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批判与非洲问题

但是，南北问题时代的学者大多是批判绿色革命的。他们的批判源自近代农法与发展中国家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就是阻止新技术普及的佃耕制的存在，以及关于新技术所带来的利益的阶级分配悬念。20世纪70年代初期，病虫害导致亚洲各国大米产量一时锐减（速水，2000：99），这酿成了人们对绿色革命的悲观论。

纲纳·缪达尔（Gunner Myrdal）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与农业生产性之间是正比关系。”（Myrdal，1971：上卷93）要使农业发展，有必要“推广劳动集约型近代技术”（Myrdal，1971：上卷114）。然而，缪达尔同时指出，“广泛普及新品种和大幅提升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实施农地改革”，基于这个观点，他认为“新品种绝不可能成为农地改革的替代品”（Myrdal，1971：上卷122）。基思·格里芬（Keith Griffin）认为高产品种拥有“有利于地主或富裕阶层的特性”（Griffin，1974：51），对小农的冲击小。此外，对于绿色革命，格里芬甚至认为，“乐观主义即便是现在也被事实所否定，奇迹并没有发生，而且也不可能发生”（Griffin，1974：205）。(www.xing528.com)

但是，这种讨论与关于NIES的讨论（见第6页）一样，被有关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实证研究成果所反证。不断开发耐病虫害的新品种，并改善其产量，新技术带来的旺盛劳动需求（Hayami & Ruttan，1985：342，）使所得分配平等化，粮食价格的低下提高了贫困阶层的厚生水准（David & Otsuka，1994：5）。绿色革命带来的新技术表明“关于农地规模的看法是中立的”（Hayami & Ruttan，1985：340），这一点已被众多实证研究所证实。问题是，这个世界史性质的开发浪潮绕过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