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开发援助：政策限制与结构调整的失败

传统农业技术向来一般由父亲传给儿子，而现在不得不转变成由专家开发后再由推广服务（Extension Service）^[54]传播到生产现场的形式，这种新技术只有借助市场的力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的变革。即便是独占现代农业技术鳌头的英国，18世纪的第二次圈地运动也是在得到议会的承认后进行的。而且其后的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国虽然固有体系不同，但都是由公共机构担此重任的。^[55]既然农业革命是破坏旧有的贫困“均衡”，产生面向新型均衡的变革动力的技术革新，那么就有必要设立提供这种“破坏力”的专门机构，培训技术人员，提供经费。生产现场自身的渐进性改良无法产生变革动力。旧有的技术进步和近代农法之间存在这种质的飞跃。

非洲农业所欠缺的就是这种技术革新。如同Lipton（1977）和Bates（1981）等人论述的一般，独立后非洲政治学明显偏重城市，赋予自给农民的地位和对他们政策方面的考虑极为有限，不能使农民立志于农业革命。此外，20世纪80年代开始席卷非洲的结构调整充分意识到农业部门的重要性。但不能不说其政策劝告是由农产品价格的自由化和规则缓和引起的市场主义政策，它缺乏技术层面的一些考虑。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其对农业部门的援助急剧下降了（见图3-26）。一般认为，结构调整最大的失败是缺乏绿色革命的方法论。支撑结构调整开发思想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脱胎于对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分析，因此，其可以说是培养制造业的政策论。但是，制造业如果没有农业的近代化就不可能有所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当然，将开发失败的责任归结为来自外部的援助这种想法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错误。结构调整未能挽救非洲，而非洲的政府也没有想着自救。非洲问题的终极所在可归结到这一点。旨在增进国力的开发政策，在其初期特别应该将提高农业生产力作为其主题之一。这个认识在非洲政治中是绝对欠缺的。^[56]本章重新确认了构成古典派开发论基础的农业主导型经济增长，之所以探讨了粮食生产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因为想明确改变非洲经济低度开发的途径在于发动产业革命。

图3-26　农业部门援助在ODA总额中的占比

（出处）笔者依据OECD（2008）的数据整理制作而成。

要彻底解决非洲问题，需要一张能在整个非洲世界发挥效果的“处方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不少经济增长事例并没有改善谷物生产力和提高农民收入。即便在人均GDP高的非洲国家，就其国内大多数农民收入低下和贫困方面而言，与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并没有根本性差距。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别，不过是相对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共同的、浮现在低收入农民层面的少数富裕层的厚薄之差。

近代农业革命带来的粮食谷物增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虽然有点戏剧性，但至少需要20年的历史过程。世界的开发史对非洲贫困的“处方笺”我们已经看到，对非洲国家政府的政策要求也清楚明了。非洲的政治是不理解这些呢，还是压根不想回应呢？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权力未必就会将促进开发作为有限政治课题。开发援助国理念的陷阱就在这里。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6章再行讨论。

【注释】

[1]2000年非洲的人均收入（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Income）为470美元。除了占据非洲总产值42%的南非，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都降到290美元以下，这比低收入国家平均值410美元还低。

[2]使用了联合国1990年价格换算的GDP实际值。

[3]2001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将在第5章进行论述。

[4]数值在1980年达到顶峰的990美元。这个数值在2002年减少至494美元（见第5章图5-2）。

[5]赤道几内亚的人口有50万，博茨瓦纳有186万，塞舌尔有9万，佛得角有52万（2006年）。赤道几内亚拥有油田，博茨瓦纳有钻石矿，塞舌尔与佛得角通过岛国观光资源和航海、航空险获得收入（平野克己，2002：9-11，87）。关于毛里求斯，我们将在本书的第170—173页进行介绍。

[6]图3-1中的日语“ドル”的中译文为“美元”。（译者注）

[7]贫困问题在总量上最严峻的是南亚，贫困者比例最高的是非洲。因此，贫困分析和以削减贫困为目的的发展经济学，一直以南亚和非洲为主要目标。

[8]特别是1983—1984年、1992—1993年的大干旱非常严重。

[9]当然，对于广袤的非洲大陆来说，降雨量与气候条件也各不相同。干旱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南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干旱频次尤高。

[10]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保持在1%的低下水平。一般认为，人口增长率如此低下的最大原因就是艾滋病。

[11]图3-2中的日语“実質経済成長率”和“人口増加率”的中译文分别为“实际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译者注）

