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资源赋存及其对发展与援助的影响

Wood和Mayer（1998）对日本政府委托的项目“非洲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动态：学习东亚的经验”（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ynamics in Africa：Lessons from East Asia）的一环进行了研究。Wood和Mayer证明，土地和教育是两个强烈影响出口物资结构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土地稀少但人口密度高且教育水平高的东亚国家，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比例高，而土地丰富但人力资源稀少的国家，则依赖于初级农产品的出口。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依赖于初级农产品的出口，这是生产要素赋存带来的产物。Wood和Mayer认为：“非洲无法追上人力与资源赋存状况与其迥异的东亚。对非洲而言，长期的模型不是日本而是美国，中期性的开发路径不是东亚NICs而必须是拉丁美洲。”（Wood and Mayer，1998：65）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uckster-Ohlin Theorem）认为：“要素赋存反映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非洲土地廉价但劳动高价，所以劳动节约型生产对非洲有利。”在土地丰富但人力资源稀少的非洲，适合粗放型农业，更适合资本节约型制造业，从资源赋存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状态。但是，粗放型农业获得高收益的仅限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机械化农业，将这种粗放型农业移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小农经营几乎不可能。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民人均耕地面积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而急剧减少，且土壤的性质在恶化，已经无法说非洲作为农业资源的土地还是丰富的。

即便在资源赋存上是合理的，但因为这是贫困的根源，所以发展经济学必须找到克服这种“宿命”的方法。Wood和Mayer（1998）认为，只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准，实际增加人力资源赋存，推进出口资源的当地加工，那么即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收入也能得到提高；但是这篇论文整体上充满了浓郁的悲观色彩。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中，原油占大半，钻石和黄金各占10%左右，产品构成和贸易对象也很单一。如何把这个多元化、如何寻求新的出口产业一直是非洲开发课题的中心议题。结构调整是贸易政策自由化的一个重要项目，且政策变更也在逐步进行。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我们在第2章已经论述过，结构调整的开发思想始于NIES的研究，但正如Wood和Mayer（1998）所说的，非洲的一般性要素赋存不会简单地允许NIES型成长。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占相对优势，那么亚洲型出口振兴政策不会有什么成果。改变政策与实际出口增加之间的差异之大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就如同希望和绝望之间的差距。

但是，非洲国家的出口有一年毫无预兆地开始激增。谁都没有预想到的非洲经济的急速增长开始了。可以说Wood和Mayer（1998）是正确的，但是非洲的增长反转是发展经济学视野之外的东西。下面的章节我们来了解一下进入21世纪后非洲经济的急速增长情况。

【注释】

[1]非洲国家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经常将廉价劳动力作为一个诱因，但这是与事实相反的，企业方根本不认同。企业方已充分认识到劳动市场狭小与劳动力成本过高是对非洲投资的重大障碍。

[2]UNIDO在之前的出版物（Industry and Development Global Report和其后继的Industrial Development Global Report）中刊登了150多个国家的制造业部门每5年的附加值生产额、雇佣数、平均工资等数值。1995年之后UNIDO未再出过出版物。

[3]对排除南非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工资与亚洲国家（地区）平均工资之间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进行检验，发现1980年是5%、1985年是10%的显著性差异，但其后数值就不具有显著性差异了。与包含南非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之间的检验结果是1980年为0.1%、1985年为0.1%、1990年为1%、1995年为5%，两者之间的差均具有显著性差异（百分比越低显著性越高）。我们认为其理由是，亚洲经济高度增长国家（地区）的工资急剧上升，亚洲各国（地区）间工资的分散值扩大到28倍。也就是说，差距变大，平均值的代表性变弱了。这也暗示了从1980年到1995年间亚洲制造业和亚洲地区的劳动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和南亚国家的工资水平没有大的变化，但新加坡和韩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上涨到发达国家水平，1980年亚洲的地域产业结构开始改变。只是，表4-1想要展示的并非这些发达国家化的高收入国家，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与在劳动集约型产业方面占相对优势的亚洲国家（地区）的竞争中无法立即改变的工资水平这一点。

