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非主张为了企业应该使用ODA。我们主张的是：ODA的事业结构最好更加多样，事业设计最好更加柔软，实施起来更加自由，并通过这些提高开发效果。在像非洲这种政府存在感极低的国家，作为更有效的、值得信赖的、拥有开发动机的对应物，可以关注包括日企在内的所有企业的存在。既然是投入公共资金的事业，那么必须基于扎实的政策论。不仅仅是寻求费用对效果的改善，还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有效的路径的开发中。
在包含非洲经济在内的21世纪世界经济中，如上一章所指出的，“资源的诅咒”是大课题之一。正因为是现在资源价格开始回落，资源国才会对资源收入的有效使用方法更加敏感。这一时期为了推进资源投资，如果传授活用有限资源带来收入的诀窍，那么无论是对于非洲的未来还是对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与非洲国家建构稳定关系都是有利的。
对于原油进口地从中东转变为非洲这一点，科利尔（2008：89）认为：“如果仅转移资源的供给源就能同时转移资源的诅咒，那么作为安全保障上的处理就毫无意义可言了。”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21世纪的世界比20世纪更需要资源。21世纪的开发思想应该寻求克服资源诅咒的开发机制。依赖非洲原油的美国和中国无法回避与非洲产油国之间的艰难外交关系。扎进中国—非洲外交的达尔富尔纷争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为了解决非洲纷争，以及让处在纷争问题旋涡的国家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止是民主化问题，改善资源收入的用途与分配也是不可或缺的。非洲已经提供了通过出租资源提高ODA总额的收入转移。如果这些资源用于富裕阶层的消费而不是国内的减贫和开发，那么不久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也会丧失对非洲的热情。非洲政府必须尽快意识到这一点。
不是资源国的日本没有活用资源收入的诀窍，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代表性例子恐怕就是拥有北海油田的挪威了。在形成21世纪新型开发思想的基础上，挪威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会成为珍贵的研究素材，这就如同日本提供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型一般。推进这种研究，就像日本政府委托世界银行撰写的报告——《东亚的奇迹》一般，是非洲开发援助的一环。
虽说存在感增强了，但对日本而言，非洲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不过占日本2%的比例而已。但是，如前所述，这2%的比例产生的国家利益要求精致建构对非政策。制定精细的政策需要更多信息，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信息。反之，对中政策也需要非洲方面的信息。换言之，非洲信息开始拥有超地区限定性功效，开始全球化了。
非洲，无论是对从事援助的国家，还是对与其建立外交的国家，抑或是对从事贸易的国家而言，都是过于残酷的现场。为了实现目标，无论是商业活动还是开发援助都需要信息和新的创意，需要正确把握现场问题且能迅速开发实施有效对策的能力，需要个人能力与组织能力、智力和机动能力。在非洲，考验我们的是我们的国力。
【注释】
[1]图6-1中的日语“中国”和“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的中译文分别为“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译者注）
[2]在排除了OECD加盟国及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后进行统计而得出的结果。因此，亚洲不包括韩国、新加坡和文莱，也不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高收入产油国。
[3]图6-2中的日语“ドル”“OECD24カ国（左軸）”和“開発途上国（右軸）”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OECD24国（左轴）”和“发展中国家（右轴）”。（译者注）
[4]图6-3中的日语“ドル”“1人当たりのGDPの対数値（右軸）近似線”和“1人当りのGDP（左軸）近似線”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人均GDP的对数值（右轴）近似线”和“人均GDP（左轴）近似线”。（译者注）
[5]图6-4中的日语“ドル”“石油価格（1990年固定価格、右軸）”和“国際ジニ係数（左軸）”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石油价格（1990年固定价格、右轴）”和“国际基尼系数（左轴）”。（译者注）
