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资源价格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非洲经济与石油价格的相关性令人吃惊，但与石油以外的资源或者初级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表5-2是算出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以2000年时为100的IMF指数）和地域GDP的相关系数后再将其与世界总产值进行比较的结果。金属、农业初级产品和食品这三样是复合指数，其他单品按照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GDP的相关系数降序排列。南非与尼日利亚的数值单列，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地域经济中的占比具有绝对性优势，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GDP受到南非与尼日利亚GDP动向的强烈影响（图5-3）。石油价格高涨时尼日利亚的GDP占比高，反之则南非的GDP占比高，这两个国家几乎占了48个国家GDP总和的一半。

表5-2　资源价格与GDP的时间序列相关系数（1970—2007年）

续　表

（1）1n（Pt）=α+βt中算出的年变化率。
（2）1n（Pt）=α+βt中的R2的值。
（3）1990—2007年。
（4）1990—2007年。
（5）1981—2007年。
（6）1975—2007年。
（出处）笔者依据IMF（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图5-3　南非与尼日利亚的GDP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12]

（出处）笔者依据UN（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比石油的相关系数还高的是铁矿石和煤炭，镍和铜在世界生产总值中也具有以上数值。在与金属价格复合指数的相关系数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31个国家显示了比世界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更高的数值，其中赞比亚的金属价格复合指数的相关系数为世界最高（0.938）^[13]。从整个地区来看，没有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更高相关系数的地方了。就这一点而言，金属价格复合指数与石油价格相通。图5-4是金属复合指数的变迁。通过图5-4，我们发现，与石油价格变化相同，金属价格从2003年起也开始高涨了。也就是说，在独立后的历史进程中，非洲只有在石油价格和金属价格上涨时经济才增长，21世纪以石油为主的矿物性资源价格的高涨带来了结构调整未能实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的增长。

反过来，我们可以预测，如果资源价格停止上涨，那么非洲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将终止。这就是与石油等资源价格低迷时经济仍旧高速增长的NIES发展方式的根本不同。^[14]NIES和此后的亚洲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与非洲的经济增长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发生的，也就是说，是经济利弊相反的资源供给侧与需求方的差异。在这一点上日本亦是如此，资源依赖于海外供给的日本经济在自由价格动向方面受到与非洲经济完全相反的影响。在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是非洲与日本、非洲与亚洲之间令人期待的经济关系时，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图5-4　农业初级产品价格复合指数与金属价格复合指数（2000年=100）^[15]

（出处）笔者依据UN（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非洲经济与农业初级产品价格之间的相关系数一般都很低。即便是第3章我们提过的非洲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科特迪瓦，其可可的价格与其GDP的时间序列相关系数是0.062，咖啡价格与埃塞俄比亚GDP的相关系数是0.029，棉花价格与马里GDP的相关系数是-0.009。因此，我们很难说农产品实况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联动的。砂糖是例外，这也是EU的进口价格，与撒哈拉以南非洲29个国家GDP的相关系数都在0.8以上。(www.xing528.com)

即便如此，农业初级产品复合指数与撒哈拉以南非洲GDP的时间序列相关系数为0.72，比与世界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要低，但比与各单品价格的相关系数要高得多。与每个产品的变动均衡的复合指数不同，与农产品单品价格的相关系数变低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激烈的市况变动。因此，我们通过经年走向制作了说明各产品t年价格Pt的算式，包括对时间轴倾斜的β值分成价格上升趋势（年平均上升率），以及各产品回归式的决定系数R2，并一起计入表5-2。

ln（Pt）=α+βt+ε（ε是干扰项）

R2越大，算式结果越有说服力，与预测值的乖离率越小。因此，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价格的稳定性。

价格极不稳定的砂糖和可可、咖啡等农产品的自由市场价格的特征是：过去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都经历了异常高涨的状态。此外，几乎都没有检测出上升趋势。GDP是比较稳定的数列，所以与这些农产品价格的相关系数自然变低。

我们以砂糖价格为例来确认一下。图5-5显示的是砂糖的自由市场价格和EU进口价格的变迁。自由市场价格曾经历2次异常高涨状况，这显著拉低了R2的数值。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之后没有看到价格的上升趋势。而EU价格虽然与自由价格的变动均衡，但有一定的上升趋势。第1章所提及的《洛美协定》规定对ACP国家实行保证价格买卖砂糖（见第34页），后来的《科托努协定》（Cotonou Agreement）继承了这项规定，EU价格的变迁与农业初级产品复合指数变动的轨迹大致相同。因此，我们认为砂糖进口价格根据所有农产品的价格动向而定。这项政策的背景有二，一是对ACP的援助，二是对EU境内价格的支持政策^[16]。因此，EU进口价格与EU境内的砂糖价格联动，砂糖的价格才稳定。

图5-4同时统计了农业初级产品的复合指数，虽然21世纪的金属价格复合指数急速增长，但上升趋势还是农业初级产品高且稳定。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的GDP时间系列与农业初级产品价格复合指数联动，那么应该能实现高于年均3%的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其与金属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更高（表5-2）。另外，世界总产值与农业初级产品指数的相关系数比金属指数要高得多，如果仅计算发达国家，那么相关系数更高^[17]。

构成IMF的农业初级产品复合价格指数的是木材、棉花、羊毛、橡胶、兽皮产品的价格指数，就贸易额的大小而言，木材占44%的比重。产业用木材的主要出口国是美国和加拿大。非洲用来制作砂糖的是热带作物甘蔗，欧洲则是温带作物甜菜。在温带地区无法种植热带作物^[18]，且发达国家生产者作为供给方的农产品市场多受政策性保护。因此，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农作物与发展中国家的热带作物之间有着强烈的参加壁垒，两者的价格动向也迥异。所谓EU砂糖特惠，就是用发达国家的甜菜价格购买廉价甘蔗。而且，这是舍弃国内的谷物生产、转为专门种植甘蔗，消除农工之间收入差别的毛里求斯的高农业收入之谜^[19]。

图5-5　砂糖的自由市场价格和EU进口价格^[20]

（出处）笔者依据IMF（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但是，问题并非过去的变动，而是2003年以后的价格变动。因此，抽出2000年之后的价格动向，我们就会发现，除了棉花，价格走势都非常良好^[21]（图5-6）。也就是说，自“南北问题”时代起就被期待的非洲初级产品价格在21世纪之后几乎都上涨了。正因为此，非洲经济实现了增长。比起依赖援助国决断的援助，贸易即初级产品交易条件的变化带来了更大的资源转移。这个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即便到了21世纪也是正确的。此外，可以说，认为非洲低度增长的最大原因在于贸易的Sachs和Warner（1997）也是正确的。只是，这并非通过普雷维什-辛格命题所主张的国际贸易来实现的，也不是Sachs和Warner（1997）所提议的非洲政府的政策变化所引起的。

图5-6　农产品价格指标（2000年=100）^[22]

（出处）笔者依据IMF（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