[4]1995年，巴基斯坦和尼加拉瓜的制造业工资是人均GDP的5倍多。

[5]图4-1中的日语“製造業平均賃金”和“一人当たりGDP”的中译文分别为“制造业平均工资”和“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其余日语的译文分别为：エチオピア（埃塞俄比亚）、ジンバブエ（津巴布韦）、マラウィ（马拉维）、コートジボワール（科特迪瓦）、ニジェール（尼日尔）、ルーマニア（罗马尼亚）、ブルキナファソ（布基纳法索）、トルコ（土耳其）、中央アフリカ（中非）、チェコ（捷克）、トーゴ（多哥）、Hon（中国香港）、ザンビア（赞比亚）、Jap（日本）、Chi（中国大陆）。（译者注）

[6]计算时使用了1990年固定价格标示的总固定资本形成时间轴（UN，2008），1995年的数值以1970—1994年，2000年的数值以1975—1999年共25年为对象，依次除以相当于耐用年数10年的减价赔偿率0.206（大藏省令第15号）后再累计，再分别除以1995年和200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本来应该排除住宅建筑，但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因为住宅建设投资的时间轴不齐，因此使用了总固定资本形成。

[7]如果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则为1，如果不是，则为0的模式项。详情请参见第173页。

[8]图4-2中的日语“成長しないA国のGDP”“高成長B国のGDP”“A国の投資”“B国の投資”和“時間軸”的中译文分别为“经济不增长的A国GDP”“经济高度增长的B国GDP”“A国的投资”“B国的投资”和“时间轴”。（译者注）

[9]只是，印度尼西亚没有1969年之前的，菲律宾没有1996年之后的，津巴布韦没有1997年之后的统计数据。因此，表4-7以1970年到1994年的25年间的数据为对象制作而成。

[10]Penn World Tables的Capital Stock per Worker指标没有明确标出是如何统计劳动者数的，恐怕是资本总量除以全部从业者数的商（Summers & Heston，1991：347）。若果真如此，这就是观察包含制造业的所有固定资本形成的图表，因此与表4-4是相同指标，与表4-7不同，20世纪90年代菲律宾的数值比津巴布韦大。

[11]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时代进行过活跃的产业投资的地区，也有人指出和人口经济论之间有关联（比如Barker，1995：90-94）。

[12]一般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津巴布韦制造业的生产设备的平均寿命在15年以上。

[13]图4-3中的日语“ドル”“ジンバブエ”“フィリピン”和“インドネシア”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津巴布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译者注）

[14]图4-4中的日语“百万ドル”“ジンバブエ”和“フィリピン”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美元”“津巴布韦”和“菲律宾”。（译者注）

[15]如果要考虑技术进步要素，那么必须探讨全要素生产性，但既有认为亚洲的全要素生产性高的学者，也不乏认为亚洲的全要素生产性低的学者，对其意见存在分歧，特别是自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于1994年发表The Myth of Asian’s Miracle以来论争很活跃。

[16]津巴布韦的前身罗德西亚的制造业部门在断绝了来自英国的进口后的“二战”期间，通过以周边英国殖民地市场为后备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和英国资本导入形成了原型，其后作为英属南部非洲的工业中心发挥着作用。但是，拥有20万白人殖民者的罗德西亚因为拒绝改成由多数非洲人进行统治而被国际孤立。在这种处境下，20世纪70年代罗德西亚一边加深与邻国南非的关系，一边引进南非资本，在独立内战激化之前完成了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关于罗德西亚制造业，Wield（1981）和Riddell（1990）的论述很详尽，平野（1999：64）也有相关概述］

