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terly和Levine（1997）基于多民族通过各种途径抑制经济增长率这种想法提出了“民族语言多样性”项（Index of Ethnolinguistic Fractionalization，ELF）[49]。结果是：虽然没有消除非洲假定项，但是减弱了它的效果。他们使用的指标依据是苏联的Miklukho-Maklai民族学研究所（Miklukho-Maklai Ethnological Institute）在1964年发表的《世界人民地图》[50]（Atlas Narodov Mira）。[51]
苏联境内分布着多种多样的民族，苏联在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自决权的相互斗争中苦苦周旋，并反复摸索联邦内采取何种共和国体制。因此，如何定义民族具有直接关系国家体制的重要政治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总是被参照、被批判的是斯大林命题——“所谓民族，是以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的共通性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的共通性为基础而产生的、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人们的坚固共同体”（田中，2001：116）。在这个命题中，语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52]但是，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吗？
伊斯特利和莱维纳使用的ELF将语言作为区分民族的指标。卢旺达发生过有着非洲部落纷争代名词的“图西族-胡图族纷争”，其EFL值（0.14）与澳大利亚差不多，拥有几乎相同民族结构的布隆迪与意大利同值（0.04），从这些事实我们也可以明白语言为什么会被用作区分民族的指标。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始于将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的对立图式作为煽情式思想意识，其规模与残暴足以震惊世界。但是，胡图族与图西族实际上使用同一种语言（武内，2000），正因为此，ELF将他们视作同一民族。如果基于非洲大湖地区的近代史，那么应该使用了不同的数值。
将语言的差异作为区分民族的最有力指标时，即使是从全世界来看都拥有稀少的语言扩散特征的撒哈拉以南非洲[53]，一般来说ELF值要变高。实际上，ELF居前列的15个国家中有14个是非洲国家[54]，其中ELF值最高的国家是坦桑尼亚，为0.93，其后依次是刚果（金）、乌干达、喀麦隆（Taylor and Hudson，1972：271，Table 4-15）。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洲国家中最低值的布隆迪、索马里和卢旺达也经历过纷争。(www.xing528.com)
我们必须承认苏联语言学的精致，但非洲社会与欧洲不同，它在多语言状况是常态的情况下形成柔软的集团并维持交流。我们在回顾非洲历史时难以抹去语言与民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违和。特别是，政治的不稳定性和追求利益的经济背后躺着“更为根本的国家性质，即民族划分”（Easterly and Levine，1997：1223），如果真的会对“内战的发生概率”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难免会感到地域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悬隔。
确实，许多非洲国家发生了“部落”或“民族”之间的纷争，这些纷争并非被埋藏在非洲社会的“根源性”东西，可理解为状况性政治现象。如果非洲的语言扩散是民族划分现象，是社会不稳定化与纷争的根源，那么自古以来非洲大陆就是一个无数对立轴交错复杂的纷争之地了。但是，“非洲人作为全球第一的多语言使用者”（宫本，2002：28）一直非常柔性地对待语言扩散状况，直到现在。构成最大语系的班图人“以每年4千米的超快速度”（吉国，1999：32）移动并向非洲大陆扩散，这种班图大移动即便与语言扩散相关，也没有产生强大的集权国家。这种高移动性和不将语言界限作为生活空间界限的多语言社会结构才是非洲社会有别于其他的最大特征。所谓“部落纷争”，应该说是非洲人在得到国家权力之后的非洲现代政治中产生的，是将部落性作为政治资产进行挖掘、作为权力手段进行使用的极端政治化现象。
因为ELF对非洲之外的地区也有效，伊斯特利和莱维纳认为“ELF并非仅仅替换了非洲假定项”（Easterly and Levine，1997：1224）。但是，是否果真如此呢？如果ELF真的是可以探究非洲假定项真相的指标，那么它在非洲也必须具有说明力。因此，我们验证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与ELF的关系，但它们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55]若果真如此，Easterly和Levine（1997）只是将以非洲大陆为舞台开展的人类史特征替换成非洲假定项，本来必须通过历史学、语言学或者地域研究的视点来理解的现象，通过欧洲史的观点简易地进行了经济分析而已。原本语言与民族就不是通过政治可以改变的，因此这篇Easterly和Levine（1997）的论文不过是一篇作为政策研究的经济学的、对非洲问题的败北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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