪种政策是好政策呢？问题再次回归到这一点。

因此，如同发展经济学以这种前提进行分析一般，开发援助的目的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进而实现贫困状况的改善，除此以外其实没有设定其他目标。正因为此，才需要开发思想，肯尼迪政府将援助的目的统一为经济开发也是基于此（见第22页）。若果真如此，那么对开发援助政策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展示消除贫困需要怎样的援助方法，以及需要花费多少费用。如果这个结论可行，那么就可以作为政策成立。至于是否实行则基于对开发论之外的范畴的判断，不应将其混为一谈。

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转移无法救助人数庞大的贫困阶层，基于这个现实认识，通过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扩大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财源最终减少贫困人口是日本的开发理念。这与产业革命之后发现实施贫困对策的必要性，从而制定社会政策的欧洲不同，是基于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建构社会政策的日本历史经验的开发理念。通过经济增长消除贫困与繁荣世界经济的理念恐怕是日本人普遍的开发思想，支援这种开发思想的就是开发援助政策，这恐怕并没有获得共识。如果这样思考，那么作为开发援助政策的手段，开发金融比无偿援助更好。

但是，这个想法的陷阱是援助国没有介入他国经济政策的权限。经济增长政策需要与所有经济政策协同互动，但在被援助国政府没有实行合适的政策时，援助的效果也消失了。政策是需要实施权限的，但ODA事业就没有获得这些权限^[24]。“弱小国家”由于有关政策的知识与技术的不足而没能获得合适的开发政策，它们也许可以通过ODA大纲所提倡的“政策协议的强化”确保开发援助的效果。但如第5章所述，当恶意的权力将对象国变为掠夺国时我们无法对政策协议抱有更多期待。(www.xing528.com)

统治方式论劝告我们，当遭遇这些状况时要停止援助。甄别对象国投放ODA的方法论（Selectivity）也是在假想存在恶意政府的情况下产生的。应用政治学成果的援助手法产生于与非洲问题的交涉中。在对开发漠不关心的政府的统治下，开发援助国身份理念只会损毁援助效果。现在有不少这种政权。

不仅仅是日本，无论哪个援助国，开发援助政策都使援助国背负过重的负担，让它们从不稳定的财源中抽取政策资源，在没有政策实施权限的他国实施援助事业。原则上，为了让开发援助在这种制约下发挥确切的效果，关键是根据政策论设定与可能动员的政策手段相匹配的目标，设计可让这个目标最有效达成的事业。发展经济学通常通过ODA的投入总量来推测援助效果，不存在有偿援助与无偿援助的区别。因此，虽然被援助国的统治方式是重点，但ODA的质量却无人过问^[25]。当然，也没有关于ODA事业的提议和建言。ODA的实施机构现场所直面的就是事业设计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发展经济学在现场发挥不了作用。

如前文所述，所谓开发援助是指用ODA预算实施的各项事业。如同企业的事业计划一般，事业上最重要的是副本的选取和事业目的的设定，以及实施步骤和方法论等事业设计。拥有正确设计的事业的积累可以让开发援助等政策化。以上就是ODA政策化论的宗旨，是提倡关于事业设计讨论的理由。下面我们将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