[17]图4-5中的日语“ジンバブエ”和“フィリピン”的中译文分别为“津巴布韦”和“菲律宾”。（译者注）

[18]津巴布韦的前身罗德西亚的不同人种的工资差别及由此引起的产业间的工资差别非常明显。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部门的平均所得是矿业部门的1.5倍，是农业部门的5.5倍，制造业内部白人的工资是黑人的7倍。因为人种主义政策而被国际孤立的罗德西亚，在统制经济体制下最低工资也根据人种来定。这种统制经济体制在1980年独立后作为社会主义体制建构的基础被穆加贝（Robert G.Mugabe）政权所继承。殖民地时代及白人统治时代形成的歧视性工资和白人高工资，独立后成为部分非洲人的高工资被继承下来。我们在观察津巴布韦的高工资时，这是不能忽视的历史要因。

[19]图4-6中的日语“ドル”“ジンバブエ”“フィリピン”和“インドネシア”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津巴布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译者注）

[20]图4-7中的日语“ドル”“ケニア”和“中国”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肯尼亚”和“中国”。（译者注）

[21]图4-8中的日语“ドル”“ケニア”和“中国”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肯尼亚”和“中国”。（译者注）

[22]图4-9中的日语“ケニア”和“中国”的中译文分别为“肯尼亚”和“中国”。（译者注）

[23]图4-10中的日语“ドル”“ケニア”和“中国”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肯尼亚”和“中国”。（译者注）

[24]图4-11中的日语“ドル”“南アフリカ”和“タイ”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南非”和“泰国”。（译者注）

[25]通过图4-14我们可以获知以前的情况，但在2006年之后雇佣情况有若干变动。

[26]图4-12中的日语“タイ”和“南アフリカ”的中译文分别为“泰国”和“南非”。（译者注）(www.xing528.com)

[27]图4-13中的日语“南アフリカ”和“タイ”的中译文分别为“南非”和“泰国”。（译者注）

[28]图4-14中的日语“雇用実数（左軸）”和“就業率（右軸）”的中译文分别为“雇佣实数（左轴）”和“就业率（右轴）”。（译者注）

[29]图4-15中的日语“ドル”“南アフリカ”和“タイ”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南非”和“泰国”。（译者注）

[30]毛里求斯的开发战略由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变为出口导向型，并在1970年制定了《出口加工区法》。

[31]图4-17中的日语“香港”“モーリシャス”“ケニア”和“バングラデシュ”的中译文分别为“中国香港”“毛里求斯”“肯尼亚”和“孟加拉国”。（译者注）

[32]图4-18中的日语“ドル”“モーリシャス”“ケニア”和“バングラデシュ”的中译文分别为“美元”“毛里求斯”“肯尼亚”和“孟加拉国”。（译者注）

[33]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劳动分配率呈逐渐降低的倾向，即便如此，UNIDO（2004a）2000年工资支付总额占制造业附加价值生产额比重，德国为61%，挪威为58%，澳大利亚为50%，且日本也达27%。如前所述，非洲国家中，南非为50%左右，肯尼亚为41%，塞内加尔为36%。

[34]生产函数Y=KαLβ中β是劳动分配率，因此β大意味着对生产增加的劳动贡献度高。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那就是哈罗德型（Roy Forbes Harrod）。

[35]检定非洲与亚洲的平均值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我们发现1985年谷物价格为10%水准，1990年谷物价格为2%水准，1995年谷物价格为10%水准，肉类价格为5%水准，分别具有显著性差异。

[36]当然，一个国家短期内在固定的Pf下效率工资不会变动，但跨国分析（Cross-Country Analysis）是以拥有各种劳动需求曲线与Pf的几个国家为对象的，因此可设想一个沿着以短期均衡点为时间轴的长期的包络线。

[37]在塞内加尔和肯尼亚，食品工业占了最大的生产份额，但食品工业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占有一定的位置，这应该解释为塞内加尔制造业和肯尼亚制造业中没有其他辅助生产部门的存在，故而食品工业具有醒目的存在感。

