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民：收益递减、贫困加剧

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从业人员的增幅超过了耕种面积^[27]的增幅（见表3-5），农民的人均农地缩减了。因此，农民的人均收获量受到威胁。这使非洲农业收益递减，导致了贫困加剧、发展倒退的恶性循环。

图3-10是推测的谷物生产者人均收获量和变化。因为缺乏农民从事个别农作物生产的统计数据，所以这张图只体现了观察水准和倾向，从中得出一个粗略的估算值。^[28]通过这张图，我们发现，曾比亚洲农民的收益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谷物生产农民，在20世纪60年代被东南亚农民赶超，80年代被南亚农民赶超，90年代开始被中国农民赶超。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民人均谷物收获量反复激烈变化，但至少到2000年为止其水准没有上升的迹象。图3-10清晰地表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民所担负的收获量变动风险与期待产量之低。

图3-10　农民的人均谷物产量^[29](www.xing528.com)

（出处）笔者依据FAO（2008）的数据制作而成。

如果我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画一条近似线，那么就会是减少函数（图3-10中的倾向线）。也就是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谷物生产虽然劳动投入增加了，但收益却递减了。正因为此，虽然有点像是悖论，但在非洲农村依赖非农业所得的倾向显化了。比起谷物生产，不太需要费时费力的根菜类种植增加了，“作为农村发展主力的青壮年”开始谋求农业以外的收入机会，他们变得“不稳定”（武内，1999：195）。有些研究者将农业的非专业化现象称为“去农民化”（Deagrarianisation）（Bryceson & Jamal，1997）。

在农村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就如同被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经济窘境所逼迫一般，非洲农业的劳动力开始投入自给自足用的谷物生产中。移动耕种的周期逐渐变短，土地的肥力下降，使农业生产走向绝境，因而不得不进一步外延性扩大耕地面积。这就是非洲农业。这恐怕又催生了回避不稳定农业收入风险的农业外所得依赖，也促进了农业的非专业化。农业的非专业化一旦发展，就无法发挥专门分工带来的利润，也愈加阻碍了农业生产性的提高。外延性扩大与副业化都给农业生产性的提高带来了负面影响。

从那时起，非洲农业就遭遇了险情。谷物土地生产力在1公顷1吨的水平上下反复变化，却没有任何大的提升。1961—1979年间，谷物的土地生产力虽然变化缓慢却呈上升趋势（年均1.55%），1980—2000年间回落到0.09%，虽然变化很激烈，但没看到水准的变化。也就是说，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其谷物生产农业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外延性扩大后，在90年代使用了“原有的技术进步”（Indigenous Technical Change）^[30]的余地，致使收益递减，开始进入了贫穷不稳定的“定常状态”。换言之，非洲农民陷入了贫困的陷阱。