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的前身罗德西亚早在印度开始绿色革命之前的1960年就已成功开发杂交玉米新品种（Eicher，1995：806）。此外，罗德西亚农业中小麦的生产性拥有超过绿色革命发祥地——墨西哥的水准和改善率。处在人口歧视政策下的罗德西亚，其农业虽然是通过掠夺黑人的土地而发展起来的，但高超的技术却有着让整个非洲农业受益的潜力。
图3-23是津巴布韦小麦的土地生产力与耕种面积的变迁，通过图3-23我们发现，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后土地生产力提升停滞、耕种面积逐年缩减。在1992年结构调整之前，津巴布韦的小麦和玉米都是被政府垄断采购的，因此，商业农户的生产开始从价格低廉的小麦和玉米转向竞拍销售的烟草（平野，1999：77-81）。小麦的生产不稳定就是由此导致的。在之后的1997年，政府开始宣称要强制性征收白人农场的土地，2000年起开始了正式的强制性征收，这破坏了罗德西亚的农业。图3-24展示了津巴布韦玉米的土地生产力，随着白人农户退出玉米生产和黑人小农比例的增加，玉米的土地生产力开始下降，也开始拉大了与以白人农户为主体的南非之间的差距。即便是现在，津巴布韦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土地生产力水平最低的，也是世界上最低的。政治导致了农业的衰败。
图3-24 津巴布韦和南非的玉米土地生产力[49]
（出处）笔者依据FAO（2008）的数据整理制作而成。
过去在非洲国家实施的谷物增产项目[50]使得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前半期的尼日利亚成为一个典型。将原油价格暴涨后的收入投入农业开发项目明显提升了尼日利亚的谷物生产力（Platteau and Hayami，1998：390），但之后的经济低迷却迫使尼日利亚农民陷入了外延扩大式生产（见图3-25），这在之前已经有所论述。
据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约有1亿谷物生产自给自足的农民。如果把他们的家人也统计在内，那么依靠谷物生产来维持生计的非洲人就有4亿左右。其中80%为贫困阶层，因此如果不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就无法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此外，谷物供需反差急剧扩大，如果不至少增加20%的谷物产量，那么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无法达成粮食自给。如果不尽早采取对策，谷物进口负担将愈加严重，且可能进一步压迫非洲经济。如前所述，非洲的谷物生产用尽了外延性扩大的余地，开始呈现出收益递减的状态。对非洲经济而言，粮食谷物的增产是一个吃紧的课题，要解决这个课题除了谋求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不打破李嘉图陷阱，打开一条像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过的那种新古典派发展道路，那么非洲经济将无望获得自立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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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尼日利亚的玉米土地生产力[51]
（出处）笔者依据FAO（2008）的数据整理制作而成。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就理所当然地会产生这种疑问：为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不会发生与拉丁美洲和亚洲类似的农业革命呢？
不同的学者尝试用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说明非洲农业的低度增长情况。比如第2章介绍过的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贝茨（Robert H.Bates）、利普顿（Michael Lipton）等人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着眼于社会规范的普拉图（Jean Philippe Platteau）等。虽然他们的方法各异，但他们的主张并非完全相反，他们所描绘的非洲农业蓝图几乎是相同的。[52]也就是说，在极其不利的自然条件和对农业振兴漠不关心的政府领导下，必须苦心维持生计的农民权衡这些不利条件后选出的一个最为合理的生产形态就是低投入低收益农业。这个情况与地域研究详细记录的非洲农村实况相吻合。
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大米的土地生产力也只以低于独立后非洲的谷物土地生产力的比例上升。在50年代之前，日本一直致力于农业增长（清川，1995：52-60），但是，并没有带来大米产量的飞跃性提高（见图3-21）。即便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绿色革命开始之前的谷物产量与现在的非洲也几无差别，且在近代农业革命发生之前的英国和大恐慌之前的美国，谷物产量也一直徘徊在每公顷1吨左右（Joy Tivy，1994：143）。有推测认为，如果土壤所含养分每年每公顷为30千克，那么不施肥直接栽种谷物的产量上限是1吨到1.5吨（Plucknett，1992：135），经历近代农业革命之前的各国农业受缚于这一自然法则。其中无缘肥沃的土壤，特别是在严重缺乏无机养分的非洲大陆的土壤上，存在只要不人工添加无机养分就无法改善谷物产量低下的情况。处于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谷物生产农民却实现了超过战前日本的土地生产力。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农民不是粗放经营者而是生产性志向强、极其勤勉的生产者。
所谓近代农业革命，不外乎通过投入高能肥料人为提高土壤养分、开发有效反映生殖成长的农作物品种并将新品种配置到生产现场进行栽培的技术革新（唯是，儿岛，1976：22-27）。也就是说，一般认为非洲农业的低度增长是技术性问题，社会科学层面或者文化规范并非决定性制约因素。如果这是非洲特有的情况，那么就无法解释绿色革命之前的拉丁美洲农业和亚洲农业是与现在的非洲几乎相同的低产农业。相反，如果说低投入、低产出时代的拉丁美洲农业和亚洲农业所处的环境中有着与现在非洲相同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非洲农业也拥有飞跃上升的可能性。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近代农业技术刚刚进入发展中国家时，人们对绿色革命多持悲观的态度。他们不想积极接受与发展中国家普通农民完全异质的农业，并怀疑这种技术转移会产生社会弊端。然而，这种怀疑和悲观随着之后绿色革命的开展而消逝，新技术的渗透实现了动态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在理应拥有改善土地生长性方面利好条件的日本，虽有政策支持，却在70多年间土地生产力的改善率一直低于非洲。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即使在充分考虑土地制度等社会环境的情况下，谈论农业革命时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开发、普及新技术使得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技术革新过程中，如果从历史的视角来捕捉经济发展，那么可以说农业革命是典型。围绕农业，亚洲和非洲的最大差异是新技术是不是农民触手可及的。还未达到全国水准就已结束——非洲迄今为止的农业技术普及的经验说明，与亚洲类似，非洲农民也接受提升自己收入水平的新技术。围绕农业，非洲国家与非洲之外发展中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就是政府政策的差异。几乎所有非洲的自给谷物的农民并没有获得选择技术的机会。[53]给农民提供依靠市场功能无法获取的重要公共资源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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