[38]GDP统计中的农业部门除以农业就业者数后的商。

[39]我们假定对所有农地都投入了均等的肥料。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标准，肥料的使用还是偏向于那些经济作物。

[40]我们假定拖拉机的年均维护费用为5000美元。

[41]图4-19中的日语“窒素肥料”“配合肥料”“燐酸肥料”“カリ肥料”“ドル”“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ラテン·アメリカ”和“アジア”的中译文分别为“氮肥”“复合肥”“磷肥”“钾肥”“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译者注）

[42]我们检定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洲的平均价格是否有显著性差异，发现氮肥是0.1%水平，钾肥是5%水平，复合肥是2%水平，都具有显著性差异。

[43]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肯尼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斯威士兰、索马里、乌干达、赞比亚以前都生产过肥料，但是现在这些国家的肥料完全依赖进口。

[44]根据FAO统计，刚果（布）的肥料生产始于1969年，1978年停滞。1969年刚果（布）开始了钾肥矿床的开发，1972年开始了海外油田的开发。那时虽然经历了石油危机但掀起了投资热潮，石油精制设施等各种工厂被建立（Hung，1987：17-18）。但是，不计后果地从海外借入资金引发了外币危机，1975年开始经济跌入负增长状态，经济负增长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此外，1977年的洪水迫使钾肥矿床不得不停业关门。

[45]根据FAO统计，尼日利亚的肥料生产始于1975年，2000年停滞。通过图4-21，我们发现1986年起突然加大生产，1988年到1993年间建构了30万吨体制。UNIDO（2004b）仅收录了尼日利亚的肥料工业1991年到1992年的数据，我们只能了解尼日利亚在1992年的最盛期雇用了1123人，拥有超过300万吨的生产额。开始肥料国产的1975年也是在该国第三次国家开发计划下与世界银行共同进行的农业开发事业（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被创设的年份。此外，围绕民政事务，政局还是动荡不安，肥料生产开始急速衰退是在1993年。

[46]图4-20中的日语“百万トン”“消費量”“生産量”和“輸入量”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吨”“消费量”“产量”和“进口量”。（译者注）

[47]图4-21中的日语“百万トン”“南アフリカ”“コンゴ”“ジンパブエ”和“ナイジェリア”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吨”“南非”“刚果（布）”“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译者注）

[48]图4-22中的日语“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東南アジア”“南アジア”和“ラテン·アメリカ”的中译文分别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南亚”和“拉丁美洲”。（译者注）

[49]将从一个国家任意抽出的2人属于不同民族的概率指标化。

[50]开始制作的20世纪60年代是符合斯大林批判后的民族概念再定义的时期。关于这一点，田中克彦的“苏联邦民族理论的开展”（《思想》1975年11月号）里有详尽论述，同一篇论文被田中（2001：153-201）再次收录。

[51]伊斯特利和莱维纳实际使用的是收录在Taylor和Hudson（1972）的《民族语言多样性指标》（Ethnic and Linguistic Fractionalization）里的内容。

[52]列宁认为：“所谓民族，既非文化共同体也非命运共同体，它是语言共同体。”（田中，2001：195）将语言作为民族的根本思想源自19世纪的中部欧洲。关于列宁的这个观点，田中克彦认为：“我们不把它称作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理解，也许一般应该称之为19世纪的德国思想。”（田中，1975：98）。

[53]关于非洲的语言，格林伯格（Joseph Harold Greenberg）的分类被广为接受。根据格林伯格的分类，非洲存在4个语系1830种语言（Greenberg，1966）。

[54]非洲国家之外的只有印度，居第4位。

[55]如果以被测ELF值的非洲33个国家为对象，那么公式就是［人均GDP增长率］=2.33-2.49ELF（1.89）（-1.44），R2是0.06（括号内为t值）。

[56]毛里求斯的开放度指数是1，但是要排除极端的数值提高分析的精确度，因此Sachs和Warner将毛里求斯排除在回归分析的对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