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业革命与农业主导型发展的影响

要想让工业化带动经济飞速发展，首先必须发展农业。产业革命需要近代农业革命，这是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发展阶段论和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的农业进化论所代表的新古典派经济发展论的一贯认识，直到今天仍是共识。亚瑟·W.路易斯（Arthur W.Lewis）的无限制劳动供给理论以农村伪装失业的存在为前提，创造了工业化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型。^[44]但是，新古典派的学者不仅否定伪装失业的存在，且认为如果不提高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性，工业化就不会有所进展（绘所，1997：55-60）。路易斯也认为近代农业革命对经济发展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过程，他指出：“在经济封锁时工业部门的大小是农业生产性的相关数。”（Lewis，1981：8）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业位置这个问题，不仅路易斯的二重经济论与新古典派经济学存在分歧，古典派经济学与新古典派也存在分歧。因为，如果无法提高粮食的长期土地生产力，换句话说，如果农业一直受制于收益递减的话，将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鸟居，1979：129-134），即人均收入降到最低生存水准时经济将停止增长。同时，也难以逃脱农地制约导致的经济增长终止的李嘉图陷阱。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是陷入了李嘉图陷阱。“发展中国家要想逃脱李嘉图陷阱，除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提高粮食的生产性之外别无他途。”（速水，2000：80-86）

这种新古典派的认知沿袭了经济史研究的历史认知。产业革命为何在英国发祥，这个问题是19世纪以来近代史研究的一大课题，其理由之一就是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但是这只是教科书式的理解。圈地运动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从马克思思想的本源的蓄积论，而且从圈地的农业法变革及由此引发的粮食生产力的飞速提升都已进行说明，且有经济史学的定论。也就是说，清教徒革命后的英国“以超过16世纪3倍的速度收割小麦”，创造了“丰富的内需”和其“粮食的增加有利于营养的改善……快速增加了人口”。这些都是产业革命兴起的重要原因（河野，1980：184-188）。这种真知灼见也让我们认识到人类最初的工业化所需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关于圈地运动，将重点放在把丧失了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预备军带离农村的本源性蓄积论上的想法，可以说是与无限制劳动供给理论相关的，但重视飞速改善农业生产性的经济史学的立场则实际上是基于新古典派的主张。农业生产力若飞速提升，就会产生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剩余劳动力，以及支撑这些劳动力的剩余粮食。英国的圈地运动是由萝卜栽培的机械化带来的，田圃式轮种法使土壤愈加肥沃，土壤的肥沃带来了小麦的增产，进而为产业革命做好了准备。(www.xing528.com)

进入20世纪，工业国家的农业生产力飞速提升。促使农业生产力飞速提升的是化学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化肥的普及和品种改良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是产业革命对农业部门的回报。单产的爆发性提高将农业生产从耕作面积的制约中彻底解放出来，使得农业从业人口比例的进一步下调成为可能，高度产业社会终于出现了。人工肥料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投放，以及顺应这种人工肥料的生殖生育品种的开发都使农业生产不再受制于土壤中的有机养分量。20世纪的农业与之前的农业截然不同之处是——这些技术所带来的令人惊异的单产提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近代农业波及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过程就叫作“绿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