[6]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研究指出，援助投入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有意关系（Griffin and Enos，1970）。在之后的40年间，人们对Aid effectiveness进行了各种研究，但是至今未发现确定性关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不确定开发援助对开发有所贡献的情况下，开发援助政策被一直持续了下来。最新的评论有Roodman（2007）。
[7]图6-5中的日语“10億ドル”“アメリカ”“日本”和“イギリス”的中译文分别为“10亿美元”“美国”“日本”和“英国”。（译者注）
[8]图6-6中的日语“10億ドル”“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和“中東”的中译文分别为“10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译者注）
[9]克林顿政府期间的国家安全顾问。
[10]原美国新泽西州州长。在小布什政府期间曾任美国环境保护署负责人（2001—2003年）。
[11]由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Ernesto Zedillo）为议长的团队制作而成。日本软银（Softbank）的孙正义参加了团队。
[12]图6-7中的日语“10億ドル”“IDA”“EC”和“国連機関”的中译文分别为“10亿美元”“IDA”“EC”和“联合国机构”。（译者注）(www.xing528.com)
[13]以美元名义额来看，日本在1993年到2000年间一直是最大的援助国，而DAC的紧缩实际额仅在1995年、1998年和1999年居援助国第一（OECD，2008；Picture 6-5）。
[14]因为日本率先实施了DAC新发展战略，因此JICA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首先选定的国家是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和加纳。但是，在设立专门研究会的1997年，津巴布韦由于土地政策的混乱已有了崩溃的先兆。
[15]图6-8中的日语“10億ドル”“対東アジア”“対南·中央アジア”和“対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的中译文分别为“10亿美元”“对东亚”“对中南亚”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译者注）
[16]如第1章所述，按DAC的地域分类，远东地区（Far East）包含东南亚国家。
[17]图6-9中的日语“10億ドル”“無償援助”“有償援助（グロス）”和“有償援助（ネット）”的中译文分别为“10亿美元”“无偿援助”“有偿援助（毛）”和“有偿援助（净）”。（译者注）
[18]图6-10中的日语“10億ドル”“フランス”“ドイツ”“イギリス”和“日本”的中译文分别为“10亿美元”“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译者注）
[19]美国的有偿援助只在1991年表现突出，我们认为这是因为1991年有巴黎俱乐部共识，对埃及实施了公共性债务救助。
[20]图6-11中的日语“10億ドル”“世界銀行”“アメリカ”“日本”“フランス”和“イギリス”的中译文分别为“10亿美元”“世界银行”“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译者注）
[21]我们在第1章多次引用的川口（1980）是全面了解讨论情况的资料。
[22]基于IMF（2008）和Maddison（2008）数据的推算。
[23]英国提倡的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就试图打破僵局。它以援助国群的承诺为担保发行证券，并将证券的销售收入作为开发资金（白井，2005：255-256）。
[24]应IMF之邀，于20世纪60年代出任卢旺达中央银行总裁的服部正也在执行极为困难的任务时不仅依靠自身的策划能力，而且最大限度地活用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行政权限。通过传授财政、税制等经济系统建构术来促进技术援助，将殖民地财政补充视作ODA起源的服部（1972）的援助论即便是在现代也是极具启示意义的。
[25]木村、户堂（2007）将ODA分成面向基础设施和非面向基础设施两种，日本的基础设施援助比较例外，它给予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以正面的有意义的影响，这与非基础设施援助和其他援助国的援助不同。这种研究不如说是例外的。
[26]尼日利亚为了保护国产，禁止从国外进口60余种商品，因此计划进军尼日利亚的南非零售流通企业向制造业者咨询能否在当地成立合资公司。这是因为尼日利亚的人口超过1亿。
[27]指通过生产剩余谷物获得的利益，从投入的成本来看不成比例的意思。
[28]面向格伦伊格尔斯G8首脑会议，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呼吁支援非洲的音乐会。
[29]图6-12中的日语“輸入”和“輸出”的中译文分别为“进口”和“出口”。（译者注）
[30]在南非，各企业有责任应对员工的HIV/AIDS问题，政府项目的对象不是被雇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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