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在开发中的作用等，迄今已有众多论述。初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市场功能尚不成熟，所以政府必须介入推进开发。其具体表现就是马哈拉诺比斯发展战略，政策性表现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但采用这个发展战略的国家未能取得骄人的业绩，这也促成了在与NIES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的对比中讨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开发效果。这已在第2章进行论述，同时我们也介绍了将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关注带到发展经济学中，并产生了“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情况。
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考察了“围绕进口量管制政策下的进口许可的竞争”带来的影响，论述了不是追求利润而是寻求经济租金（rent seeking）[66]逐渐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性恶性循环”（Krueger，1974：302）。寻求经济租金的最普遍形式为贿赂。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撰写的论文中，克鲁格（1990：14）认为：“民间部门的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公共部门的个人则拥有边沁（Bentham）式社会正义感。”他指出初期发展经济学的矛盾，认为：“即便是在公共部门劳作的人们也应多关心自身的利益，这才现实。”此外，尽管在构成社会的主体中，政府拥有的相对优势在于提供可左右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但“政府如果不提供拥有极大相对优势的基础设施，而是毫无效率地提供没有相对优势的资源，那么这就是政府的失败所在”（Krueger，1990：17）。克鲁格（1990：10）认为：“在许多国家，政府的失败远高于市场的失败。”当然，他所说的许多国家也包括非洲国家。
关于结构调整的不成功，一般认为是因为“无视非洲的现状而一味要求适用新自由主义政策”，但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如果以支撑贝格报告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为依据，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腐蚀非洲经济的病灶并非如非洲方所说的在非洲之外，而是在非洲的政府和政策。即便是结构调整的批判者，他们也并不认为在引进结构调整之前的非洲国家政策中不存在错误。贝格报告佐证了对结构调整进行政策改革的必要性，也展示了其方向性。但是，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政策究竟是以何种目的设立，且基于何种意图实施。
包括经济政策和开发政策在内，所有的政策都是通过政治途径被制定的。政治中决定政策的理论通常无法保证其一定具有经济合理性。因为政治未必就是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而进行的。因此，不像初期发展经济学那样认为政府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而行动的“社会的神”，而是认为其不过是谋求政治利益极大化的一个主体。以此来分析政府“在政治这种市场内部，贸易如何被进行”（Grindle，2003：239），这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新政治经济学。(www.xing528.com)
如果我们假定分配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时，存在将其政治影响力作为动机的贸易场的“政策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中政治家会以拥有更大的权力为目的，官僚会以拥有更大的决定权和升迁为目的而行动。其他个人和团体为了加入这个政策市场，就会通过它寻求资源分配。合理的选择理论所设定的基本分析框架就是这个，为了完成这里的交易而进行的调整就是政治。
基于这个框架，描绘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力学的是贝茨（Bates）。贝茨试图解开“正常人（非洲的领导人）为何采取危害他们统治社会的政策”这个问题，“彻查与反所有农民利益的政府介入的相关政治理论”（Bates，1981：3）。即第3章详述的，说明非洲的农业是如何成立、维持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贝茨的目标。贝茨所创设的体系，是在农村无法找到政治利益的政权作为在政策市场对城市居民和城市产业有利的“价格设定游戏”（Bates，1981：75）而开展的政治。贝茨描绘了在这个游戏中非洲政治的合理性，并说明作为“即便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但政治上是合理的”（绘所，1997：177）非洲政治的不可解性。
国家和政府发祥于城市，即便是在开发中，农村的收入提升和福利水平的改善普遍落后于城市。“最重要的阶级对立既不存在于劳动与资本之间，也不存在于本国利益与外国利益之间，而是存在于农村与城市之间。”（Lipton，1977：13）这种城市偏向（Urban Bias）的现象即便在当今中国也是非常深刻和普遍的。我们已经在第3章详述过如果不顾这种情况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开发。但是，不仅是发达国家政府，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政府都担心农村的不稳定，如同非洲国家政府感受到农村荒废所带来的政治威胁一般，这个问题即便不是被贝茨也能被其他人发现。虽然大多数国民为农民，但非洲的政治力学强烈偏向城市，对于农业振兴基本上无策无力，以及这与政治权力安定起到正面作用这种认识的矛盾性。这就是非洲问题背后的非洲政治的不可思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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