[12]指的是生产要素投入越多，生产增产越降低，收益越少。

[13]不同农作物产量的国际比较请参见平野克己（2002：35-49）。

[14]美国是个例外，畜产饲料与出口用的玉米占谷物生产总量的近80%，是小麦的5—6倍。巴西的玉米产量也比小麦和水稻高。巴西的畜产业急速发展，2000年后，其牛肉出口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因此其饲料用的玉米的生产也激增。阿根廷近年来玉米生产也远超小麦，不过主要用于出口。

[15]图3-3中的日语“百万ha”“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東アジア”“ラテン·アメリカ”“東南アジア”和“南アジア”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公顷”“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南亚”。（译者注）

[16]木薯又称南洋薯、木番薯、树薯。

[17]图3-4中的日语“根菜類”和“穀物”的中译文分别为“根菜类”和“谷物”。（译者注）

[18]尼日利亚在石油价格回落后，禁止了包括小麦、大米、玉米、木薯、薯蓣等粮食在内的各种商品的进口（望月，1995：123）。

[19]图3-5中的日语“東ヨーロッパ”“ボリネシア”“メラネシア”“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和“南アメリカ”的中译文分别为“东欧”“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美”。（译者注）

[20]图3-6中的日语“アンゴラ”“ベナン”“ガーナ”和“ナイジェリア”的中译文分别为“安哥拉”“贝宁”“加纳”和“尼日利亚”，“kg”的中译文为“千克”，下文同。（译者注）

[21]图3-7中的日语“東アジア（日本を除く）”“東南アジア”“南アジア”“ラテン·アメリカ”和“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的中译文分别为“东亚（日本除外）”“东南亚”“南亚”“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英语“kg/ha”的中译文为“千克/公顷”，对此下文不再一一翻译。（译者注）

[22]对坦桑尼亚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期主食玉米的耕种面积扩大问题，池野（1996）认为可能是因为“在国内粮食流通不安全的情况下从事玉米生产的农民增加了”。池野同时介绍了其经济危机下出现的都市农业情况。岛田（1996）认为结构调整后的尼日利亚“农村的生活相对较好”，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轻人开始留在农村从而增加了粮食生产。此外，儿玉谷（1998）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赞比亚由于城市就业人数增长停滞导致“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动虽然没有停止，但显著减少了”。Cromwell（1992）认为结构调整后的马拉维，对小农阶层而言“粮食谷物比经济作物令人期待”。

[23]图3-8中的日语“百万ha”“根菜類（右軸）”和“穀物（左軸）”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公顷”“根菜类（右轴）”和“谷物（左轴）”。（译者注）

[24]图3-9中的日语“百万ha”“南アジア”“東アジア”“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ラテン·アメリカ”和“東南アジア”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公顷”“南亚”“东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译者注）(www.xing528.com)

[25]我们将农业从业者数的对数值作为独立变数，谷物和根菜类各自的耕种面积的对数值作为说明变数，以1961年到2000年间的数据为对象，对1983年前后的情况用Chow检验进行统计。

[26]除了尼日利亚之外的农业从业者数的合计与谷物耕种面积的合计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8。

[2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从业者人数减少的只有南非、毛里求斯和加蓬三个国家。

[28]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复数作物的混种是常态，正确地说应该叫作不同作物的劳动分配，但谷物耕种的劳动投入是平均的。也就是说，假定它与耕种面积成比例。因此，将每年的“谷物耕种面积/农地总面积”乘以农业从业者总数作为谷物生产者数，用这个数值除以谷物生产总量作为谷物生产的人均数量。

[29]图3-10中的日语“東南アジア”“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南アジア”和“中国”的中译文分别为“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中国”。（译者注）

[30]指的是不依靠近代技术的“低开发经济农业的固有缓慢技术改良”（鸟居，1979：142-143）。

[31]图3-11中的日语“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ブラジル”“アルゼンチン”和“中国”的中译文分别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巴西”“阿根廷”和“中国”。（译者注）

[32]图3-12中的日语“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和“北アフリカ”的中译文分别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译者注）

[33]非洲最大的出口产品——咖啡的出口额短期激烈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价格变化所引起的，出口量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鼎盛时期相比少了近一半。

[34]北非国家都是赤字。

[35]虽然科特迪瓦的可可出口不断衰退，但可可之外的橡胶、棉花、腰果和香蕉等产品的出口额却达到1亿美元的规模。南非的葡萄酒出口激增，成为出口最多的产品，此外，葡萄、橙子、苹果、玉米和白糖的出口额也达到1亿美元的规模。

[36]图3-13中的日语“百万ドル”“コーヒー”“カカオ”“綿花”和“砂糖”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美元”“咖啡”“可可”“棉花”和“砂糖”。（译者注）

[37]图3-14中的日语“百万ドル”“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合計”“コートジボワール”和“南アフリカ”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合计”“科特迪瓦”和“南非”。（译者注）

[38]图3-15中的日语“百万ドル”“輸入”和“輸出”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美元”“进口”和“出口”。（译者注）

[39]图3-16中的日语“百万トン”“北アフリカ”和“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吨”“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译者注）

[40]图3-17中的日语“百万ドル”“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のコメ”“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のコムギ”和“北アフリカのコムギ”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小麦”和“北非的小麦”。（译者注）

[41]图3-18中的日语“コメ”和“コムギ”的中译文分别为“大米”和“小麦”。（译者注）

[42]图3-19中的日语“生産+輸入+食料援助”和“生産”的中译文分别为“生产+进口+食品援助”和“生产”。（译者注）

[43]图3-20中的日语“都市化率”“食料援助を含めた依存率”和“輸入依存度”的中译文分别为“城市化比例”“包含食品援助的依存率”和“进口依存率”。（译者注）

[44]将生产力为零的劳动或者劳动者视作“伪装失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有大量处于伪装失业状态的农民，将他们推向城市，而又不至于影响农业生产从而推进工业化，就是Lewis（1954）、Ranis和Fei（1961）的无限制劳动供给理论。

[45]图3-21中的日语“実質経済成長率（左軸）”和“コメの単収（右軸）”的中译文分别为“实际经济增长率（左轴）”和“大米的单产（右轴）”。（译者注）

[46]图3-22中的日语“百万ha”“土地生産性（左軸）の推移とその近似線”和“耕作面積（右軸）の推移とその近似線”的中译文分别为“百万公顷”“土地生产力（左轴）的变迁和其近似线”和“耕种面积（右轴）的变迁和其近似线”。（译者注）

[47]图3-23中的日语“土地生産性（左軸）”和“耕作面積（右軸）”的中译文分别为“土地生产力（左轴）”和“耕种面积（右轴）”，英语“1000ha”的中译文为“1000公顷”，对此下文不再一一翻译。（译者注）

[48]1990年为392美元，到了2005年跃升为1.5万美元以上，2007年则基本达到2万美元。排在第2位的利比亚是1万美元，紧跟其后的是8000美元左右的加蓬和塞舌尔。

[49]图3-24中的日语“南アフリカ”和“ジンバブエ”的中译文分别为“南非”和“津巴布韦”。（译者注）

[50]关于其他非洲国家，请参照Byerlee and Eicher，1997。加纳的事例我们之前探讨过（平野，1997：45-49）。其中备受瞩目的实例就是西非水稻开发协会（West Africa Ric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WARDA）开发的NERICA米（New Rice for Africa）。

[51]图3-25中的日语“土地生産性（左軸）”和“耕作面積（右軸）”的中译文分别为“土地生产力（左轴）”和“耕种面积（右轴）”。（译者注）

[52]若要鸟瞰经济学的非洲农业论，请参见Binswanger和Townsend（2000）。

[53]在没法受惠于新技术的社会，对人的投资收益也变低了。“在绿色革命带来技术性进步的地区，教育充分发挥了其效果，但在技术停滞的地区，教育（在经济增长方面）却未能成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Pritchett，2001：386）

[54]指为了把中央开发的新技术传播到农村生产现场的机构。在日本，是指农业改良助长法规定的专门技术员和改良普及员。详情请参考平野（1997：29-45）。

[55]在美国和德国，大学承担农业技术的开发和普及工作，在日本和英国则由政府担当此重任，在法国和丹麦是农民组织和政府协同实施此项工作。在这些国家都有别于一般农政。在发展中国家，则多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援助项目的一环设在农业部内。中村的论述（1992）非常详尽，平野的论述（1997：29-35）则相对简要。

[56]例外可以说是坦桑尼亚的第一任总统尼雷尔（Julius K.Nyerere）。路易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平等运动恐怕必须从农村出发吧。在所有非洲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中，能极为敏锐地看透这个情况的领导人只有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先生。”（绘所，2001：40）。只是，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或称村社社会主义）政策以失败收场。关于尼雷尔的思想请参考平野克己（2002：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